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没有设计的楼，与他真正考察过的庙——从四川大学到七曲山，寻找建筑背后的历史

蜀山西行者

开篇  九月的七曲山

2026年9月，姐姐安排了一趟从重庆到成都的行程。姐夫开车，途中专门在四川梓潼的七曲山停了一站，带我们参观七曲山大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文昌祖庭。

我原本对文昌信仰和祖庭的名头没有太大兴趣。真正让我停下脚步的，是庙里的建筑：元、明、清不同时代的遗存汇集在一处，殿宇在漫长年月里反复修建、增补，层层叠着历史。那并不是一次专程追寻营造学社足迹的考察；后来查阅资料，我才知道，1939年梁思成等人曾在这里调查古建筑。

梁思成（1901—1972），广东新会人，生于日本东京，是中国现代建筑史学和古建筑保护研究的重要开拓者。他参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古建筑调查与测绘，抗战期间在四川、西康开展田野工作，后来完成《中国建筑史》等著述；他也参与现代建筑和城市规划事业。

我对梁思成的熟悉，还来自另一栋楼。在我求学、工作了十五年的四川大学，原成都工学院有一座正对校门的教学办公楼。楼顶覆盖着中国传统式的大屋顶，庄重而醒目。在我生活于川大的那些年里，人们常说，那是梁思成设计的。我从那栋楼前走过不知多少次，从未怀疑过这个说法。这次在七曲山大庙看着不同时代的殿宇，我又想起了川大那座熟悉的大楼。两处相隔数百公里的建筑，在我的记忆里，似乎一直被同一个名字连接着。

直到后来查阅资料，我才发现，这种联系有一半是真的，另一半却是一场流传多年的误认：七曲山确有梁思成和营造学社的研究足迹；川大那栋楼，却不是他设计的。这里面值得追问的，已经不只是建筑归谁设计。

一  一九三九年，营造学社到了梓潼

1939年秋，中国营造学社的几位研究人员从昆明出发，进入战时四川和西康。梁思成、刘敦桢带领莫宗江、陈明达等人调查古建筑、汉阙、石刻和崖墓。他们的旅行不是今天人们想象中那种沿路观光：交通艰难，空袭警报时有发生，拍照、测量、记录都要靠人带着设备一处处完成。

现有研究将他们考察梓潼七曲山文昌宫的活动记在1939年11月，相关历史照片还保存了考察者在庙中的身影。有关11月28日的具体日期，我目前根据后出研究使用，尚未亲自核见那一天的调查日记原页。

他们面对的天尊殿，不只是“古色古香”的殿堂。建筑史家要知道它面阔几间、进深几间，屋顶怎样构成，斗拱如何承力，梁架与哪些已知年代的建筑接近。换句话说，他们试图让一座没有清楚纪年文字的殿宇，凭自身结构提供年代线索。

梁思成后来在《中国建筑史》中写到七曲山天尊殿：面阔三间，进深四小间，单檐九脊顶；前面斗拱与背面及两侧的做法并不相同，内部梁架的若干构造，又与浙江延福寺元代大殿有相似之处。他据此判断其形制大约出于明初或明中叶，同时承认营建年代缺少直接文献。书中注释还标明刘敦桢、梁思成等参与测绘，并提及刘敦桢当时未刊的《西南建筑图录》。

这些技术名词读起来未必轻松，却是这项工作的要害。看一眼觉得古老，和在实测比较后说出为什么可能属于某个年代，并不是同一种认识。更重要的是，当证据只能支持“大约”时，梁思成并没有把它写成一个毫无疑问的准确年份。

后来重走考察路线的研究者还注意到，七曲山另有盘陀石殿，其木构保留了后来被判断具有元代特征的部分。1939年的调查没有充分识别它的意义；后来的研究认为，建筑位置偏僻、道路分隔及后世增建遮蔽了早期结构，都可能妨碍当年的辨认。

这并非证明梁思成“看走了眼”。考察时间有限，建筑本身也会掩藏线索；再审慎的研究者，也无法一次认尽。后来者凭新的测绘和比较补上认识，正是建筑史研究能够继续向前的原因。

二  川大门口，那栋不是梁思成设计的楼

原成都工学院的“一大楼”，后来成为四川大学的行政楼，如今称明德楼。中间高、两侧低，传统大屋顶覆盖着采用近现代工程技术建成的楼体。人们习惯了它的模样，却很少追问图纸上究竟署着谁的名字。

我过去听到的说法，是它由梁思成设计。这个说法似乎也很容易让人相信：梁思成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楼上恰好有传统屋顶、檐翼和古典装饰，二者看起来十分相配。甚至四川大学早年的公开介绍中，也曾出现过这一归属。

然而四川大学后来的专文说明，学校档案馆保存的设计图纸，以及相关调查和亲历者回忆，均指向另一位设计者：古平南。1954年落成的明德楼由古平南主持设计。四川大学2026年的建筑史介绍再次明确了这一点。

古平南并非借用梁思成名声的无名者。他曾师从建筑家杨廷宝，也有自己的专业训练和设计实践。明德楼融合了中国传统屋顶造型与现代建筑布局，其背后本来就有一个具体的设计团队和战后校园建设背景。

错误归属为什么流传多年？我还没有找到它最早形成的那一刻。可以确认的是，风格相似曾经成了归属推断的理由；而档案里留下的设计图，又足以使这种推断被修正。

楼没有变化。变化的是人们在介绍它时说出的那个名字。

三  从印象到证据

两座建筑的故事，差别恰恰在这里。

在川大，人们因为一栋楼有传统大屋顶，便想到梁思成，久而久之把它说成他的作品；在七曲山，梁思成和同事们却要对照斗拱、梁架和类似建筑，才谨慎判断天尊殿“大约”建于明代早期或中期。一个从印象出发，一个从可以核查的证据出发。

当然，川大问的是“谁设计”，七曲山问的是“何时建造”，问题不同，求证的认真却一样不可省略。

林徽因同样参与营造学社研究，但1939年川康调查时并未随队到七曲山，而是留在昆明附近从事图纸、资料与文字整理。现有资料不足以认定她经手了哪张天尊殿测绘图。

梁思成的工作也不是一人完成的：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刘致平等人的实地调查与后方整理，同样构成了研究成果。

结尾  再看七曲山

今年九月走进七曲山时，我并不知道自己后来会沿着这些史料，把它同川大的明德楼联系起来。

七曲山的殿堂仍在那里。它们有些留下了明确的年代，有些要靠构造比较才能得到谨慎的判断；有些被前人细细记录，有些则等待后来者重新辨认。明德楼也仍然立在四川大学的校园里，外形没有因为设计者姓名被纠正而改变。

如果说梁思成留下了什么，我现在更愿意想到他和同事们不断测量、比较、记录的工作方法，而不只是那些容易被人记住的传奇。

我在七曲山想到梁思成，后来却因他没有设计过的川大办公楼，重新理解了他真正做过的事。

资料与核查说明

1. 四川大学：《明德楼：开风气之先的中国传统复兴式建筑》（2019）；《明德楼》（2026年6月9日）。两篇均依据校方档案确认古平南主持设计。本文未亲见原始设计图。www.scu.edu.cn/info/... ；www.scu.edu.cn/info/...

2.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明代实物”有关七曲山天尊殿一节及注释，公开文字转录见《悦·连载｜中国建筑史83》。本文据所引结构记载转述，尚未核对初版书页及原始测绘图。www.sohu.com/a/79679...

3. 梁再冰口述、于葵执笔：《漫长的调查》序言节录，介绍1939—1940年川康调查与林徽因、刘致平留守昆明的情况。www.hunantoday.cn/ne...

4. 《作为建筑学家的林徽因与梁思成，与营造学社173天漫长的调查》，澎湃新闻，介绍川康调查历史照片与后续整理工作。www.thepaper.cn/news...

5. 萧易《漫长的调查：重走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之路》相关讨论，关于盘陀石殿的后续确认见《时光再现与发现》书评及书中对李显文研究的引用；本文不把该发现归于作者。cbgc.scol.com.cn/new...

6. 作者记忆：2026年9月到访七曲山大庙、过去在四川大学熟悉原成都工学院建筑，均为个人经历。本文没有虚构此次游览的具体天气、人物对话或路线。1939年11月28日考察日记原页、七曲山原始测绘图和古平南设计原图尚未亲见；林徽因对天尊殿具体图纸的个人贡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