从巴西比亚迪事件看中国人的所谓“奴性”

日前，巴西劳动监察部门调查发现比亚迪位于巴伊亚州马萨里市工厂里的163名工人生活在条件艰苦的环境中，并且护照都被统一管理。巴西方面认为这些工人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住宿条件存在严重基础设施和卫生问题，以“奴役”状态形容他们。一方面比亚迪回应称已与外包公司终止雇佣关系，另一方面外包公司金匠集团迅速做出声明，指责境外势力和部分自媒体恶意抹黑中国品牌和中巴友谊。该公司又发表了工人声明，称护照被扣留是为了办理临时身份证，且工资正常发放，否认“奴役”指控。有趣的是，在员工声明中并没有正式否认恶劣的工作环境，这说明巴西政府所言基本上属实。把声明言外之意说清楚的话，就是“工作环境虽然恶劣，但为生计也没办法。”

稍微对中国国内建筑业工人的生活环境有所了解的话，应该都对工地的艰苦状况并不陌生。这些在中国国内司空见惯的场景早已让人神经麻木，也难怪无论管理层还是工人都一致认为巴西政府小题大做。中国人的忍耐力和勤劳在全世界来说都非常罕见，法国政治家拉法格这样评价道：“劳动对哪些人种来说是本性的需要呢？……中国人，这些亚洲的奥弗涅人……他们象田鼠一样在自己的洞穴里忙忙碌碌，从来不会伸直腰背来尽情地欣赏一下大自然。”鲁迅也对中国人的这种心态有过深刻剖析：“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

似乎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能够坐稳奴隶的时代就是值得感恩戴德的盛世时代了，我们根本不明白这些把“劳动”称为“奴役”的外国人——他们怕是没经历过食人的年代，在那个年代我们连生存权都没有，谈何劳动权？陈独秀说道：“老年人不肯吃牛肉，是以为牛替我们耕了田地，出了米麦，做了这等重要的工作，还忍心吃他的肉吗？……不错不错，牛替主人种了田，主人还要吃他的肉，牛也不曾罢工；如今厂主并没有直接吃工人的肉，工人倒罢起工来，怎么不是无理的要求！”只可惜当代科技还未能使我们可与动物直接沟通，要是中国牛能说话，而外国人又说了些食牛者的坏话，中国某些人怕不是要牛说自己的肉肥美可口，让外国人也来尝尝牛的美味！因此很多知识分子痛心疾首，认为中国人奴性十足，是最保守的民族无法进步。比如柏杨就写下了《丑陋的中国人》，青年教员甚至宣言“湖南受中国所累！”

然而，除了一部分受虐狂，绝大多数奴隶是不可能真正以奴隶状态为自身期望的目标，它是以“恐惧”为自身的行为驱动力。对死亡的恐惧是“自愿”成为奴隶的根本因素，这其中带有极其保守的无意识幻想。他们认为对方能给我提供工作，能发放用于自身以及家庭生存所需要的工资和奖金，这就是幸福生活。只有这样的幻想，才能足以使人做牛做马，掩盖自身的不满和被压迫的事实，避免强烈的死亡焦虑。这并没有什么错，是很理性的生存选择。

对管理者来说，奴隶们的这种状态需要“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一方面要用较高的薪水来缓解他们的死亡恐惧，加强他们的幸福幻想，甚至具有某种“期望”的职能；另一方面需要让他们继续感觉到恐惧，如果彻底没有恐惧也就不会服从。在这里，扣押护照也许是一种权力的体现形式，仿佛在对工人说：“你的命运掌握在我的手里，你必须恐惧于我并且服从于我。不然的话，我将戳破你那‘幸福’的幻想。”

海面有多平静，潜藏的风暴就有多猛烈。中国人表面上有多顺从，背后的无意识就有多压抑。就算人如何被当成牛马不如，但他们终究是人，有着人的复仇心。在古代，无论是农民起义还是军阀混战，其残暴和嗜杀程度在人类史上都是少见的。比如东晋时期孙恩起义，每到一个地方都将当地的县官剁成肉酱，命令其儿女妻妾们分吃，有胆敢不从者就残忍地将其乱刀肢解。近到文革时期，残酷的武斗和大屠杀也让世人感到震惊。就算在今天，轻到网络暴力，重到近年频发的无差别杀人案也显示出中国人的内心并不像表面上那样温顺。一面是绵羊，一面是老虎才是中国人最真实的状态。这些问题的疏导，重点是如何让人能成为人。

按照精神分析的视角，无意识会不断重复。弗洛伊德由此悲观地认为，社会主义者的革命目标永远只是乌托邦梦想。这过程恍如亚细亚社会的百年孤独，在一次次的革命后建立起来的仍然是旧政权。然而这座城总要面对风暴，迫使人们学会如何面对屡次重复的仇恨。托洛茨基对此提出自己看法，认为只要能够与自觉的意识活动相结合，无意识中的重复可以成为革命的强大动力，“机体的潜在力量，根深蒂固的本能、从动物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嗅觉，所有这一切都激发出来了，冲破了心理上的墨守成规的大门，和高级的历史哲学概括在一起，为革命服务。这两个过程（个人和群众的）都是建立在意识与无意识相结合，作为意志的动力的本能与高级的思想概括相结合的基础上的。”

中国人超强的忍耐力同时也是一种拉康意义上的强大“死亡驱力”，一旦保守的无意识无法维持下去，这将成为社会这台机器的强大蒸汽动力。而只要有足够的理论和意识作为活塞，就不会让这股动力白白浪费或者走向破坏。“马克思主义者把自己看作是无意识的历史进程的有意识体现。但是‘无意识的’进程只有在达到巅峰之时，也就是当群众在自发的压力下冲破社会的墨守成规的大门，并胜利地体现历史发展的最深刻的需要之时，才会与自己的自觉体现相吻合。时代的最高理论意识在这个时刻才会与那些对理论毫无所知的最深层的被压迫群众的直接行动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