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裸露變成「賦權」,物化去了哪裡?
女權曾經對「物化」(objectification)有相當清楚的立場:把女性價值主要化約成身體與性吸引力,是一種貶低。
在1960到1980年代,不少女權者認為,色情和過度性化的形象把女性鎖在「被看」的位置。美國學者 Andrea Dworkin 與 Catharine MacKinnon 把這套想法推得很徹底。她們認為,色情不只是圖片,而是在把女性當成物品來使用。對她們來說,物化不是品味問題,而是權力問題。
這個立場一度很明確。
但現在打開 Instagram,情況卻很分裂。
一些以女權為名的帳號,經常發布很性感、很暴露的照片,並說這是「賦權」(empowerment)、「收回身體主權」。同樣是把身體當作主要賣點,換一個說話的人,就可以從物化變成解放。
先說清楚:這裡說的不是所有女權,而是部分性正向(sex-positive)路線在社群媒體上的常見做法。其實到今天,仍有女權者反對這種自我性化。她們覺得,把自己物化之後再叫它解放,並沒有取消貶低,只是讓貶低更難被指出來。
「我自己做」就能完全改寫性質嗎?
性正向最常說的理由是:誰在做,意義就不同。被別人拍是物化,自己拍就是有主體性(agency)。
主導權當然有影響。但現在很多討論裡,這個因素幾乎被放到可以決定一切的位置。只要發布的人掛著女權身份,性感自拍就比較容易被說成賦權;換作其他人,就比較容易被說成物化。
這不是說完全沒有人提過區分標準,而是在實際操作上,身份往往比標準更有力量。如果將來真的出現一套清楚、而且不管你是什麼立場都一樣適用的判斷方式,那麼「物化」這個詞還是能重新變清楚。但現在比較常見的情況,是標準會跟著說話的人移動。
雙重標準是看得到的
一個很實際的現象是:
同樣性感的自我呈現,
• 出自沒有女權標籤的女性,常被說成討好男性、內化厭女;
• 出自有女權標籤的人,就比較常被說成勇敢、解放。
如果真正的標準只是「有沒有自己做主」,這種差別不應該這麼明顯地跟著政治身份走。當然會有例外,但如果這種落差反覆出現,它就不是巧合。
有演算法壓力,也不能自動叫賦權
Instagram 的演算法明顯更愛推身體曝光的內容,流量、粉絲和錢也大多往性感那邊跑。這些現實壓力都存在。
可是,壓力存在,並不代表所有性感自拍都能自動叫「賦權」。如果只要搬出「大環境使然」就能把物化說成解放,那物化幾乎會變得沒辦法再被指出來——因為任何人都可以事後用同一套理由替自己開脫。
重點從來不是女人可不可以拍性感照片,而是:我們還有沒有比較清楚的方法,去分辨什麼是物化、什麼是賦權?還是現在主要只看你是什麼身份,就給你不同的答案?
當批判的語言變得不好用
性正向想修正早期女權對性比較否定的態度,這可以理解。
但當「賦權」在畫面上常常跟它原本要批評的物化長得很像,而且評價又明顯受到身份影響時,這個詞的批判力就會變弱。它變得比較擅長分辨自己人跟外人,卻比較不擅長清楚指出「把人當成物品」這件事。
這不是說這個概念已經死了。而是說它正在變得不好用。如果將來有更清楚、更少依賴身份的判斷方式出現,「物化」仍然可以重新變成有用的工具。但就目前常見的情況來看,界線確實常常跟著立場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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