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托派史笔记三：1960年代秘鲁左翼农运人物布兰科，兼重思历史上的中国革命道路问题

按：这是我写于2006年5月、关于《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义》（该书信息附后）的系列读笔之三。我无意再全面点评自己19年前的读笔，这里只补充说一点：此文第三节我表达了对王凡西的不同意见，说“不能从阶级属性去分析”1927至1950年的中共，认为它“既非工党，亦非农党，而是被一个工农官僚领导的党……党的政治基础是工农群众运动尤以农民运动为主”——这并不是严格的看法（文中亦说这是“大胆猜想”），虽然甚至我直到今天都觉得当年我这样的看法似乎更有道理，不过我真正要补充的点是：在写此读笔5年之后，我在另一篇谈延安时期毛党统治下鲜为人知的革命民主斗争的文章第二节，也谈及中共的阶级性质，这里我就不过多引述了，简单说就是那些谈论其实与2006年这篇读笔的谈论没有矛盾，是可以相互补充的，只是那篇更正式的文章并没有点评王凡西的观点。
（秋林，2025年7月14日）

黔进派：拉美托派史笔记三

[秘鲁篇] 1960年代秘鲁的农运风云人物——第四国际党党员乌戈·布兰科

——兼重新思考、浅议历史上的中国革命道路问题

阅读书目：

《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义》

作者：美国拉特格斯大学教授、拉美问题专家、美国社会民主党党员 罗伯特·杰克逊·亚历山大（1918—）

结稿于1972年9月

商务印书馆 1989年9月第1版 第1次印刷（北京）

统一书号：3017·340 译者：高* 涂光楠 张森根

[根据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出版社1973年版译出]

[秘鲁篇] 1960年代秘鲁的农运风云人物——第四国际党党员乌戈·布兰科

——兼重新思考、浅议历史上的中国革命道路问题

黔进派

2006年5月

托派的批判者若以为托派一概反对农村游击斗争，那就错了。在1960年代，身为第四国际秘鲁支部党员的乌戈·布兰科领导了秘鲁南部的农民武装斗争，并因此被捕，引起了全世界尤其是欧洲美国及拉丁美洲的广泛社会关注。布兰科也许是第一个、但却肯定不是唯一亲自参与甚至领导农民武装斗争的托派分子，以后，一些托派组织（例如波萨达斯派）还大力支持过危地马拉游击队，由于“得罪”了卡斯特罗派的势力范围，而被老卡训斥，这一训斥倒好，全世界的舆论都沸沸扬扬了。以后，“游击中心主义”的革命理论家德布雷以及切格瓦拉等人都与托派分子有直接或间接的交流，当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如火如荼地组织游击队时，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玻利维亚支部还为之热情讴歌。就在前几年，菲律宾左翼运动中还分出了一个革命工人党，而它的主要力量是一支上千人的乡村游击队，它还谋求加入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托派政党——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另外，当今墨西哥最大的且享有盛名的游击队“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领袖马科斯，据某些网友说也是个托派分子，但尚且无从考证。

再来看看中国，对于历史上的毛泽东领导的以农民为主力的游击队、红军，中国托派曾大加抨击，并断言中共这样的斗争方式不会取胜。当中共领导的革命在1949年胜利时，中国那几百个托派分子大吃一惊。在1952年12月21日斯大林73岁大寿之际，老毛将中国内地托派分子一网打尽，作为献给这位国际共产党皇帝的宫廷贡品。然而那些流亡海外的老托派没有沮丧，而是静静地反思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原先判断。中国托派的反思留待后述。

（1）

先来看看这第一个轰动世界的托派领导的秘鲁农民运动的有趣例子，当然先得简单回顾秘鲁政治与托派在1960年代前的部分简况。

罗·杰·亚历山大写道：“各种共产主义者在秘鲁左翼队伍内始终占少数，而在这个马列主义左翼的部分中，秘鲁托洛茨基分子本身又是少数”（P222）。经济的落后性与受奴役的状况赋予社会政治以保守的特点，同时也使现代的阶级矛盾（即现代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长期处于一种昏迷的状态，尤其是在二次大战前，秘鲁基本上以矿产品出口创汇为主要经济来源。这使得在秘鲁的阶级斗争史中，长期占有主要地位的是农民与大地产者之间的斗争，而不是工人与老板的斗争。秘鲁所有的政治力量都不得不服从于这种传统意义的阶级斗争。因而即使是秘鲁共产党，也在政坛上微不足道。最大的政治力量乃是创始于1930年代的秘鲁人民党（主张政治民主、民族经济发展和多阶级合作），它控制了绝大部分的积极工人和地位低下的中等阶层分子。正是由于这特殊的一点，从而使秘鲁农民运动版本的托派第四国际分子应运而生。让我们来简单看看第四国际秘鲁党的发展。

托洛茨基主义直到二战即将结束的1944年才在秘鲁生下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又是孱弱的。先天不足以至体质虚弱，终于导致托派对组织前途的意见分歧，这个分歧与当时第四国际围绕“新打入主义”等问题的分裂紧密联系在一起。新打入主义是当时的第四国际总书记米歇尔·帕布洛当时提出的，他主张“长期地”打入，并把打入对象扩大到共产党。在1956年尤其是得到人民党支持的普拉多上台后，秘鲁托派一分为二。以22岁的弗里亚斯为首的秘鲁革工党分子站到了帕布洛领导的第四国际书记处一边，主张长期地打入秘鲁人民党；而以早期托派分子弗·塞瓦略斯等人为首的秘鲁革工党分子则继续独立活动，它隶属于国际委员会派系。

打入人民党的托派派系，其理论政治方面，在1960年代初倒向了波萨达斯派系。它的表现这里略谈。只谈反对帕布洛的革工党派系，因为乌戈·布兰科产生于这个派系。

塞瓦略斯派革工党在1957年3月底举行第一次全国大会，之后与智利、阿根廷的反帕布洛的托派组织联合成立“正统托洛茨基主义拉美书记处”（SLATO）。它在1950年代后期成功地发展了一些托派工人，同时致力于联合秘鲁托派，经过各个派别的踌躇和磨合，终于在1961年12月建立了革命左派阵线（FIR），同时从1960年代前期起又领导起了秘鲁南部的农民运动。FIR最终在1963年随国际委员会派的多数派并入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

乌戈·布兰科生于秘鲁南部的库斯科省，国立科学高中毕业，青年时代博览群书，后来赴阿根廷就读于拉普拉塔大学农学系，同时参与了那里的托派。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第四国际分子纳胡埃尔·莫雷诺（真名：乌戈·布雷萨诺）是该大学的教师，同时是阿根廷托派《工人之声》派的一位重要人物（这一派在1963年前是国际委员会派，而后成为统一书记处阿根廷支部）。布兰科1956年回国以后就在利马参加了秘鲁革命工人党的塞瓦略斯派，而且相当活跃，大约在1958年年中他回到了故乡库斯科，试图发展工会和党组织，因此于1959年年中被捕入狱。在狱中他与一位犯人（拉孔本雄山谷的一名佃农）成了好友。他俩出狱后就在拉孔本雄山谷共同发展农会。他的革命实干主义使他不屑于同阻拦他的秘鲁共产党人争吵，而是集中精力去抓农民组织工作，大概正由于此，布兰科在农会组织工作中进步很快，不久就成为乔皮马约种植园农会的主要人物，并组织了一个革命工人学校，致力于推动土地革命斗争。

1962年，有着强烈自信的托派党员布兰科自荐为拉孔本雄与拉雷斯地方农民联合会总书记候选人，结果他得到农民群众支持而当选，但是老的农民领袖拒不承认他，二十个农会的代表自行退出并挑选了自己的干部，因此农民联合会分裂为两个对立组织。

据《秘鲁拉孔本雄农民运动》的作者韦斯利·W·克雷格认为，秘鲁托派分子的土地革命纲领要比老一代农运领袖强硬得多，这不但表现在布兰科及其托派战友大力支持以游击战发动武装起义，而且自1960年起，托派领导的农运就明确地以小块土地所有制为目标，体现在“无土地，毋宁死！”这个口号中。

当布兰科还是这个农民联合会的土改部长时，他就提出了一项彻底的土地革命文件，并在拉孔本雄山谷广泛散发（全文抄录如下）：

（1）每个农会的全体代表会议应从会员中任命一个土地改革委员会。

（2）佃户和转租佃农将自动成为他们耕作土地的业主。

（3）未开垦土地将分成小块进行分配，首先分给最贫苦的农民。

（4）已经为地主下种的土地，如地主行为合乎人道，可仍归地主所有。否则，那些土地，如有可能加上已由农会在集体控制的庄园房屋及设施，均作学校、商店、灌溉等用途。

（5）不容许受雇于地主的机构来插手，因为充分了解农业实际情况的人是农民自己。

（P241）

布兰科的土地革命政策，激起了大地产者的激烈反对乃至动起屠刀，“这场深入土改的所有（或几乎所有）负责人都被拘捕了。其他人在斗争中身亡”（乌戈·布兰科语。《洲际新闻》，纽约，1969年9月29日）

武装问题在土地革命一开始时就成为同样重要的问题。1960年11月，秘鲁革命工人党在阿雷基帕召开了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致决定通过游击战来进行革命起义。1961年4月，在秘鲁革工党要求下，SLATO在阿根廷首都举行了一次会议，据报导，会议代表来自智利、秘鲁、阿根廷、玻利维亚、乌拉圭和委内瑞拉（但亚历山大指出委内瑞拉当时并不存在托派组织），会议批准了起义道路——农村游击战，并答应提供800至900万阿根廷比索（约合13.1万美元），同时SLATO派遣N.莫雷诺、佩雷拉和马托雷尔1961年后期把这笔款子带到秘鲁。然而当莫雷诺交款时，只有50万秘鲁索尔居然削减了大约80%，更甚的是他没有兑现关于1962年3月付清的诺言。以布兰科为首的革工党库斯科省领导人火了，他们要求党立即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筹足资金，限利马的全国领导在48小时内同意这一点。阿根廷人莫雷诺却坚持把布兰科及其战友的领导职务撤消，此事照办了，这显然是莫雷诺的一个政治错误。布兰科以一名基层托派党员的身份和他的同志们却在1962年的拉孔本雄山谷毅然发起了后来闻名于世的革命起义，其后岁月里，布兰科被国际托派的各个支部视为革命英雄。

在1962年里，第四国际分子在秘鲁南部领导起了旨在坚决推进土地革命的广泛的游击斗争。布兰科及其战友的游击队抢夺警察的武器，并到处试图组织农民武装委员会，与警察战斗。布兰科及其战友领导的土地革命运动对秘鲁当局造成的巨大恐慌，可从他1963年5月被捕后的几年中看出。秘鲁政府在阶级斗争的巨大压力下被迫进行了彻底的土地革命：先是废除了农民对地主的半封建义务，然后使农民得到了小块土地的所有权，这些措施大大削减了托派在拉孔本雄山谷和库斯科地区的农民中的激进影响。“当一批游击队员（同托派无关）设法在1965年到拉孔本雄山谷建立基地时，他们得到极少支持或得不到支持”（韦斯利·W·克雷格：《秘鲁拉孔本雄农民运动》，P92）（P242）。

就布兰科及其战友领导的游击战，第四国际秘鲁支部（FIR）开始形成了关于农村武装斗争的革命思想。

首先是作为当时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派系的拉美组织SLATO重要人物之一、阿根廷托派分子N.莫雷诺，当他1961年后期到达秘鲁后，提出了一种不同于游击策略的思想，与1960年11月在游击战略上一致团结的秘鲁革工党产生了分歧。他在其《拉丁美洲的革命》中指出，把游击战作为党的唯一战略是“十分错误的”，他认真地区分了革命起义与游击战这两个概念，并特别强调了党，因为当时风行拉美的游击战略思想普遍忽视党的作用。“开始时，乌戈·布兰科似乎支持游击战的思想。但是，正如他在拉孔本雄山谷所表明的那样，最后他被引导到支持纳胡埃尔·莫雷诺提出的战略”（P237）。

应该说，FIR的意识形态最终形成，“主要是基于布兰科及其同伴们于1958年至1962年间在拉孔本雄山谷取得的经验”（P244）。托派的秘鲁革命出版社于1964年7月在秘鲁利马出版了小册子《我们的革命道路》，显然是乌戈·布兰科的观点，也显然代表着整个FIR的共同认识。这种认识归纳列举如下：

1、强调农民在秘鲁革命发展中的重要性，强调农会的政权性质，事实上农会被认为是新社会的核心、可与苏维埃相提并论，认为应以农会为中心组织起武装、政治统治、法治以及耕作、消费及信贷合作社等、工程建设、学校教育、保健福利等经济的与社会的功能。各地农会和各地区农民联合会应组成一个全国性农会，使之能够与全国资产阶级政权相抗衡，形成"双重政权"形势。

2、强调党，认为秘鲁托派农民运动的主要教训是缺乏“一个扎根于全国群众的党的支持”，认为光有民众支持还不行，应该建立起与群众密切联系的纽带，这个纽带就是党。因此，FIR批判了当时风行拉美的“游击中心论”，并认为这种论断对各国情况缺乏具体分析，布兰科则直接指出“卡斯特罗主义的同志们……用游击队取代党，……他们对共产党的机会主义批判却导致他们抛弃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许多根本方面……却过高估计并美化了单枪匹马的英勇行为”（布兰科1969年初回答对雷吉斯·德布雷的《革命中的革命？》的看法。《洲际新闻》，纽约，1969年3月3日）（P246）。

3、坚持对农民的传统马列主义看法。即认为“今天，秘鲁的农民是主要的革命力量，但是从长远来说，一旦他们取得土地以后，就成为资产阶级分子了。长远来说，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唯一保证”，既然他们这样看，但又为何要坚持农村武装斗争？布兰科答道：“我们的工作集中在农村，只是因为我们的力量有限，使我们不能全国规模地展开斗争，不能除农村以外还在工厂开展斗争”（来源同上）。

上述可以算是我对FIR与布兰科的一个历史笔记。

如果说我对秘鲁革工党的实践有什么异议，那就是说，革工党搞的农村武装斗争规模太小了，如果多发动几个布兰科，多发动几个革命实干主义者到秘鲁全国的东西南北去搞运动，就不至于使革工党农村力量在布兰科被捕后就基本沉默了。

（2）

说句诚实的话，第四国际的“秘鲁主义”也一定会被1936年陕北延安的红军战士所赞同。根据地建设、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一体化的理论早30多年前就在中国的朱毛领导的土地革命与农村武装斗争中发展起来，而且比托派FIR的理论更为完备和系统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革命战士在长达22年的农村武装斗争中总结出大量经验，并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理论。土地革命的激进平均主义对红军和党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压力，而那些社会主义理想确立于五四时期的革命先驱者，以及被十月革命理想所吸引的投奔延安的青年，成为党的干部的主要构成。正是这两个具有不同意义的重要因素辩证地结合起来，在长达22年的历史中保持并且加强了中共的社会主义革命先锋队性质。

我前面已说过，实际上从1949年后开始，中国托派就开始反思他们从前的立场，但这个反思是局部地发生的，并且直到1970年代初期才完整地表述出来。在1970年之前，以彭述之为首的一些人占据着中国托派话语权的垄断地位，他坚持认为以毛为代表的中国革命道路是错的云云。彭的理论，我感觉不值一提。王凡西的反思，确实有一些价值，然而我以为其中的思想养分并不够满足今天新一代左翼分子对历史所能提供的经验教训的渴求。

王凡西在他的A.《论中国第三次革命中斯大林派胜利与托派失败的原因》和B.《必须从中国T派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向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第十次世界大会提出的一个讨论大纲）》浩荡长文中，所提供的几点重要反思是：

1、中共保持了工人阶级的倾向，算是代表工人阶级历史利益的政党，这是中共最终取得胜利的原因。

2、对于无产阶级共产主义政党来说，在坚持城市工人工作第一的前提下，从事农民武装斗争，也是可以的。不过，中共的农民武装斗争存在“一个最大的政策错误”：“他们长期间排斥了以国民会议口号为中心的民主斗争”。正由于此，“他们长期间陷于无中心政治口号因而是盲动瞎斗的困境中，陷于深深的「孤独中」（毛泽东语），遭受了一连串严重的挫败，甚至在一个时期陷于频于消灭的险境；等到后来，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决心改变政策，决心采用国民会议口号的时候，则又跌进了另一个极其错误的十足投降的泥淖中（接受国民党领导，信仰三民主义，倡议联合政府等），也几乎弄到被消灭的地步。幸而他们紧抓「枪杆子」不放，又发动了土地改革运动（当然再配合其它的「特殊条件」），才算把命运扭转”（王凡西A文）。

3、工人政党的性质能够在如下条件中得以保持：（1）有一个革命纲领；（2）切实进行革命活动（如土地革命）；（3）具有相当长远的革命传统；（4）在国际上与别国的工人革命党保持着兄弟般的联系；（5）在组织路线上始终注意阶级差别，而且充分准备一有可能便大量吸收优秀工人入党。至于党的工作地区是城市还是乡村、争取对象是工人还是农民，“其阶级性质仍可在相当时间内保持不变的”（王凡西B文第9点）。

（3）

我想在王凡西的反思与我的现有认识上提出几个问题兼我的粗浅想法：

1、实际上，1927年开始的毛式的中国革命，一开始就种下了官僚特权的种子，由于战争所造成的军队的指令化、下级对上级的严格服从等特点，使得权力从一开始就趋向不受监督。虽然延安时代官兵普遍艰苦朴素，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亲自动手自力更生，但是仍有资料表明当时中共有一些高级领导人大兴排场祝寿，这难道是偶然的或纯粹个人作风问题吗？官僚特权的滋长自然有斯大林派共产党国际的榜样与纵容作用，但是农民革命战争本身的特点也值得深思。确实如一些同志所想的，党内确实需要一个革命工人的民主派，他们可能在城市中，在战争策略上不应干涉农村的党组织，但是应在战略和组织上占据统治地位，在组织上着重监督党内干部，着重点在于保证党内民主与严格监督官僚权力。

2、从朱毛以及其他中共同志在1927、1928年开始在江西、湖南、湖北等地的农村开始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开始，一直到1949年，在这个过程中，建立在土地革命与农民武装斗争基础上的中共是否真的具有工人阶级性质？我严重怀疑王凡西对一个工人政党保持其性质的那五个条件，理由是，在1949年至1950年代初期，中共这个“保持了阶级性质的工人政党”却没有建立一个真正使工人不但掌握经济权力而且掌握政治权力的政权，而是照着苏联的模本复制了一个工人官僚统治模式。我不能理解这一点。

中共1949年胜利之内因应该从世界格局这个整体中去寻求，而不是从中共自身属性的角度去寻求。我严重怀疑自1927年从土地革命中获得力量并把绝大部分力量用以从事农村武装斗争的那个割据力量就是工人政党，尤其是1930年代中期后（城市组织几乎崩溃、朱毛周等农村力量代表开始处于权力核心时），可以说从那时开始的那个中共就已经不是工人政党了。但是我又不以为它是个农民党。我有个大胆的猜想：不能从阶级属性去分析这个党。我认为这个党既非工党，亦非农党，而是被一个工农官僚领导的党，其领导者是一个工农官僚，党的政治基础是工农群众运动尤以农民运动为主。一个党的属性并不能向过去索要答案，只能从今天之现实（尤其是社会物质生产与现实政治运动的现实）得以解释。一个没有工人斗争内容、不从工人革命斗争方面获得重要力量的党决不可能是一个工人政党。

别忘了，1960年代开始从事激进土地革命的秘鲁革工党的总部是在秘鲁最大的城市首都利马，而不是在拉孔本雄山谷。

我认为，中共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并推进社会主义革命，乃在于两个因素：

其一，土地革命是中共得以前进并且不得不前进的根本动力。正是托洛茨基指出，中国农村大有产者与城市资产阶级、国外资产阶级的融合，使得中国的资产阶级根本无法完成民主革命（即土地革命），这个任务就落在了无产阶级的身上，大革命时代的土地革命干部带着他们的丰富经验最终加入了以朱毛为代表的农村革命力量。

其二，十月革命理想和苏联工人国家巨大成就为中共胜利提供重大引力，以及国际阶级斗争的矛盾极大地推动了中共的斗争。十月革命理想和苏联成就从两个方面产生引力：一方面，中共的许多核心干部的理想之最终奠基源于十月革命；另一方面，1917年十月革命及苏联工人国家自1930年代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深深吸引了全世界亿万工农群众，而“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苏联十月革命”这一条正统轴线使中共获得中国共产主义正统代表的合法性依据，这就对中国广大工农群众产生了巨大引力。

另外，国际阶级斗争——苏联及其国际共产党派系与资本主义世界的斗争——乃是1917年以来的世界角力状况，世界上任何一个重要政治力量都没有在这个角力之外。从属于苏联及其国际共产党派系的中国共产党就能置之度外吗？现代早已有史料证明，在抗日末期的1945年8月，中共曾发起了总进攻，试图赶在国民党之前占领大城市，但苏联当时不同意，结果中共只好收回臣命。但原来的总攻命令已成公开的事实，该怎么解释？中共尴尬得很。大家可以看看现在的中共主编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倒是写得堂而皇之，把朱德的总攻令说成是针对日本的，根本说不通嘛，在世界战场上的日本又不是你中共一家说总攻就打败了的，1945年初的雅尔塔协定不早就命定了日本的败局了吗？稍微有独立思考精神的人都会发现这个疑点。实际上，当时中共总攻是针对国民党的，是要准备建立中共的全国政权，至于这个全国政权究竟是什么样的政权，即使从当时的材料来看仍是不明确的，只能说这取决于当时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然而，在朱德发出总攻令时，苏联显然不同意。这个例子最好地说明了，中共的胜利权在国际阶级斗争中，不能脱离之外。

再有，为什么中共还是在1946年7月与国民党发生决战了呢？按某些迂腐的人的事后说法是国军先进行挑衅，实际上还是老毛本人说得最明白了：我们进行夺取全国政权的战争，苏联人是不同意的，我们是在违背苏联意愿的情况下作战的。那是不是说中共是完全从它自己的因素来考虑的呢？不是。实际上，从1945年末开始，苏联盘踞中国东北，造成了一个斯大林式的工人官僚政权，并实行苏式的工人国家经济制度，苏联与中美资产阶级的尖锐对立就使中共获得了反国民党的有利据点——东北，实际上苏联当时也默认了中共军队进驻东北，根本不是苏联领导集团的意志、而是国际国内阶级斗争本身——刺激了中共并使中共获得对资产阶级进行决战的支点。

这样，中共从国际国内阶级斗争中获得一个强有力的支点，又被农村里的土地革命这个动力推着走，这就使中共从1946年开始就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展开了对资产阶级的决战，这就是中共胜利的原因。

（全文完）

（8945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