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镜像：为什么有些行动会“顺势成功”，而有些制度突破会被瞬间掐断

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学中，有一个规律几乎贯穿所有事件，却很少被系统地讨论：

当权力想做某事，即便群众冲撞，也会被解释为“社会共识”，成为顺势而为的理由；
当权力不想做某事，即便群众依法、温和、理性，也无法在制度中获得一寸通道。

要理解这条规律，我们需要对比两个典型的结构性样本——一个隐喻化的“桥上横幅事件”，以及一个更重要、但已被从公共叙事中抹除的案例：佳士事件。

它们构成了一个镜像：
一个是权力本来就要做的事，因此任何冲突都可被利用；
另一个是权力绝不愿意让其发生，因此再合法也会被掐灭。

一、佳士事件：一次真正可能改变结构的制度性突破

与那些情绪化的抗争动作不同，佳士事件本质上是一次极为罕见的“制度内建构尝试”。

它不是街头冲动，也不是象征性表达，而是：

• 发生在市场化企业内部

• 围绕真实、具体、可度量的劳动条件

• 依据现行《工会法》《劳动法》的明确权利

• 通过完全合法的组织化程序

• 推动工人选举自己的代表，成立自己的工会小组

它不仅没有越线，甚至比大多数 NGO 还更“体制内”。

佳士真正触及的是中国现代化长期绕不开的三个关键结构：

1. 结社权的现实化（工人不是散沙，而是可组织的主体）

2. 劳动者代表机制的试运行（谈判权、沟通权）

3. 工会“双轨制”的雏形

   • 官方总工会

   • 企业级实际代表工人的独立组织

这是一种会改变制度权力平衡的创新。

换句话说：

佳士本来可能开启“从劳资冲突到制度治理”的现代化路径。

它是真正能够改变结构的事件，而不是一次社会情绪的宣泄。

二、但权力完全不愿让这种结构出现

佳士的失败不是因为组织者“太激进”。
相反，他们太温和、太合法、太程序化。

问题在于：
权力从一开始就不愿意让这种结构存在。

为什么？

1. 因为独立工会意味着真正的组织能力

组织能力 → 自主动员 → 非国家化的政治主体
这是高度集中体系中最不能被接受的变量。

2. 因为工会双轨制会改变治理格局

一旦劳动者拥有自己选出的代表：

• 企业与地方政府的灰色链条会被冲击

• 维稳体系要退出劳资关系

• 工人法律主体性被激活

• “协商”将替代“行政指令”

• 决策成本上升

这对体系而言不是“治理优化”，而是“结构外溢风险”。

3. 因为权力不需要“有效工会”这种制度

有效工会意味着：

• 权力要分享部分治理权

• 劳资双方必须谈判

• 成本回到市场，而不是维稳系统

• 社会力量开始自治

这些都违反了“秩序优先”“稳定压倒一切”的根本逻辑。

因此结论只有一个：

佳士不是不能做，而是权力坚决不想让它发生。

三、所以佳士被迅速定性、阻断、清场

这一事件没有出现冲击机关、没有街头激烈场景、没有政治诉求。
但过程却发生了：

• 组织者被强力阻断

• 声援者被迅速控制

• 信息被全面压制

• 话题被从叙事层抹除

关键是：

它的合法性与温和性根本不会改变结果。
因为它触及的是体系明确不愿开放的结构性边界。

当问题触及“制度性组织权”，压制就是预设结果。

四、镜像案例：一个“桥上横幅事件”为什么反而会顺势而为

与佳士形成对照的，是某些看似“激烈”的单点冲突事件。

例如：
某人在城市高处挂出横幅、喊出激烈口号，引发舆论震动。

乍看之下，这似乎比佳士“更极端、更政治化、更冒险”。

但结果却是：

• 虽然被迅速处理

• 但其后国家政策出现立刻转向

• 社会误以为“事件推动了改变”

这是典型的：

群众冲撞“撞”上了权力内部已准备好的方向。

当某项政策已经在内部失去可持续性，例如疫情期间的极端风控，系统本身就需要：

• 一个理由

• 一个信号

• 一个“民意窗口”

• 一个转向的契机

于是这类事件反而可以被“结构性利用”。

它不是推动政策转向的原因，而是方便的借口。

五、镜像对照：决定行动成败的不是群众方式，而是权力意愿

把上述两个事件放到同一张结构表格里：

| 事件属性       | “桥上横幅事件”（隐喻化） | 佳士事件           |

| ---------- | ------------- | -------------- |

| 行动方式       | 高风险、高冲击、不可复制  | 合法、温和、程序内、可复制  |

| 是否触及权力结构禁区 | 否（只涉及情绪表达）    | 是（涉及组织能力与制度权利） |

| 权力是否本来就想改变 | 是（内部已准备转向）    | 否（绝不愿开放）       |

| 最终结果       | 被纳入为顺势理由      | 被定性、阻断、清场      |

这就是最重要的结构结论：

如果权力想做某事，即便群众冲撞也只是顺势而为；
如果权力不想做某事，即便群众依法温和也寸步难行。

制度的方向决定了事件的命运，而不是事件本身。

六、为什么这值得记录？

因为两类事件看似完全相反，却共同指向一个核心真相：

决定社会行动命运的，不是抗争是否激烈，而是它是否触及结构权力边界。

佳士触及了——所以必须被消音。
桥上横幅事件没有触及——所以可以被利用。

这就是理解中国政治结构的底层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