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國腦控受害者群體中潛行半年:陰謀、能量場與微波攻擊下的精神求生故事
I. 我腦中的聲音真的不是幻覺

「你知道嗎,每天的凌晨三點,他們都會對我發波。」
阿陳這麼說的時候,眼神並不游移。他總是戴著一頂銀色反光帽,帽簷用鋁箔紙補了好幾層,像某種未來主義造型。他坐在他租住的10平方米隔間裡,牆上貼著手寫警告:“禁止靠近牆角:微波集中處。”像極了電影宇宙探索編輯部裡那個頭頂大鍋的人。
但是這不是科幻小說的開場,也不是神經病院的病房筆記。那天,我約了阿陳在秦皇島火車站附近的小旅館見面。此前,我已經在河北省的腦控受害者QQ與微信群中埋伏了長達三個多月。我模仿他們說話的方式,佯裝是其中一員,我總是聆聽,偶爾發言,聽得總比說的多。
「今天你有被打進低頻段嗎?」
「我晚上用屏蔽毯蓋頭,還是做了那個夢……他們進來過,他們一直看著我,我們不可能逃得掉了!都要完蛋了!我們都得死!」
他口中的他們不是具名的誰。可以是鄰居、CIA、中共特工、外星人、你曾經的戀人、或是你現在的父母。這個群體裡,最常見的動詞不是「說」、「做」或「看」,而是「發」「打」「控」「入」。語言像一層波段,傳達的不只是字面意思,而是一種無處不在的恐懼邏輯。
剛開始,我只打算觀察一週。但這個群體比我想像的更龐大、更穩固、更渴望被理解。他們彼此分享「反腦控儀」的使用心得,交流「植入晶片」的位置和排毒方法,討論誰最近又失眠、誰被家人送進精神病院、誰逃出來、誰從來就沒逃出去過。
他們不是一群「神經病」。或者更準確地說,他們是現代中國的一種副產品——在科技、信仰與制度崩解的夾縫中,被遺忘、被誤解,也被消費的存在。他們在論壇、淘寶、靈修圈、甚至新聞報導的縫隙中,構築出一整個次級現實。
而我,在這個次級現實裡,潛行了半年。
II. 他們不是突然瘋的:從身心技術到陰謀語言的斷層
他們不是突然瘋的。就像病毒不會在真空中出現,腦控妄想也不是無中生有。
腦控的背後,是一段被忽略的文化史:改革開放、科學熱、氣功熱與集體精神危機交織而成的身心技術演化史。在這段歷史中,語言、信仰與科技的邊界模糊,為今日這群腦控受害者提供了語境與土壤。

1980年代,中國大地曾捲起一場名為「氣功熱」的群體性修煉浪潮。在廣場、報紙與科普雜誌上,氣功被描述為可以激活人體潛能、釋放能量場的「科學技術」。它不再是修道者的秘密練習,而是被包裝為「中華民族的第五次科技革命」。

有人聲稱能用意念移動物體,有人自述「通過打通任督二脈後與外星智慧建立聯繫」。在國家科委與《人民日報》的支持下,這些說法一度擁有半官方的合法性。張寶勝、嚴新等「特異功能者」甚至進入央視、軍隊與高等學府,成為一種奇特的技術信仰。
這就是今日「腦控語言」的母體。「氣場」「頻率干擾」「第三隻眼」「松果體」等語彙,從未真正退場,只是換了一種更現代的包裝——「微波打入前額葉」、「CIA研發腦波武器」、「5G輻射刺激松果體」……這些詞語如幽靈一般,在新的焦慮場中再次復甦。
1999年,法輪功被取締,標誌著一段公共靈性時代的終結。但許多修行者退入地下,將原本的功法術語與更陰謀化的語言融合起來。
「我修煉時能感受到一種能量被封住。」
「他們用精神控制武器干擾我練功。」
「共產黨的科技可以讀出我的思想。」
這些語言,與今日腦控群體中流行的語句高度一致。到了21世紀,伴隨全球網路的開放,西方的陰謀論也紛紛湧入:MK-Ultra、QAnon、量子意識論、CIA心理控制項目……它們與中國本土的氣功語言拼貼融合,產生了一種新的「地下認知體系」。這種語言在QQ、豆瓣冷組、貼吧與私人部落格中蔓延,像一種社會亞文化,為孤獨與痛苦者提供歸屬與意義。
而在這個語境中成長或跌入妄想的人,不是反社會者,而是在醫療、宗教與國家信任體系同時崩潰後,尋求自我解釋的普通人。
「我知道我有病,可這不是幻覺,是他們真的在發波。」這是我在聊天中聽過最悲傷的一句話。說這話的是一位來自廊坊的中年男人,他在QQ群裡的名字是「空氣共振」。他曾被診斷為偏執型思覺失調症,但他相信那份診斷書只是「掩蓋真相的工具」。
精神病學中講他們所經歷的事情稱為控制妄想(delusion of control),典型出現在思覺失調、雙相障礙或創傷後反應的患者中。他們堅信:自己的思想被植入或抽走(thought insertion/withdrawal)、行為被遙控(passivity phenomena)或者有無形的技術(聲波、腦波、能量)正在攻擊他們的身體與意志
他們的感受是真實的——不是裝出來的,也不是演戲。他們活在一個「被感知的世界」中,渴望解釋,渴望理解。他們尋找的,不是藥物或診斷,而是語言上的共鳴者。有人告訴他們:「你不是瘋了。你是清醒的。」
然而,在中國,思覺失調的平均延誤診時間超過四年。家屬往往第一時間不是送醫,而是求神問卜;他們將病人視為「不孝」「怪胎」「業障」。城鄉差距、精神科醫療的稀缺與羞恥文化,使許多病人終其一生無法獲得真正的照護。
而語言——尤其是網路語言——成了另一種治療。從氣功話語(「能量場失衡」)到腦控話語(「CIA透過天線干擾你的頻率」),這些敘事比醫學更溫柔,也更有邏輯。它讓妄想者得以保有秩序感、自我定位與一種悲壯的抗爭敘事。
他們不是發瘋,而是在用語言重新建構自己破碎的現實。
進入2010年代,這套語言開始被商品化。淘寶出現大量販售反腦控儀器、水晶貼片、屏蔽頭盔、量子耳塞……每一件產品都包裝著仿科技語言、氣功話術與西方靈修概念。價格高昂,卻極具信仰性質。在我進入的群組中,這些商品不只是交易物,更是一種集體儀式的媒介:
他們彼此分享使用心得,記錄夢境與身體反應,互相印證「他們真的在干擾我們」。這不只是幻想,而是一場語言、商品與痛苦的自我封閉編碼。
在這些觀察中,我越來越清晰地意識到一件事:這些「腦控受害者」,不是純粹的受害者。他們在痛苦中創造世界,用電波與頻率解釋噩夢與失眠;用商品與儀式穩定幻覺;用集體對話維繫現實。他們可以是精神病患,可以是語言實驗者,也可以是被社會遺忘的需要關懷的普通人。需要說明的是,並不是每一位腦控受害者都有明確的精神病理,但幾乎所有人,都有著被誤診、被忽視、被孤立的生命經驗。與其說他們被陰謀論騙了,不如說他們在語言與信任崩潰的時代,選擇了更有組織性的瘋狂。
妄想的核心,從來不是錯,而是痛。而當痛無處安放,它便會成為一個虛構得驚人的真相。
III. 他們的腦裡各有一場無法關閉的戰爭

阿陳(秦皇島,42歲,前通信工程師)
阿陳是我見的第一個受害者,正如我在開頭提到的,我們在在火車站附近一家每天80元的小旅館見面。房間裏散發著一股揮之不去的霉味,他有些侷促,不好意思的朝我笑了笑,說床上的被子有些髒,讓我還是坐在椅子上吧。他還穿著一件防靜電工作服,腰間綁了一圈金屬線,他向我介紹他自製的「反波束裝置」在我看來是一個用樹莓派之類的東西搭建的收音機,嗡嗡作響。他說這是「中頻干擾屏蔽核心」。他自我介紹說他在一個通信公司做過工程師,直到十年前的一次精神崩潰。他堅稱那次崩潰並非來自壓力,而是某次專案中接觸到的「保密訊號」導致他腦波被追蹤。「我想說的話還沒說出口,他們就已經反制我了。」他咬牙說。他聲稱五樓住戶天線是反射裝置,晚上他要搬床到陽台底下睡。「鋁箔紙可以幫我活過來。」阿陳是群裡最積極的「設備技術員」。
他曾給我寄過三張手繪圖,標註了「低頻震盪點」「干擾源偏移軸線」和「家庭內部波段監控陣列」。他說:「我不是瘋子,我是工程師。」這句話像是一道牆,把他擋在現實的邊緣,也把他困在裡面。他後來失去了工作,和妻子離了婚,孩子交給了妻子。他說他家人都覺得他瘋了。他和我說「鹿娜,你要相信我,我沒有瘋,是他們,他們一直在害我,他們毀掉了我所有的生活,你要把我的事情寫出來,你要讓世界知道真相。」
2. 巧巧(石家莊,27歲,前幼兒園老師)
巧巧是一個非常安靜的女孩,甚至在微信群和QQ群裡都很少說話。但她的腦控日記,是群裡轉發最多的。
她記錄每天的耳鳴頻率、頭痛位置、夢境內容,還有「語音操控」發作時出現的詞語。她把這些記錄貼在B站上,配著輕音樂與畫風怪異的動畫。
「她說那不是夢,那是他們給她投放的場景。小時候的操場、男朋友的聲音、還有一次她在幼兒園的意外。」群裡另一人補充說。
巧巧在24歲時被診斷為輕度抑鬱與解離症狀,但她堅持那是醫生「沒有能力理解多維干預現象」。她每個月用掉800多元買耳塞、買量子頻率貼紙、以及「日本出品」的松果體平衡儀。她媽媽說她「就是不結婚、不工作、整天神神叨叨」,把她微信刪了。巧巧就說:「他們把我媽媽也控制了。」
有一次她在群裡說:「要是我哪天不說話了,就是他們終於成功了。」然後連續五天不發任何訊息。第六天,她發了一張她畫的圖:一隻用錫紙包裹住頭顱的小貓,窩在櫃子裡發光。
她說那是她自己,「還活著。」
3. 衛國(邯鄲,60歲,退休環衛工人)
衛國是群裡的「老革命」,也是最像精神病人的一個。但奇怪的是,大家都聽他說話。
他有一副沙啞的嗓音,說話很慢。他每次語音開頭都是:「戰友們……今天凌晨我遭受了新一輪的聲波攻擊。」他習慣稱呼大家為「戰友」,稱自己為「腦戰老兵」。
據他自己說,他年輕時曾參加對越自衛反擊戰,在部隊裡做通訊兵。退伍後當過礦工、搬運工、環衛工,直到五年前被診斷為「慢性幻聽型精神病」。他堅稱這是因為他在國企時發現「內部腐敗傳播腦控設備」後被打壓。
他的家人把他的退休金接管了,只給他每月300塊零花。他用這筆錢製作了一頂「聲波折射頭盔」,拿寶特瓶、鋁板和舊電腦風扇拼接而成。他還寫過一本手抄本——《反腦控自救手冊》,全是他自己畫的圖和口號。
「我沒有瘋。我是個曾經保衛祖國的人,我不允許被一種我看不見的東西吞掉。」
這句話每次出現,群裡都會安靜很久。
在我看來他們都有不一樣的經歷:一個說的是技術邏輯,一個活在夢境碎片中,一個相信自己還在戰場。但他們共享同一種語言,同一種恐懼——那種來自「看不見的力量」、來自制度縫隙與社會裂解處的持續干擾感。
他們的故事彼此不相容,卻可以共同存在。他們互為證明,互為慰藉,互為真相的回音室。他們不需要被誰相信,只要有人回答就好。這是他們的日常,也是他們對抗世界的方式。
IV. 那些貼著「軍用技術逆向研發」標籤的儀器
他們總在說:「你要自救,不要全靠醫生。醫生是他們的人。」
這句話在群裡不斷被複述,幾乎像某種啟示錄的開場。然後,他們會甩給你一個連結——淘寶的某個小店,或一個加密的購物群組。

我花了一個月時間,從他們那裡收集到了七種「反腦控裝置」的信息,從價格最便宜的「便攜式低頻干擾探測筆」到最貴的一款「2023軍用級腦波屏蔽儀」,售價8888元,號稱「對標美軍H.A.R.R.P技術」。我也借來了其中的一些,嘗試看看裡面到底有什麼。
我自費從群友手中購入了一台「便攜式個人屏蔽儀」下手,友情價260元人民幣,包裝簡陋,上頭印著五個詞:「高頻|干擾|解碼|防控|技術」。說明書用詞極其專業,如「內置解碼模組」「腦電同步波反向干擾片」「生物磁振壓縮核心」。
打開機器後,我發現裡面只有一個USB小風扇、一塊薄薄的鋁膜板,和一條連接不到任何電路的LED燈線。整台機器連電源都不需要,只靠人手轉動。
在我看來,這也不能算是不是詐騙。這是一種精準地被設計來「回應妄想敘事」的商品。
它不需要功能,它只需要「聽起來像是功能」。它不需要讓你健康,它只需要讓你「覺得你的對抗在起作用」。這是從痛苦中產出的語言商機。
我追蹤了幾家淘寶商家,發現這些店鋪往往有共同特徵:
它們的名稱中都帶有「量子」「軍用」「意識技術」
這些使用看似科學的詞彙,實則無任何技術規格
在商品評論區裡設有大量讚美之詞:「用了之後耳鳴減輕」「夢境穩定」「終於不用靠藥物睡覺了」
留言者可能常常不是消費者,而是另一群潛伏者:那些在群裡販售「語言」的人。他們經營著從敘事到設備的全鏈條,販售不只是商品,而是一整套可用於安撫幻覺的儀式系統。
這不是商業行為,而是心理救贖的模擬裝置。讓人在痛苦裡產生「我正在掌控自己的痛苦」的幻覺,而這幻覺,最能讓人活下去。
當然,也有些人更進一步。他們不信任淘寶,而是自己做。
阿陳的「屏蔽帽」是我看到的最經典作品之一:用焊錫布、鋁箔、U盤主板組合,外頭貼著紅色警告:「強干擾環境專用」,宛如某種末日朋克風頭盔。我還看到了其他類型的「屏蔽帽」,例如在花盆上面綁上了一些帶子的,說是可以屏蔽腦控,還可以幫助集中注意力。

群裡還有一位「科技哥」,設計了一套「腦場迴旋場轉導儀」,實際上是用微波爐拆下來的馬達和電纜盒拼成的。他說:「這不是騙自己,而是讓我有事可做。這比坐著被打好多了。」
這些DIY裝置的目的不在於「有效」,而在於「參與」——在妄想失控時提供某種行為出口,讓人對痛苦產生改寫的可能性。
據我觀察,最早這些商品使用的語言偏向物理學與電子工程,後來逐漸融入靈性概念——「松果體平衡儀」「意識頻率升級貼紙」「多維共振擴展器」。
它們像是舊時代氣功詞彙與當代西方新時代靈性語言的混血兒,一方面具備技術感,一方面讓人覺得自己不是病人,而是「正在覺醒的星際種子」。這樣的語言不是單純為了行銷,它回應的是一種身份建構的渴望:我不是瘋了,我是少數知道真相的人。而我們這些圍觀者,能否真的說清:什麼才是真相?又有誰真正掌握語言與現實的權力?
V. 語言操控者:那些誰也救不了的人,反而成了別人的信徒
後來,我在巧巧的介紹下加入了一個叫「頻率重啟療癒空間」的微信小群,群主是一位自稱在「馬來西亞受訓回國的能量療癒師」,語言溫柔、畫風清新、自拍總有柔光濾鏡。
她從不直接提「腦控」,卻總說:「你的不適,其實是來自多維頻率被入侵」、「你需要打開松果體的呼吸節奏」或「你是少數能聽見宇宙低語的人」。這些話讓人感覺既高貴又被理解,而她的「能量排毒療程」標價688元一次,使用的工具是一套據說「來自巴西山林祕術」的紫水晶與自製冥想音頻。

她並未強迫任何人相信,在那個群裡,沒有人說她錯。那裡的人都太渴望被說「你不是瘋了」,哪怕那聲音來自一位陌生人的語音簡訊。
導師型人物不一定來自靈性圈。也有的,是更深層的模仿型專業者。
群裡還有一位叫「老劉」的群組主理人,自稱「前國安內部線人」,說自己「逃離體制後只為幫助被實驗的人自救」,他講話有條不紊,每天更新一份「反腦控生存手冊PDF」,附帶商品推介。
他使用「專業術語」:指出「腦控技術其實分為七段波譜,對應身體七輪」,並且引入「美國DARPA研究計劃和大紀元的報導作為佐證」,最後,他結合《黃帝內經》與腦神經學講解「思維量子化過程」。他的商品不多,但價位高——有一款號稱能「強化大腦屏障」的頭帶,使用醫療彈力繃帶與防輻射布縫製,在群裡售價1999元。
他不只是一個賣家,更是一個情緒安撫者和群裡的權威人士。當有人說「我好像控制不了了」時,他會說:「那是因為你還沒有打開第三層意識迴路,明天我發教學音頻。」所有人都會安靜下來,等他說下一句話。
如果你身處這樣的社群中,時間就會被一點點抽空。你要每天在線上報告「今天被打入幾次頻率」,群裡的人們會輪流安慰彼此,也輪流哭喊「我撐不住了」他們說「我們要堅持下去」,然後共同花掉一筆又一筆生活費。
群裡的導師們導師不必維繫親密,只需要控制節奏。而這個節奏的終點,不是療癒,而是依賴。當一個人每天的安定感,來自於某人是否發言、是否回覆、是否點名,那麼他就已經在一場看不見的控制之下了。
你可能會問:這些導師難道不是精神操控者嗎?他們不是在剝削一群本該接受治療的人嗎?
是的。但讓人意外的是,他們也曾是那群人。群裡有些時候會組織群語音活動,組織人說話的語速極快,語調飄忽。他說自己是「實驗中倖存者」,大學輟學後被聲波操控了兩年。他曾吞過氯化鋁以期「消磁」,住過精神病院。他說他現在講這些,只是「不想讓別人走我走過的路」。他也賣東西。他也有自己的「徒弟」。但他看起來不像騙子,他其實把自己創造成了一個別人可以信仰的版本。
我知道。這種人不是壞人。他們只是先被遺棄,然後學會了掌控。他們建立一套介於宗教、心理與技術之間的話語系統,把信任、恐懼、知識、商品和身份組合成一整個「微型社會」的治理邏輯。這不是精神病的附屬現象,而是在主流醫療與社會支持缺席後,語言與情感控制如何自發演化出來的現代神祕結構。他們的控制不靠微波,而靠一句話——「我們經歷過,我們知道真相。」
VI. 沉默的家庭與無法返回的生活
他們常說:「最痛苦的不是頭疼,不是耳鳴,不是夢裡有人對我說話。是我媽不信我,是我女兒躲著我,是我朋友以為我瘋了。」
腦控受害者的故事從來不只發生在腦中。他們的世界有家人、有學校、有社會保障系統、有工作單位——那些我們稱之為「現實」的場景。他們的痛苦,往往不是從第一次聽見聲音開始,而是從第一次說出來,卻沒有人相信那一刻開始。
根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2019年數據,中國思覺失調患者的就診率不到30%。而其中,接受規律藥物治療的比例更低至15%以下。
阿陳曾說:「我去過三家醫院,每家都給我不同的診斷:神經衰弱、情緒障礙、幻聽型精神病。但沒有人問過我,到底聽到了什麼。」那不是一張病歷,那是一張驅逐令。他再也沒踏進過精神科。他說:「醫生說我這是幻想,可我怎麼辦?難道不管它我就能活?」
對他來說,「去看病」意味著讓自己變得不可信。而在一個不信任妄想的人也不信任醫療的世界裡,妄想反而成了唯一的邏輯自洽系統。
很多家庭不會談論這件事。他們用沉默代替理解,用責備取代對話。李巧巧說:「我媽每次都說我是自己嚇自己,我爸說‘你要是再亂說話,就把你送進去。’他沒說去哪兒,但我知道那是哪兒。」
群裡有個年輕人說,他跟妹妹說自己被‘信號入侵’,妹妹只回了一句:「我不想知道這些,你要是瘋了,就去治。」
在這些人的生命中,最常見的情緒不是瘋狂,而是失聯——與過去的自己、與家人、與主流社會都失去了聯繫。他們沒人陪同就醫、無法申請精神障礙補助、也無法證明自己「還是可以做事的」。這樣的人,在中國的社保與福利系統裡,是一群幾乎被數據忽略的人。
腦控妄想最直接的後果是失去工作與社會功能。有人每三天就跑一次派出所報警:「我家樓上有聲波干擾器。」有人因為在地鐵上貼「禁止腦波監控」的貼紙被拘留。有人曾試圖回到崗位,但一旦耳鳴或「聲音」發作,他就無法正常交流。老闆說他「精神不太對勁」,讓他自己走。
這些事情沒有新聞,也沒有統計。他們不是那種會「引起社會關注的悲劇人物」,他們只是默默地從系統裡滑出去了。
有人說:「我不求別的,我只想回去上班,只要他們不打我腦子就行。」
但「他們」究竟是誰,沒人知道。他們真的有嗎?可能沒有。但「這世界不要我了」這句話是真的。
我在採訪時曾問阿陳:「你有沒有一瞬間,懷疑過自己真的病了?」他沉默了很久。他沒有說話,眼神飄到窗外的電線桿。他說:「我懷疑過。但一旦我那麼想,我就什麼都沒了。我只能信我自己,哪怕我錯了。」
這是我見過最清醒的瘋子,也是最脆弱的信徒。他們不是想逃避現實,他們只是想回到現實——但那個現實,不願意接受一個戴著鋁箔帽、說自己被微波攻擊的人。
不是他們選擇了那個平行世界,而是這個世界沒給他們容身之地。
「腦控」不是中國社會的例外,而是它的極端形態。它揭示出的是:醫療系統的不均與不信任,家庭功能的失落與互相否認以及社會支持結構的空洞與僵化。
這些人活在一個我們不願承認存在的空白地帶。他們既不是反社會者,也不是陰謀家,他們只是太早被放棄的人,用妄想拼湊出一個可以安身的語言世界。這不是他們的失敗,而是我們共同的失敗。
VII. 誰在控制我們的腦
我曾以為,妄想是一種精神病的表現,是一套被證明為錯誤的信念系統。但我潛行了半年,傾聽了數十個人的聲音,見過他們的帽子、圖紙、網頁購物記錄與畫出來的敵人,我開始懷疑:如果這不是妄想本身,而是對一種無法說出口的失控感的翻譯呢?
在這個時代,控制無所不在。它不是來自一個陰謀機構,不是CIA或中共,不是衛星也不是微波。而是來自生活中一點點的剝奪與否認:當你痛苦時,沒有人相信你,當你想說話時,沒有人傾聽,當你尋找答案時,只有人告訴你你瘋了。
那麼你會怎麼辦?你會不會開始想像,有一種外力在操控你?你會不會,也願意相信一個說「你不是錯的,你只是被干擾」的人?
那些人說自己被發波,被干擾,被讀腦,被遙控。但仔細想想——我們又有多少人不是?
當我們被網路演算法主導注意力、被社群輿論左右判斷、被KOL代替思考,我們的腦是否也在被某種「微波」影響?當我們無法對親密的人說出真實的情緒,只能轉向冷冰冰的機器或商品尋求安慰,我們是不是也在自建一套屏蔽系統,只是不像他們那樣戴著錫紙帽子,而是穿著更光滑的隱形裝備?
「腦控」不是那群瘋子的專利,而是我們共同時代的一面鏡子——它把那些我們不願面對的控制、恐懼與依附,外化為一場妄想,他們只不過是比我們早一步說出來的人。
我們還能怎麼談論「真相」?
在那個小旅館房間裡,阿陳曾對我說:「我知道你是來記錄的,你不會相信我。但沒關係,我已經習慣了。你和我聊過很多,你是我的朋友,我相信你不會騙我」
我沒有回話。我當然知道他說的很多事情無法證明、無法理解,但那一刻我只覺得——與其說他活在妄想裡,不如說他活在一個沒有出口的敘事中,而這個敘事是這個社會共同造就的。
我們不能只用科學或醫學來否定他們,也不能只用同情來免責。
我們應該問的不是:「你是不是瘋了?」而是:「你為什麼必須這樣說話,這樣才能被聽見?」
「我不是病人,我是實驗者;不是瘋子,是覺醒者。」
這句話不只出現在腦控群體裡,也出現在越來越多極端語境中:陰謀論社群、某些宗教團體、乃至日常生活裡拒絕一切「主流敘事」的人,甚至有時候,連我自己也會以清醒的人的身分自居——
我們活在一個語言高度破碎的時代。資訊流動越快,我們理解彼此的能力卻越低。於是我們不再尋求對話,只尋求同溫的頻率;不再建立關係,而是編寫個人宇宙劇本。
在這種情況下,「腦控」只是最戲劇化的一種表達。
我其實不是要寫一篇揭發騙局的報導,也不是要寫一篇批判中國精神醫療系統的論文。我只是,在潛行半年之後,想留下一些聲音——那些被稱為瘋子的人的聲音,那些從QQ語音、淘寶商品頁、手寫圖紙與閃爍的眼神中流出來的語言。
他們的語言有時顫抖,有時憤怒,有時平靜得像不屬於這個世界。但它們真實。它們來自痛,來自一群無法被定義的人,拼命想讓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留下痕跡。
我聽了太多這樣的聲音,有時會在夜裡反覆浮現。我開始難以入睡,夢見他們說的那種「發波時段」;我曾經想過,要不要告訴他們真相——可什麼是真相呢?我一無所知,也無力幫他們離開那個世界。
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把我知道的寫下來。
如果你願意停下來聽一會兒,你會發現——也許我們都沒有那麼正常,也許這世界,也沒有我們以為的那麼理性。
我們只是比他們晚一點掉進去,或者幸運地還站在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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