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是誰的？——柬泰邊境衝突的歷史張力

2025年7月，柬埔寨與泰國在柏威夏寺（Preah Vihear）地區再度爆發大規模邊境衝突。這場看似關乎領土與主權的紛爭，實則深植於兩國對於民族認同與歷史記憶的不同構造。民族建構理論認為，民族不僅是法律上的身份，也是一種被敘述、被建構的“想像共同體”。而Preah Vihear，正是這兩種民族敘事長期碰撞的象徵性空間。

一、歷史糾結：Preah Vihear的多重歸屬

中世紀吳哥帝國曾是東南亞的文化霸主，其影響深及今日泰國東北部。然而自15世紀吳哥淪陷後，柬埔寨長期處於暹羅與越南勢力夾縫之間，尤其在18至19世紀，Preah Vihear一帶長期被暹羅控制，並將柬王室視為附庸。這段“從屬與被統治”的歷史，在柬埔寨民族記憶中留下深刻創傷。

而在泰國敘事中，該時期則代表中央王朝權力的鞏固與疆域的自然擴展。Preah Vihear因此被視為“失落的歷史疆土”，是暹羅秩序的一部分，後因殖民干預而“被奪走”。

殖民時期，法國主導下的邊界划定將Preah Vihear劃歸法屬柬埔寨。1962年國際法院裁定該寺廟歸屬柬埔寨，但未能終結爭議。2013年法院雖重申裁定有效，卻未對周邊坡地明確歸屬，留下主權模糊地帶，為今日衝突埋下伏筆。

二、民族建構：歷史如何被國家講述

根據現代民族主義理論，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與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民族並非自然存在，而是透過國家機器、媒介技術與歷史再敘事建構而成。通過統一語言的報紙、教科書與公共節慶，國家塑造出一種“共享命運”的幻覺，使個體願意為之犧牲生命。

在這種機制下，“失土”與“光復”成為最具動員力的民族敘事。Preah Vihear寺廟，正是在兩國各自建構中，被賦予截然不同的象徵意義。

在泰國，19世紀推行的“泰化”（Thaification）政策以曼谷文化為核心，統一語言與宗教，邊境地區被重新納入暹羅敘事中。Preah Vihear雖位於東北少數民族聚居地，卻被當作被殖民者“划走”的冤屈之地，成為民族主義動員的象徵場域。

而柬埔寨長期面臨主體性危機，其民族建構強調從吳哥文明中“恢復榮光”。Preah Vihear與吳哥窟等遺址一並，被塑造成文化主權的象徵。2008年該寺廟被列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後，更成為柬埔寨國家認同與對外宣示的重要標誌。泰國任何主權質疑，都被視為對民族尊嚴的羞辱與歷史重演。

三、敘事動員：當歷史成為當代戰場

民族認同不僅是記憶的產物，也常被權力所利用。在當代社會焦慮與民主退潮背景下，歷史敘事往往轉化為政治動員資源。

柬埔寨政府常在選舉前強化“文化主權”議題，通過世界遺產外交激發民族情緒；而泰國軍政府亦曾在政治危機時借邊境民族主義轉移國內矛盾。Preah Vihear寺廟因此不僅是歷史遺址，更是權力競爭中的象徵工具。

衝突的激烈程度，反映的不是地圖上的一小塊領土，而是兩種“我們是誰”的敘事彼此無法調和的張力：對柬埔寨而言，這是文明的遺產與主權的象徵；對泰國民族主義者而言，這是外國勢力干預下的歷史冤屈，應予奪回。

四、超越邊界：共享歷史的可能性

民族建構從不只是文化表述，更牽涉政治權力、歷史記憶與國際秩序。當身份敘事被灌注於具體空間時，那些地點便超越其地理意義，成為戰爭的象徵、政治的投射。

要真正化解衝突，除了法律與外交手段，更需回到歷史敘事本身：

承認歷史的多重性，接納記憶中的複雜與不確定，拒絕將民族簡化為二元對立、榮辱線性的發展劇本。

唯有當“民族”不再被視為邊界的守護者，而是成為共享歷史與文化的起點，Preah Vihear 才有可能不再是戰爭的起源，而成為和平的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