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议题阴影：越南的媒体审查与被迫噤声
Christelle Nguyen：一位常驻东南亚的发展研究者。研究兴趣包括东亚政治与科技外交。2026年1月18日晚上，现居美国休斯顿的前良心犯、越南记者范清妍（Phạm Thanh Nghiên）在她的Facebook直播。尽管Facebook粉丝数近30000人，但她并不常直播。
此时正是越南19日上午9点，整个国家的媒体都在关注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越共十四大），1586位参加大会的党员受到严格限制，不允许使用手机，只能使用指定的平板电脑。并且，除了开幕式与闭幕式之外，媒体不能参加大会。
在范清妍开始直播前，她谨慎地请丈夫（也曾是一位良心犯）开启他的Facebook，用以确保平台能够顺利运作。直播一开始，她一再询问观众，声音和画面是否清晰。这种额外的谨慎并非没有原因：许多时候，尤其在政治敏感时期，她牵涉政治禁忌的帖子──例如对某位政治领导人的批评、揭露家人在越南遭受的骚扰，或关于最近被捕或被监禁异议人士的新闻──在越南往往几小时内，甚至几分钟内就会被屏蔽。
她向观众朗读2008年所做的调查报道《愤懑——我们的海啊！》 （UẤT ỨC – BIỂN TA ƠI !）。这篇报道是关于2005年多位渔民在北部湾海域，遭到中国军舰开火攻击，造成八人死亡的事件，她因这篇报道被控「进行反对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的宣传活动」，在2008年遭到监禁。
这次朗读活动也正值黄沙海战56周年纪念日，但媒体似乎在越共十四大的喧嚣中忽视了这事件。黄沙海战是中国与南越在西沙群岛发生的海上武装冲突。
一位范清妍的朋友，将直播分享到自己的Facebook上。不到24小时，这位朋友接到警方电话，要求删除帖子，理由是「他们不想在党会召开期间看到它」。
警方介入的速度令人震惊，但审查原因并不令人意外──「中国因素」是越南新闻界和社交媒体上的「巨大隐患」──这些平台受到国家日益加剧的严格控制。中国共产党是越南政府最大的导师和盟友，然而另一方面，中国与越南的武装冲突、在东海的侵略行为，以及越南公众的强烈恐华情绪，仍对越南政府的政权合法性构成重大威胁。
一篇涉及中国的敏感报道
范清妍1977年出生于越南海防。她是七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父母双方都曾是共产党党员，但后来因幻灭而退党。
18岁时，因健康原因，范清妍不得不辍学。随后为谋生，她做过许多体力活，如卖饮料、织毛线和清洁工作。经常上网吧的经历帮助她了解社会经济问题，并促使她希望为改变国家命运做点事。在网络上，她与一些敢于公开批评共产党政府不公，并呼吁改革的越南公共知识分子建立了联系。2006年，她以笔名撰写了几篇关于人权问题的文章。隔年，她感到有强烈需要以真实身分发声，开始以真名发表文章，并参与和发起许多人权活动。
2005年，她偶然发现网路媒体《VietNamNet》（越南网），报道当年十多名越南渔民被中国船只攻击、甚至杀害的事件。她回忆道，当时只有《VietNamNet》是比较自由的媒体之一，并且尚未受到任何国家机构的监管，因此能够发布这样一则信息。
发生事故的海域，在越南称为东海（编按：中国、台湾称为南海），中越两方在此存在领土争议。1974年的黄沙海战中，中国打败了南越军队，之后黄沙群岛一直由中国实质控制。然而，越南政府仍然宣称拥有这些群岛的主权，但却对这场冲突保持了相对沉默。
2008年，范清妍和一位后来也被监禁的朋友，一起前往受害渔民的家乡，追踪这个故事。
这篇报道揭示了受害家庭的多重困境，尤其是那些被中国人残忍杀害的渔民的家庭。越南政府的完全沉默，加剧了他们的痛苦，政府不仅未能保护他们，还忽视对这些家庭的支持。采访结束后，她迅速完成这篇文章，并与朋友分享。朋友们随后将文章列印出来，发送给海外的越南媒体，以便更快、更广泛地传播。
这篇调查报道后来收录在她的回忆录《铁窗后的生命片段》（Những Mảnh Đời Sau Song Sắt）中，该书在她于2012年出狱后在地下出版。
2008年9月18日，范清妍在海防的家中进行抗议，公开表态「黄沙与长沙属于越南」的立场，批评越南政府在东海主权争议上过于软弱，沦为中国的附庸。选择在家抗议，是因为她发表多篇批评越南政府的文章，以及参加东海争议相关的抗议活动，被警方列为监控对象，限制其行动。然而，在家抗议也被视为挑衅当局，她因而遭到逮补。
范清妍做了少有官媒记者敢做的艰难工作。在入狱期间的多次审讯中，警方反复拷问是谁资助范清妍外出考察，让她能够撰写这篇报道。「警察一直问我是否有人资助我，即使我一再地告诉他们，这是我自己出钱，」他们不相信，一个来自贫穷家庭的人会纯粹出于同情，自掏腰包去拜访陌生人。
1980年代，由于网路的兴起和日益商业化，越南曾经历一段充满活力的媒体发展时期，尽管共产党从未完全放松对内容的控制。2023年，越南在无国界记者（RSF）发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中来到最低名次，第178位，在180个调查国家中仅次中国与北韩；2025年，排名则是173位。根据这份指数，除了2022年，越南一直是对记者最不友善的东南亚国家，也是世界上监禁记者最多的国家之一。
2026年1月18日直播的内容，很快就被Facebook删除。这并不让她感到惊讶，因为「被删帖」经常发生。 「我对此已经习以为常，甚至不会再关注它们被删除。」
自2012年获释至今，范清妍与Facebook之间存在着一种爱恨交织的关系。因为Facebook是越南最受欢迎的社群媒体平台，范清妍透过它与公众交流自己正在做的事，并与国内外的其他活动人士建立联系，因为被党控制的媒体，并没有提供如此的沟通管道。
然而，Facebook的母公司Meta也与越南共产党勾结：他们关闭了范清妍的个人帐号，以及她与其他人共同创建的几个平台，这导致许多投诉、申诉。她作为发言人的Facebook专页「回家的路」，发布许多人权受侵害者的影片，原累积了超过十万名追踪者，近期更名为「隔墙有耳」（Tai vách mạch dừng）。2025年第三季度，在越南政府要求下，Facebook删除近11000条帖子；同时，YouTube删除705支影片，TikTok删除798则短影片。她在2013年创办、专门揭露越南人权侵犯事件的博客，现在若没有透过VPN，就无法浏览。
陌生船只、外国船只：委婉称呼中国船只
2月17日，是2026年农历新年的第一天，也是1979年中越边界战争爆发的日子。那是两国共产党首次爆发战争。越南共产党对中国敌意强烈，以至于1980年12月19日颁布的宪法（越南统一后的第一部宪法）的前言，将中国称为「越南的直接且危险的敌人」──然而，这一表述在1988年被默默删除，为双边关系正常化铺路。两国皆刻意淡化，甚至遗忘这场战争。
战争起因是中国决定要给越南一个教训，不仅因为越南亲近苏联，还因为越南对中国约200亿美元援助的忘恩负义，在区域事务上不服从中国命令。然而，1980年代的经济危机，加上因干预柬埔寨事务而遭受西方制裁的国际孤立，迫使越南重新靠拢其战争时期的赞助国和意识形态盟友。两国都减少了官方的战争纪念活动。
最初，越南媒体将中越战争称为「保卫北部边境的战争」。2014年油井事件（中国在越南声称有主权的东海建设钻油平台，引发中越船只对峙，越南也出现大规模反华行动）后，正式地将中国称为「侵略者」。
然而，在近年的海事冲突中，越南媒体却习惯以「陌生船只」（tàu lạ）或「外国船只」（tàu nước ngoài），委婉代指「中国船只」。这两个词原先所指的是，那些突然袭击并击沉越南渔船的未知船只，这些船只发动袭击后，迅速逃离，留下受害者在危险境地中。它们既不从受害渔船上拿走任何东西，也不抓捕任何人。但对于中国与越南船只的海上冲突事件，官方乃至于媒体，仍以「身分不明船只」进行报道。据报道，岘港清溪郡（Thanh Khê）一组渔船的船长，曾请求地方政府公开声明「陌生船只」（strange vessels）来自中国。政府方面却未对此请求进行正式确认。
2024年，据称是中国海上安全人员，在东海的黄沙群岛附近追逐并登上一艘越南渔船，并用铁棍殴打船员，几家国内媒体仍继续将其称为「外国船只」或「陌生船只」。
小林（Lâm）曾在国营媒体当记者，后来选择到海外深造。他说，由于营运资金全来自国家，必须遵守严格的审查规则。因安全考量，与《田间》讨论后，受访者以化名方式呈现。
「国家资助的媒体在称呼台湾时面临更大的压力，必须称其为『台湾（中国）』或『中华台北』，」小林说：「驻河内的中国大使馆对此密切监视。」
登记在台湾的独立越语媒体《律科杂志》（Luật khoa tạp chí）主编、流亡记者郑友龙（Trịnh Hữu Long）表示，越南官媒必须称台湾为「台湾（中国）」或者「台北（中国）」，这表明了它们的工具性质，必须准确表达政府的外交政策。具体来说，就是承认「一个中国」的政策。反观自由国家的媒体并没有这种做法，除非它们与某些利益相关。称呼台湾为「台湾」或「台湾（中国）」，取决于各媒体编辑部的决定，而不是政府的压力。
「当政府通过惩罚那些发言与政府外交政策相悖的人来施压时，这在整个国家媒体系统中，形成了一种麻痹效应，导致它们自我审查，并主动写出符合政府意图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从未提及台湾政府在中国威胁下的反应，以及民进党的独立政策。」
「然而，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越南也希望与台湾保持良好关系，因为台湾对越南的经济影响。台湾是越南开放后最早的外国投资者之一，也是多年来最大的投资来源之一，目前仍在越南的前十名投资国之中。在全球贸易波动的背景下，越南更希望台湾企业将工厂从中国迁至越南。尤其是，越南非常需要外国投资于高科技领域，而台湾在这些行业中非常强大。因此，越南的媒体似乎也保持着对台湾的谨慎而和谐的语调。实际上，我认为这反映了越南整体的『竹子外交』政策。」
被禁止播放的缺乏「党性」纪录片
82岁的法国独立纪录片导演门拉斯（André Menras），是第一位获得越南国籍的外国人，其越南名字为胡刚决（Hồ Cương Quyết）。1968年，他以教师身分到南越任教，期间曾在西贡遭南越政府监禁。他支持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国家统一，这使他一度被视为越南共产党的支持者。战后虽返回法国，但他于2002年再度回到越南，透过法越教育交流与发展协会继续从事教育工作。
然而，他对中国在东海的侵略行为提出抗议，并与越南异议人士保持联系，很快使他与越南政府关系紧张，而他曾批评越南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奴颜婢膝」。
门拉斯自认是一名负责任的越南公民，因持有法国护照，使他比许多越南人享有更大的表达自由，并制作了多部涉及越南禁忌议题的纪录片。他对审查制度并不陌生，无论是在越南境内或境外──尤其是在涉及中国的议题上。他最具争议的作品之一，是2011年纪录片《黄沙－越南：失去的痛苦》（La Meurtrissure），该片揭示越南渔民遭中国船只袭击的悲剧，片中间接批评了越南当局的沉默──政府未能保护渔民、未能补偿其损失，甚至阻止支持者为他们发声。
光是制作这部纪录片，就是一场艰难的战斗，与门拉斯接触的受访者，频频遭到警方骚扰。公开放映同样面临诸多挑战，即使在西贡的法国文化中心放映，主办单位也试图限制问答环节。门拉斯则是直接面对越南的审查机构，他曾在2011年亲自把手写信送到文化部国家视听审查委员会，请求领导阶层允许纪录片公开上映，「当然，我从未收到任何回复。」
由于越南政府需要与中国共产党的维持良好关系，《黄沙－越南：失去的痛苦》最终在越南遭到禁播，只能以非公开方式在河内、岘港与胡志明市放映。
门拉斯持续透过影像发声，制作另一部纪录片《黄沙骑士》（Les Chevaliers des sables jaunes），继续揭露越南渔民所面临的不公。随后，他决定把所有纪录片作品，免费且完整地上传至YouTube，包括他的最新作品《越南在心》（Vietnam au coeur）。
「对我而言，渔民及其家庭所承受的苦难，从人道问题转变为一场关乎正义与民主的政治斗争──其核心在于言论自由与资讯自由的诉求。从根本上说，渔民的悲剧关乎这些基本权利：在自己国家自由生活与工作的权利。北京当局透过攻击渔民侵犯这些权利，而越南政府则在国内外压制他们的声音。这也正是为何打破沉默如此困难，但也使这场斗争更显高尚。」
「我可能会在2026年回到越南，在法国放映我的最新电影之后，」门拉斯表示。「你永远无法预测──让我们做个梦──也许有一天，我能在西贡和河内放映越南语版本，或在法国学院放映法语版本……但那将意味着当局展现出非同寻常的开放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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