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國腦控受害者群體中潛行半年：陰謀、能量場與微波攻擊下的精神求生故事

I. 我腦中的聲音真的不是幻覺

「你知道嗎，每天的凌晨三點，他們都會對我發波。」

阿陳這麼說的時候，眼神並不游移。他總是戴著一頂銀色反光帽，帽簷用鋁箔紙補了好幾層，像某種未來主義造型。他坐在他租住的10平方米隔間裡，牆上貼著手寫警告：“禁止靠近牆角：微波集中處。”像極了電影宇宙探索編輯部裡那個頭頂大鍋的人。

但是這不是科幻小說的開場，也不是神經病院的病房筆記。那天，我約了阿陳在秦皇島火車站附近的小旅館見面。此前，我已經在河北省的腦控受害者QQ與微信群中埋伏了長達三個多月。我模仿他們說話的方式，佯裝是其中一員，我總是聆聽，偶爾發言，聽得總比說的多。

「今天你有被打進低頻段嗎？」
「我晚上用屏蔽毯蓋頭，還是做了那個夢……他們進來過，他們一直看著我，我們不可能逃得掉了！都要完蛋了！我們都得死！」

他口中的他們不是具名的誰。可以是鄰居、CIA、中共特工、外星人、你曾經的戀人、或是你現在的父母。這個群體裡，最常見的動詞不是「說」、「做」或「看」，而是「發」「打」「控」「入」。語言像一層波段，傳達的不只是字面意思，而是一種無處不在的恐懼邏輯。

剛開始，我只打算觀察一週。但這個群體比我想像的更龐大、更穩固、更渴望被理解。他們彼此分享「反腦控儀」的使用心得，交流「植入晶片」的位置和排毒方法，討論誰最近又失眠、誰被家人送進精神病院、誰逃出來、誰從來就沒逃出去過。

他們不是一群「神經病」。或者更準確地說，他們是現代中國的一種副產品——在科技、信仰與制度崩解的夾縫中，被遺忘、被誤解，也被消費的存在。他們在論壇、淘寶、靈修圈、甚至新聞報導的縫隙中，構築出一整個次級現實。

而我，在這個次級現實裡，潛行了半年。

II. 他們不是突然瘋的：從身心技術到陰謀語言的斷層

他們不是突然瘋的。就像病毒不會在真空中出現，腦控妄想也不是無中生有。

腦控的背後，是一段被忽略的文化史：改革開放、科學熱、氣功熱與集體精神危機交織而成的身心技術演化史。在這段歷史中，語言、信仰與科技的邊界模糊，為今日這群腦控受害者提供了語境與土壤。

1980年代，中國大地曾捲起一場名為「氣功熱」的群體性修煉浪潮。在廣場、報紙與科普雜誌上，氣功被描述為可以激活人體潛能、釋放能量場的「科學技術」。它不再是修道者的秘密練習，而是被包裝為「中華民族的第五次科技革命」。

有人聲稱能用意念移動物體，有人自述「通過打通任督二脈後與外星智慧建立聯繫」。在國家科委與《人民日報》的支持下，這些說法一度擁有半官方的合法性。張寶勝、嚴新等「特異功能者」甚至進入央視、軍隊與高等學府，成為一種奇特的技術信仰。

這就是今日「腦控語言」的母體。「氣場」「頻率干擾」「第三隻眼」「松果體」等語彙，從未真正退場，只是換了一種更現代的包裝——「微波打入前額葉」、「CIA研發腦波武器」、「5G輻射刺激松果體」……這些詞語如幽靈一般，在新的焦慮場中再次復甦。

1999年，法輪功被取締，標誌著一段公共靈性時代的終結。但許多修行者退入地下，將原本的功法術語與更陰謀化的語言融合起來。
「我修煉時能感受到一種能量被封住。」
「他們用精神控制武器干擾我練功。」
「共產黨的科技可以讀出我的思想。」

這些語言，與今日腦控群體中流行的語句高度一致。到了21世紀，伴隨全球網路的開放，西方的陰謀論也紛紛湧入：MK-Ultra、QAnon、量子意識論、CIA心理控制項目……它們與中國本土的氣功語言拼貼融合，產生了一種新的「地下認知體系」。這種語言在QQ、豆瓣冷組、貼吧與私人部落格中蔓延，像一種社會亞文化，為孤獨與痛苦者提供歸屬與意義。

而在這個語境中成長或跌入妄想的人，不是反社會者，而是在醫療、宗教與國家信任體系同時崩潰後，尋求自我解釋的普通人。

「我知道我有病，可這不是幻覺，是他們真的在發波。」這是我在聊天中聽過最悲傷的一句話。說這話的是一位來自廊坊的中年男人，他在QQ群裡的名字是「空氣共振」。他曾被診斷為偏執型思覺失調症，但他相信那份診斷書只是「掩蓋真相的工具」。

精神病學中講他們所經歷的事情稱為控制妄想（delusion of control），典型出現在思覺失調、雙相障礙或創傷後反應的患者中。他們堅信：自己的思想被植入或抽走（thought insertion/withdrawal）、行為被遙控（passivity phenomena）或者有無形的技術（聲波、腦波、能量）正在攻擊他們的身體與意志

他們的感受是真實的——不是裝出來的，也不是演戲。他們活在一個「被感知的世界」中，渴望解釋，渴望理解。他們尋找的，不是藥物或診斷，而是語言上的共鳴者。有人告訴他們：「你不是瘋了。你是清醒的。」

然而，在中國，思覺失調的平均延誤診時間超過四年。家屬往往第一時間不是送醫，而是求神問卜；他們將病人視為「不孝」「怪胎」「業障」。城鄉差距、精神科醫療的稀缺與羞恥文化，使許多病人終其一生無法獲得真正的照護。

而語言——尤其是網路語言——成了另一種治療。從氣功話語（「能量場失衡」）到腦控話語（「CIA透過天線干擾你的頻率」），這些敘事比醫學更溫柔，也更有邏輯。它讓妄想者得以保有秩序感、自我定位與一種悲壯的抗爭敘事。

他們不是發瘋，而是在用語言重新建構自己破碎的現實。

進入2010年代，這套語言開始被商品化。淘寶出現大量販售反腦控儀器、水晶貼片、屏蔽頭盔、量子耳塞……每一件產品都包裝著仿科技語言、氣功話術與西方靈修概念。價格高昂，卻極具信仰性質。在我進入的群組中，這些商品不只是交易物，更是一種集體儀式的媒介：
他們彼此分享使用心得，記錄夢境與身體反應，互相印證「他們真的在干擾我們」。這不只是幻想，而是一場語言、商品與痛苦的自我封閉編碼。

在這些觀察中，我越來越清晰地意識到一件事：這些「腦控受害者」，不是純粹的受害者。他們在痛苦中創造世界，用電波與頻率解釋噩夢與失眠；用商品與儀式穩定幻覺；用集體對話維繫現實。他們可以是精神病患，可以是語言實驗者，也可以是被社會遺忘的需要關懷的普通人。需要說明的是，並不是每一位腦控受害者都有明確的精神病理，但幾乎所有人，都有著被誤診、被忽視、被孤立的生命經驗。與其說他們被陰謀論騙了，不如說他們在語言與信任崩潰的時代，選擇了更有組織性的瘋狂。

妄想的核心，從來不是錯，而是痛。而當痛無處安放，它便會成為一個虛構得驚人的真相。

III. 他們的腦裡各有一場無法關閉的戰爭

1. 阿陳（秦皇島，42歲，前通信工程師）

阿陳是我見的第一個受害者，正如我在開頭提到的，我們在在火車站附近一家每天80元的小旅館見面。房間裏散發著一股揮之不去的霉味，他有些侷促，不好意思的朝我笑了笑，說床上的被子有些髒，讓我還是坐在椅子上吧。他還穿著一件防靜電工作服，腰間綁了一圈金屬線，他向我介紹他自製的「反波束裝置」在我看來是一個用樹莓派之類的東西搭建的收音機，嗡嗡作響。他說這是「中頻干擾屏蔽核心」。他自我介紹說他在一個通信公司做過工程師，直到十年前的一次精神崩潰。他堅稱那次崩潰並非來自壓力，而是某次專案中接觸到的「保密訊號」導致他腦波被追蹤。「我想說的話還沒說出口，他們就已經反制我了。」他咬牙說。他聲稱五樓住戶天線是反射裝置，晚上他要搬床到陽台底下睡。「鋁箔紙可以幫我活過來。」阿陳是群裡最積極的「設備技術員」。

他曾給我寄過三張手繪圖，標註了「低頻震盪點」「干擾源偏移軸線」和「家庭內部波段監控陣列」。他說：「我不是瘋子，我是工程師。」這句話像是一道牆，把他擋在現實的邊緣，也把他困在裡面。他後來失去了工作，和妻子離了婚，孩子交給了妻子。他說他家人都覺得他瘋了。他和我說「鹿娜，你要相信我，我沒有瘋，是他們，他們一直在害我，他們毀掉了我所有的生活，你要把我的事情寫出來，你要讓世界知道真相。」

2. 巧巧（石家莊，27歲，前幼兒園老師）

巧巧是一個非常安靜的女孩，甚至在微信群和QQ群裡都很少說話。但她的腦控日記，是群裡轉發最多的。

她記錄每天的耳鳴頻率、頭痛位置、夢境內容，還有「語音操控」發作時出現的詞語。她把這些記錄貼在B站上，配著輕音樂與畫風怪異的動畫。

「她說那不是夢，那是他們給她投放的場景。小時候的操場、男朋友的聲音、還有一次她在幼兒園的意外。」群裡另一人補充說。

巧巧在24歲時被診斷為輕度抑鬱與解離症狀，但她堅持那是醫生「沒有能力理解多維干預現象」。她每個月用掉800多元買耳塞、買量子頻率貼紙、以及「日本出品」的松果體平衡儀。她媽媽說她「就是不結婚、不工作、整天神神叨叨」，把她微信刪了。巧巧就說：「他們把我媽媽也控制了。」

有一次她在群裡說：「要是我哪天不說話了，就是他們終於成功了。」然後連續五天不發任何訊息。第六天，她發了一張她畫的圖：一隻用錫紙包裹住頭顱的小貓，窩在櫃子裡發光。

她說那是她自己，「還活著。」

3. 衛國（邯鄲，60歲，退休環衛工人）

衛國是群裡的「老革命」，也是最像精神病人的一個。但奇怪的是，大家都聽他說話。

他有一副沙啞的嗓音，說話很慢。他每次語音開頭都是：「戰友們……今天凌晨我遭受了新一輪的聲波攻擊。」他習慣稱呼大家為「戰友」，稱自己為「腦戰老兵」。

據他自己說，他年輕時曾參加對越自衛反擊戰，在部隊裡做通訊兵。退伍後當過礦工、搬運工、環衛工，直到五年前被診斷為「慢性幻聽型精神病」。他堅稱這是因為他在國企時發現「內部腐敗傳播腦控設備」後被打壓。

他的家人把他的退休金接管了，只給他每月300塊零花。他用這筆錢製作了一頂「聲波折射頭盔」，拿寶特瓶、鋁板和舊電腦風扇拼接而成。他還寫過一本手抄本——《反腦控自救手冊》，全是他自己畫的圖和口號。

「我沒有瘋。我是個曾經保衛祖國的人，我不允許被一種我看不見的東西吞掉。」

這句話每次出現，群裡都會安靜很久。

在我看來他們都有不一樣的經歷：一個說的是技術邏輯，一個活在夢境碎片中，一個相信自己還在戰場。但他們共享同一種語言，同一種恐懼——那種來自「看不見的力量」、來自制度縫隙與社會裂解處的持續干擾感。

他們的故事彼此不相容，卻可以共同存在。他們互為證明，互為慰藉，互為真相的回音室。他們不需要被誰相信，只要有人回答就好。這是他們的日常，也是他們對抗世界的方式。

IV. 那些貼著「軍用技術逆向研發」標籤的儀器

他們總在說：「你要自救，不要全靠醫生。醫生是他們的人。」

這句話在群裡不斷被複述，幾乎像某種啟示錄的開場。然後，他們會甩給你一個連結——淘寶的某個小店，或一個加密的購物群組。

我花了一個月時間，從他們那裡收集到了七種「反腦控裝置」的信息，從價格最便宜的「便攜式低頻干擾探測筆」到最貴的一款「2023軍用級腦波屏蔽儀」，售價8888元，號稱「對標美軍H.A.R.R.P技術」。我也借來了其中的一些，嘗試看看裡面到底有什麼。

我自費從群友手中購入了一台「便攜式個人屏蔽儀」下手，友情價260元人民幣，包裝簡陋，上頭印著五個詞：「高頻｜干擾｜解碼｜防控｜技術」。說明書用詞極其專業，如「內置解碼模組」「腦電同步波反向干擾片」「生物磁振壓縮核心」。

打開機器後，我發現裡面只有一個USB小風扇、一塊薄薄的鋁膜板，和一條連接不到任何電路的LED燈線。整台機器連電源都不需要，只靠人手轉動。

在我看來，這也不能算是不是詐騙。這是一種精準地被設計來「回應妄想敘事」的商品。

它不需要功能，它只需要「聽起來像是功能」。它不需要讓你健康，它只需要讓你「覺得你的對抗在起作用」。這是從痛苦中產出的語言商機。

我追蹤了幾家淘寶商家，發現這些店鋪往往有共同特徵：

• 它們的名稱中都帶有「量子」「軍用」「意識技術」

• 這些使用看似科學的詞彙，實則無任何技術規格

• 在商品評論區裡設有大量讚美之詞：「用了之後耳鳴減輕」「夢境穩定」「終於不用靠藥物睡覺了」

留言者可能常常不是消費者，而是另一群潛伏者：那些在群裡販售「語言」的人。他們經營著從敘事到設備的全鏈條，販售不只是商品，而是一整套可用於安撫幻覺的儀式系統。

這不是商業行為，而是心理救贖的模擬裝置。讓人在痛苦裡產生「我正在掌控自己的痛苦」的幻覺，而這幻覺，最能讓人活下去。

當然，也有些人更進一步。他們不信任淘寶，而是自己做。

阿陳的「屏蔽帽」是我看到的最經典作品之一：用焊錫布、鋁箔、U盤主板組合，外頭貼著紅色警告：「強干擾環境專用」，宛如某種末日朋克風頭盔。我還看到了其他類型的「屏蔽帽」，例如在花盆上面綁上了一些帶子的，說是可以屏蔽腦控，還可以幫助集中注意力。

群裡還有一位「科技哥」，設計了一套「腦場迴旋場轉導儀」，實際上是用微波爐拆下來的馬達和電纜盒拼成的。他說：「這不是騙自己，而是讓我有事可做。這比坐著被打好多了。」

這些DIY裝置的目的不在於「有效」，而在於「參與」——在妄想失控時提供某種行為出口，讓人對痛苦產生改寫的可能性。

據我觀察，最早這些商品使用的語言偏向物理學與電子工程，後來逐漸融入靈性概念——「松果體平衡儀」「意識頻率升級貼紙」「多維共振擴展器」。

它們像是舊時代氣功詞彙與當代西方新時代靈性語言的混血兒，一方面具備技術感，一方面讓人覺得自己不是病人，而是「正在覺醒的星際種子」。這樣的語言不是單純為了行銷，它回應的是一種身份建構的渴望：我不是瘋了，我是少數知道真相的人。而我們這些圍觀者，能否真的說清：什麼才是真相？又有誰真正掌握語言與現實的權力？

V. 語言操控者：那些誰也救不了的人，反而成了別人的信徒

後來，我在巧巧的介紹下加入了一個叫「頻率重啟療癒空間」的微信小群，群主是一位自稱在「馬來西亞受訓回國的能量療癒師」，語言溫柔、畫風清新、自拍總有柔光濾鏡。

她從不直接提「腦控」，卻總說：「你的不適，其實是來自多維頻率被入侵」、「你需要打開松果體的呼吸節奏」或「你是少數能聽見宇宙低語的人」。這些話讓人感覺既高貴又被理解，而她的「能量排毒療程」標價688元一次，使用的工具是一套據說「來自巴西山林祕術」的紫水晶與自製冥想音頻。

她並未強迫任何人相信，在那個群裡，沒有人說她錯。那裡的人都太渴望被說「你不是瘋了」，哪怕那聲音來自一位陌生人的語音簡訊。

導師型人物不一定來自靈性圈。也有的，是更深層的模仿型專業者。

群裡還有一位叫「老劉」的群組主理人，自稱「前國安內部線人」，說自己「逃離體制後只為幫助被實驗的人自救」，他講話有條不紊，每天更新一份「反腦控生存手冊PDF」，附帶商品推介。

他使用「專業術語」：指出「腦控技術其實分為七段波譜，對應身體七輪」，並且引入「美國DARPA研究計劃和大紀元的報導作為佐證」，最後，他結合《黃帝內經》與腦神經學講解「思維量子化過程」。他的商品不多，但價位高——有一款號稱能「強化大腦屏障」的頭帶，使用醫療彈力繃帶與防輻射布縫製，在群裡售價1999元。

他不只是一個賣家，更是一個情緒安撫者和群裡的權威人士。當有人說「我好像控制不了了」時，他會說：「那是因為你還沒有打開第三層意識迴路，明天我發教學音頻。」所有人都會安靜下來，等他說下一句話。

如果你身處這樣的社群中，時間就會被一點點抽空。你要每天在線上報告「今天被打入幾次頻率」，群裡的人們會輪流安慰彼此，也輪流哭喊「我撐不住了」他們說「我們要堅持下去」，然後共同花掉一筆又一筆生活費。

群裡的導師們導師不必維繫親密，只需要控制節奏。而這個節奏的終點，不是療癒，而是依賴。當一個人每天的安定感，來自於某人是否發言、是否回覆、是否點名，那麼他就已經在一場看不見的控制之下了。

你可能會問：這些導師難道不是精神操控者嗎？他們不是在剝削一群本該接受治療的人嗎？

是的。但讓人意外的是，他們也曾是那群人。群裡有些時候會組織群語音活動，組織人說話的語速極快，語調飄忽。他說自己是「實驗中倖存者」，大學輟學後被聲波操控了兩年。他曾吞過氯化鋁以期「消磁」，住過精神病院。他說他現在講這些，只是「不想讓別人走我走過的路」。他也賣東西。他也有自己的「徒弟」。但他看起來不像騙子，他其實把自己創造成了一個別人可以信仰的版本。

我知道。這種人不是壞人。他們只是先被遺棄，然後學會了掌控。他們建立一套介於宗教、心理與技術之間的話語系統，把信任、恐懼、知識、商品和身份組合成一整個「微型社會」的治理邏輯。這不是精神病的附屬現象，而是在主流醫療與社會支持缺席後，語言與情感控制如何自發演化出來的現代神祕結構。他們的控制不靠微波，而靠一句話——「我們經歷過，我們知道真相。」

VI. 沉默的家庭與無法返回的生活

他們常說：「最痛苦的不是頭疼，不是耳鳴，不是夢裡有人對我說話。是我媽不信我，是我女兒躲著我，是我朋友以為我瘋了。」

腦控受害者的故事從來不只發生在腦中。他們的世界有家人、有學校、有社會保障系統、有工作單位——那些我們稱之為「現實」的場景。他們的痛苦，往往不是從第一次聽見聲音開始，而是從第一次說出來，卻沒有人相信那一刻開始。

根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2019年數據，中國思覺失調患者的就診率不到30%。而其中，接受規律藥物治療的比例更低至15%以下。

阿陳曾說：「我去過三家醫院，每家都給我不同的診斷：神經衰弱、情緒障礙、幻聽型精神病。但沒有人問過我，到底聽到了什麼。」那不是一張病歷，那是一張驅逐令。他再也沒踏進過精神科。他說：「醫生說我這是幻想，可我怎麼辦？難道不管它我就能活？」

對他來說，「去看病」意味著讓自己變得不可信。而在一個不信任妄想的人也不信任醫療的世界裡，妄想反而成了唯一的邏輯自洽系統。

很多家庭不會談論這件事。他們用沉默代替理解，用責備取代對話。李巧巧說：「我媽每次都說我是自己嚇自己，我爸說‘你要是再亂說話，就把你送進去。’他沒說去哪兒，但我知道那是哪兒。」

群裡有個年輕人說，他跟妹妹說自己被‘信號入侵’，妹妹只回了一句：「我不想知道這些，你要是瘋了，就去治。」

在這些人的生命中，最常見的情緒不是瘋狂，而是失聯——與過去的自己、與家人、與主流社會都失去了聯繫。他們沒人陪同就醫、無法申請精神障礙補助、也無法證明自己「還是可以做事的」。這樣的人，在中國的社保與福利系統裡，是一群幾乎被數據忽略的人。

腦控妄想最直接的後果是失去工作與社會功能。有人每三天就跑一次派出所報警：「我家樓上有聲波干擾器。」有人因為在地鐵上貼「禁止腦波監控」的貼紙被拘留。有人曾試圖回到崗位，但一旦耳鳴或「聲音」發作，他就無法正常交流。老闆說他「精神不太對勁」，讓他自己走。

這些事情沒有新聞，也沒有統計。他們不是那種會「引起社會關注的悲劇人物」，他們只是默默地從系統裡滑出去了。

有人說：「我不求別的，我只想回去上班，只要他們不打我腦子就行。」

但「他們」究竟是誰，沒人知道。他們真的有嗎？可能沒有。但「這世界不要我了」這句話是真的。

我在採訪時曾問阿陳：「你有沒有一瞬間，懷疑過自己真的病了？」他沉默了很久。他沒有說話，眼神飄到窗外的電線桿。他說：「我懷疑過。但一旦我那麼想，我就什麼都沒了。我只能信我自己，哪怕我錯了。」

這是我見過最清醒的瘋子，也是最脆弱的信徒。他們不是想逃避現實，他們只是想回到現實——但那個現實，不願意接受一個戴著鋁箔帽、說自己被微波攻擊的人。

不是他們選擇了那個平行世界，而是這個世界沒給他們容身之地。

「腦控」不是中國社會的例外，而是它的極端形態。它揭示出的是：醫療系統的不均與不信任，家庭功能的失落與互相否認以及社會支持結構的空洞與僵化。

這些人活在一個我們不願承認存在的空白地帶。他們既不是反社會者，也不是陰謀家，他們只是太早被放棄的人，用妄想拼湊出一個可以安身的語言世界。這不是他們的失敗，而是我們共同的失敗。

VII. 誰在控制我們的腦

我曾以為，妄想是一種精神病的表現，是一套被證明為錯誤的信念系統。但我潛行了半年，傾聽了數十個人的聲音，見過他們的帽子、圖紙、網頁購物記錄與畫出來的敵人，我開始懷疑：如果這不是妄想本身，而是對一種無法說出口的失控感的翻譯呢？

在這個時代，控制無所不在。它不是來自一個陰謀機構，不是CIA或中共，不是衛星也不是微波。而是來自生活中一點點的剝奪與否認：當你痛苦時，沒有人相信你，當你想說話時，沒有人傾聽，當你尋找答案時，只有人告訴你你瘋了。

那麼你會怎麼辦？你會不會開始想像，有一種外力在操控你？你會不會，也願意相信一個說「你不是錯的，你只是被干擾」的人？

那些人說自己被發波，被干擾，被讀腦，被遙控。但仔細想想——我們又有多少人不是？

當我們被網路演算法主導注意力、被社群輿論左右判斷、被KOL代替思考，我們的腦是否也在被某種「微波」影響？當我們無法對親密的人說出真實的情緒，只能轉向冷冰冰的機器或商品尋求安慰，我們是不是也在自建一套屏蔽系統，只是不像他們那樣戴著錫紙帽子，而是穿著更光滑的隱形裝備？

「腦控」不是那群瘋子的專利，而是我們共同時代的一面鏡子——它把那些我們不願面對的控制、恐懼與依附，外化為一場妄想，他們只不過是比我們早一步說出來的人。

我們還能怎麼談論「真相」？

在那個小旅館房間裡，阿陳曾對我說：「我知道你是來記錄的，你不會相信我。但沒關係，我已經習慣了。你和我聊過很多，你是我的朋友，我相信你不會騙我」

我沒有回話。我當然知道他說的很多事情無法證明、無法理解，但那一刻我只覺得——與其說他活在妄想裡，不如說他活在一個沒有出口的敘事中，而這個敘事是這個社會共同造就的。

我們不能只用科學或醫學來否定他們，也不能只用同情來免責。
我們應該問的不是：「你是不是瘋了？」而是：「你為什麼必須這樣說話，這樣才能被聽見？」

「我不是病人，我是實驗者；不是瘋子，是覺醒者。」
這句話不只出現在腦控群體裡，也出現在越來越多極端語境中：陰謀論社群、某些宗教團體、乃至日常生活裡拒絕一切「主流敘事」的人，甚至有時候，連我自己也會以清醒的人的身分自居——

我們活在一個語言高度破碎的時代。資訊流動越快，我們理解彼此的能力卻越低。於是我們不再尋求對話，只尋求同溫的頻率；不再建立關係，而是編寫個人宇宙劇本。

在這種情況下，「腦控」只是最戲劇化的一種表達。

我其實不是要寫一篇揭發騙局的報導，也不是要寫一篇批判中國精神醫療系統的論文。我只是，在潛行半年之後，想留下一些聲音——那些被稱為瘋子的人的聲音，那些從QQ語音、淘寶商品頁、手寫圖紙與閃爍的眼神中流出來的語言。

他們的語言有時顫抖，有時憤怒，有時平靜得像不屬於這個世界。但它們真實。它們來自痛，來自一群無法被定義的人，拼命想讓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留下痕跡。

我聽了太多這樣的聲音，有時會在夜裡反覆浮現。我開始難以入睡，夢見他們說的那種「發波時段」；我曾經想過，要不要告訴他們真相——可什麼是真相呢？我一無所知，也無力幫他們離開那個世界。

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把我知道的寫下來。

如果你願意停下來聽一會兒，你會發現——也許我們都沒有那麼正常，也許這世界，也沒有我們以為的那麼理性。

我們只是比他們晚一點掉進去，或者幸運地還站在邊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