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头发》—冬炙
新换的防盗门被破门锤,撞开。携带装备的消防员冲进客厅,四处扫视。除了喘气声、淋浴水声和烟草燃烧的细响,屋内整洁、明亮。这是第三次,也会是最后一次“火灾”。
队长拍了拍一名消防员的肩,朝我走来,轻拍我的后背。他摘下安全帽,长叹一声:“至于吗?”
他推开我递出的烟。
“当不存在就是了。撕破脸,对你们都没好处。”他靠上阳台半墙,捋了把头发,重新戴好帽子,“他妈的,怎么活不是活?到头来不都是要死。”
“水火无情,谁能控制得了嘛。”我嘬了口烟。
“你他妈就是没想通。真想通了,这火根本烧不起来。”他扭头望着窗外川流不息的车和人,“瞧人家高卢雄鸡,上个世纪就活明白了。”
“咱吃饱饭,才几年。”我又猛吸一口,快速吐出。眼眶烫得像灌了岩浆,我用力地揉太阳穴。一根黑色短发扎进掌心,我拔了出来。
远处,红蓝灯光交替闪烁,愈来愈近。
“嗯,之前还有点不甘心。”我捻灭烟头。
队长立刻接话:“现在该醒悟了!老同学!”
楼下,警车停靠。两分钟后,重新启动。
母亲卸下吸尘器的尘桶,左拍拍,右拍拍,如同雪崩般的灰尘被抖出:“刚结婚那会儿,一周不擦,也不见一粒。现在呢?一个浴缸都装不下。”
“天气干燥咯。”我咽下嘴里的油条,喝了口豆浆。半个月没吃着,这感觉无法形容。
“以前到处是建筑工地,能理解,现在工地少了,怎么还这样?”
“换气系统可能得换。”我耸耸肩。
母亲默不作声,伸手扯掉缠在进灰口上的头发。头发这东西,人每天都掉,年纪越大掉得越多。母亲把吸尘器和拖布收进储物间,转身取下衣架上的外套,拖着垃圾袋,使劲全力推出门。易拉罐的摩擦声响彻在楼梯间。从我结婚起,母亲每周三、六,来替我们打扫卫生。今天是周三。其实打不打扫,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
“妈,中午在这吃吧。”妻子走出主卧,话说得殷勤。
母亲俯身穿鞋:“家里还有人,我得回去。”
母亲走后,我继续一边看手机,一边吃她带来的早餐。妻子回到卧室,坐在梳妆台前,继续描眉画眼。自打我出了局子,母亲没问过一句,跟没事儿一样。
“课,十一点半结束。”卧室里传来妻子平淡的声音。
我扫一眼手表,还有一个钟头。妻子快步走到玄关处,换鞋。真我香水的味道瞬时氤氲整间屋子。
我望着她乌亮的棕色头发说道:“下午六点。”
“我可没有拖延症。”妻子说完,便关上门。
吃饱喝足,我往皮沙发上一躺,打开电视,调到常看的《动物世界》。什么动物我都喜欢,除了人。难得有如此安逸的时刻。
客厅的墙上挂两幅大芬村买来的赝品油画——蒙克的《灰烬》和霍珀的《纽约的房间》。油画下方是一台六十寸电视机。电视机摆在精致的矮柜上,柜里搁着一副德国“Mau Mau”纸牌,一台缺失手柄的Switch。我记得那里面下载过《胡闹厨房》。每次闯不了几关,操蛋的厨房就开始着火,火越烧越旺,怎么也扑不灭。
想到厨房的火,就免不了想起卧室的那场,如今又增添客厅的这一把。每次火势都异常凶猛,像一片长满绿草的沼泽,吞噬了日神,也殃及了酒神。好在,我和妻子的生命无损。
自三场火之后,我们反倒自由了。两个人像两条河,汇进同一片海,深不见底,波澜不兴。这大概就是年纪增长的惯性。很多事,我和妻子和平地达成共识,像“阿波罗18”和“联盟19”在太空中握手对接,严丝合缝。这是我们往后共同追求的目标,也是我们还能走到今天的根本原因。如此一来,再生出飞蛾扑火的念头,几乎不可能。况且,往后的事,谁也说不准。至于其他那些东西,我们统统抛弃、一概不谈。于是,很多在别人看来致命的问题,到我们这里,烟消云散。
看着非洲豹全力追捕羚羊,我琢磨起中午吃什么。不知不觉打起盹儿,闹铃响了两回,我按掉两回。到培训班时,女儿独自坐在走廊的椅子上,抠着手指。回家路上,在麦当劳点了份儿童套餐。她一边吃汉堡,一边耍着随套餐赠送的“哆啦A梦”。
一回到家,女儿就躲进自己的房间。我则继续躺在沙发上。电视机成了声音背景墙。我越来越习惯在身边制造一些声音,但不是那些操蛋的手机铃声。
终于在第三次闹铃响起后,我蹒跚到洗手间的镜子前刮胡子。我听见手机在客厅桌子连续的振动声。我抬起头,侧着脖颈,刮去喉结上的胡茬。振动声停了一会儿,又振动一段时间。我仔细梳了一遍头发,几根细短的黑发掉在盥洗台上。刚喷完定型喷雾,手机又开始振动。我接通电话。
不知何时,妻子已坐在卧室的梳妆台前重新打理那头乌亮的长发。临走,我站在玄关镜子前,又左右审视了一遍头发。这几年来,头发掉落的速度,渐渐向耄耋老人东倒西歪的牙齿看齐,新生的怎么也赶不上。
我们乘电梯下到地库,上了我的车。凡是正式晚宴、逢年过节回父母家,或是带女儿出去旅游野餐,都只开这一辆。妻子的那样奔驰C260,或许小了一点儿。
妻子从黑色迪奥包里取出化妆镜,仔细打理卷曲的发尾。我们对头发的在意程度,不亚于因纽特人跋涉在极地之中捕猎海豹。女儿坐在后座,低头摆弄洋娃娃,偶尔会抬头望望窗外的商铺和行人。
车停在一家高档广式餐厅门前的标线车位内。我和妻子各牵女儿一只手,踏上平缓的台阶。金色边框的玻璃大门向两侧推开,迎面走来一位西服领带的男人。我报出房名“南山。”他便领我们往里走,沿锦鲤池中的石板小径,穿过玻璃顶下的人造山水庭院,再经一道游廊,才到包厢。推开两扇城墙似的大门,宽敞的休息区映入眼帘。左侧是一小段过厅,探身可望见用餐区的圆桌角,另一侧摆着茶台。一位中年男人坐在深红色木椅上,斟茶。灯光打在他光滑的脑袋上,像抛光的大理石。但他那撮浓密的胡须如黑松盆景般精致。
“来,喝杯熟茶,润润嗓。”
我笑着迎上去打招呼,端起瓷茶杯:“哪里的茶?”
“滇红。”
一个男孩跳下圆桌,直奔我女儿面前,一把抢过她怀里的洋娃娃。女儿蹙眉,抬头看我。
我喝下杯中血红色的茶汤:“很润。”
男人眯起眼,推给妻子一杯:“好山头,每年产量有限,市面上标注的原产地,无一真货。”
“确实好。这水温控得讲究。”妻子闻了闻,一饮而下。
女儿又摇摇妻子的手。
“上厕所吗?”妻子放下空杯,牵着她走出包厢。回来的时候,女儿空洞的眼神下扬起嘴角。孩子虽小,但相当懂事。
我们陪男人聊天喝茶。偶尔,我也会替他把把脉,诊断他身体近况。不久,赴宴的人大多携家眷陆续到场。
“随便坐。”男人坐在正对门的位置,发话。
我和妻子在靠门处坐下。大半宴客我们认识,余下的,两巡酒后,也都熟悉。
席间,我给中年男人引荐的新朋友把脉,告诉他们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这份工作使我厌恶,可我也离不开。妻子只动了几筷蔬菜和米饭。后半程,她几乎在陪那些被宴请的女客们喝茶聊天——聊女人自身,聊孩子,也聊她熟知的佛学,企图能为她们指点迷津。
晚宴四个小时,一如既往。每次散席,总有上了年纪的女人紧攥妻子的手道别。对妻子信佛这件事,我并不惊讶。我们从不谈论这个。夫妻之间,总该有些各自的角落。人既群居,也独居。所以佛学那套宗派、经义,我一无所知。只有一点能确定:她是在那三场大火之后,“遁入空门”。也正因如此,我反倒觉得,我越来越离不开她。这类场合,每多参加一次,便多结识一些人。我和妻子都很乐意。对我、对我们、对我们大家、对所有人,都好。
我把车停在地库,抱出熟睡的女儿。走到家门口,我发现洁白干净的廊顶,又布满深褐色霉斑。霉斑原先只在屋内的天花板上。
“找个时间,搞掉。”我指指廊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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