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系毕业生面对的现实落差
肖冰：前驻华盛顿记者。关注国家战略博弈，政治话语与媒体生态的演变。“我当时做了一个报道，领导都在求我，‘你不要再做了。’我也觉得很痛苦，我有些报道做得很危险、很难。做的时候领导也不知道这个不能做。做出来之后（发不出来）他也很心疼你，但互相都觉得，实在没有办法。”
A这样总结他在一家头部中国国家媒体十余年的工作体会。他曾伪装成“新进员工”进行暗访，也曾因深挖时事热点招致政府部门的施压。在他看来，“红线意识”已然成为新闻从业者不可回避的职业本能。
这条职业路径，并非所有新闻专业的毕业生都能走得通。传统国家媒体是否仍是新闻系毕业生的首选？在“专业化招聘”与“政治素养考核”并重的机制下，从新闻教育到新闻实践之间的路径是否正在发生位移？
本文通过采访两位资深媒体人——曾在中央新闻机构任职多年的记者A与《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创始人之一程益中，探讨国家媒体当下是否仍是新闻毕业生的“正统出路”。基於工作考量，与《田间》编辑团队确认后，Ａ以化名受访。
为何新闻系毕业生盯着「体制內」?
尽管“体制”一词在当下常被赋予保守、束缚等意涵，但对新闻传播专业毕业生而言，中央级国家媒体依然代表着某种“可达的顶峰”。这一选择既与就业安全感相关，更深层地植根于体制内媒体与高等教育体系之间的“部校共建”机制，这是一种制度性路径再生产装置。
据公开资料显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新闻传播学院，长期与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建立“共建教学基地”，部分学生甚至在本科阶段即通过“联合培养”模式完成体制内人才储备。不仅是院校与媒体“共建”，南京大学等院校还与政府对接，直接为省、地级宣传部门输送人才。这种制度安排不仅强化了学生对体制路径的认知，也在某种程度上将“入编”视为专业训练的自然延续。
尽管央媒仍是新闻系学生极力争取的“金字塔顶端”岗位，但其名额有限，竞争激烈。澎湃新闻曾报道，在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820万的2018年，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央视三大媒体共招聘应届生273人。虽然录取者多来自清华、北大、人大和中传等新闻强校，但并非全部来自新闻专业。央视公示的2018年拟录名单中，不少被录取者拥有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专业背景。
程益中表示，尤其在当前媒体环境剧烈变化、市场风险加剧的背景下，这种供过于求的情况近年来只会更加恶化。他说：“现在没有那么多资深记者和编辑带新人，大家都是‘往外走’，而不是‘往里进’。”
行业萎缩：记者证收紧与持证人数缩减
与高校“人才供给热”形成对比的，是记者职业资格的逐年收紧。数据显示，2019年底全国持证记者为23.3万人，2021年下降至19.4万人，2022年进一步减少至18万人，三年累计减少超过5万人。中国记协发布的《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2022年发布）显示，2017至2020年，全国报纸出版业从业人员从20.6万人下降至17.1万人，累计减少约17%。记者队伍正经历一轮明显的“瘦身”。
这种变化不仅反映在数量上，更体现在资格制度的再规训逻辑中。自2022年起，新闻记者证实行新版管理规定，首次申领者需通过考核才能取得从业资格，而“政治素养”是首要考核内容。这意味着记者身份的获取不再只依赖单位推荐和年限审核，而是一种“政治合格证明” ──记者职业进一步被纳入国家意识形态治理体系。
在中国，专业记者必须持有由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发的新闻记者证，记者在采访、报道时必须“持证上岗、亮证采访”，任何未经授权人员不得以“记者”名义开展工作。《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和《新闻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明确指出，持证记者每五年需换发一次记者证，新闻专业技术人员每年参加累计不少于90学习时数的继续教育，并通过年度核验。这种“合格更新机制”令记者的合法性处于持续被审核状态——必须在体制设定的政治框架中不断证明自身“忠诚与胜任”。
A表示，以他曾在的机构为例，所属员工前往培训基地接受两类培训，一类是集中听课的培训，这类更侧重意识形态而非新闻业务。此外，培训结束后需参加考试，且与采编证和记者证直接挂钩，基本上没有人会不通过。
“（培训）就是强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而且这个和我上大学学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又不太一样。”他说：“在这学到的更多是怎样服务大局。”
而第二类所谓的新闻业务培训，在A看来，更像是安全意识培训，并由各个部门的领导——至少是局级以上的干部——主讲。他说：“这个安全意识不是人身安全，而是类似于审查安全。”
最令A印象深刻的是，在某次培训中，一张高级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的新闻配图被当成反面典型，皆因画面前排出现了某“海外媒体”的麦克风标志。图像安全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政治判断的体现。
“我当时没有意识到，我其实根本不知道这个（海外媒体）是什么，”A感慨道。
新闻图像的“安全性”也体现着制度逻辑。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媒体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其著名的“编码/解码”理论中指出，传播的本质不仅是内容传递，而是一种意义的构建与控制机制。在中国的国家媒体中，图像中的每一个元素都可能是符号政治的雷区。美国作家、评论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亦在《论摄影》中表示：“每张照片只是片段，其道德与情感重量取决于它被置于何处。”令A难以忘记的这张配图，正是“视觉清洁”机制操作下的缩影。
这种“新闻里的边界感知机制”下的规避能力对体制内记者至关重要。在A看来，体制内记者的日常，远不止采编和写作，更重要的是在每一个内容生产环节中，学习“识别什么是不能出现的东西”。
一线记者靠自己、识红线、避风险
“我并不是财经出身，但被分配到财经线时，也没人给我什么系统培训。”A回忆。他的解决方式是自掏腰包读了一个金融专业相关的在职研究生，虽然最后没拿到毕业证，但这段经历让他掌握了最基础的行业逻辑和政策语言的解码方式。此外，领导多次给他机会，让他能够有充足时间研读上市公司财报、参加新闻发布会，“这种工作坊式的学习对我帮助非常大”。
除了上述两类脱产式培训外，A透露，多数记者还会被派驻到地方进行为期一年的培训，他也不例外。这种在一线实战的经历，让A收获颇多。
“红线内的自由”是体制内记者日常更真实的写照。记者不仅要能采访写稿，更需时刻警惕内容边界，理解并规避制度性风险。在这种新闻生产逻辑下，采编人员的“内容判断能力”也变成一种政治能力。A说，意识形态的“学习”令他不堪重负，但他每次都尽量结合新闻实务，尝试突破“红线内的自由”。“比如说某位领导人去了某个地方，我们作为记者要捕捉到接下来的政策信息是什么。”
然而，获得相对自由的前提是领导和供职单位的支持。在其他新闻单位不敢触碰敏感社会事件时，A撰写了对地方政府治理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报道，甚至招致了地方官员的“重视”。
“小的一些单位觉得，如果我碰了雷，这个单位就会被连窝端了。”他说：“但我的领导也是扛得住的，地方找来，我的领导和他们是平级，还能客客气气的。但后来是更高级别的人来找，我的领导就顶不住了。”
A感慨说，体制内多多少少还是残存着一些知识分子。但即使有供职单位及领导的支持，记者想要在体制内活下来，也不能一再触碰红线。
意识形态训练的全覆盖机制
“很多人以为意识形态培训只是给基层记者，其实管理层也是重点对象，”程益中这样评价体制新闻中的政治训练机制。“我当时已经当了两个报纸的总编辑，我还要去参加广东省省委宣传部主办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再教育’培训班的学习考试。”
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培训高度规律化，除了年度集中学习，还会在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前进行“指令式引导”，要求记者侧重正面报道，防止舆论失控。
程益中说：“宣传主管部门要求媒体进行所谓的政治动员，包括参加‘两会’报道前，都要先进行教育，‘宣传积极，不得擅自报道，敏感议题需请示’等。”
这种“报道前布阵”的模式，要求新闻媒体及记者在制度框架内运行，执行的是“预设框架中的传播任务”，而非自主发声。新闻从业者正在从“独立写作者”向“安全的信息搬运者”转型。
程益中认为，国有媒体内部培训对记者的职业技能发展十分有限，当前媒体机构更偏好“可控而专业”的写作者。新闻岗位正从传统的通才逻辑转向“专业技能+政治安全”并重的双轨制用人方式。
“我们可以找到大量的专栏作家，为什么还要继续培养？可以用的人太多了，比如经济这块，我会直接从一个大学的经济系招人。”他说：“新闻专业不需要那么高的门槛，编辑有判断能力就行。”
新闻教育与体制实践的错位
中国新闻教育的课程体系与新闻实践的制度导向之间存在根本性脱节，这一现实早已被学界关注。四川大学新闻系教授蒋晓丽指出，新闻机构在“传递真实信息”与“承担舆论引导职责”之间存在张力，尤其在许多时候，新闻还肩负着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等功能，此时往往代表国家、地区、职业等特定利益并呈现出意识形态偏向。
这种脱节导致高校成为“专业主义理想的生产地”，而毕业生则常常需要在入行后重新学习“舆论导向型表达”。
正如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王维佳在《追问“新闻专业主义迷思”——一个历史与权力的分析》中所指出，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是“独立性”，但在中国，这种独立性“自始便缺乏合法性”。从民族自强、革命建国到党性原则与国家建设，新闻的专业性始终服从其政治性，意识形态目标总是优先于职业伦理。
在这种制度背景下，中国新闻从业并不是一种市场性专业劳动，而是一种制度性传播配置行为，其任务是协助政权实现信息稳定化管理。面对制度导向、政治要求与资源垄断并存的现实结构，新闻教育所倡导的表达自由、事实查证与监督理想，正在与新闻实践之间形成越来越深的裂痕。这一裂痕，也许正是新闻专业学生与“正统出路”之间最现实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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