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禅
陈寅恪先生曾有言:“中国自今日之后,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诚哉斯言。说到”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不妨举一个虽然不够准确但可能比较形象的例子:一个小孩看到邻居家的孩子正把玩一个精致的玩具,他便用泥巴捏了一个,然后骄傲地展示道:”我也有一个!“旁观者尽可以嘲笑那泥巴玩具的粗劣,但却无法否定他渴望彰显自我的心气,此即如孔夫子所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而说到“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其必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每一个体都有其局限性,某一族群也只占全体人类的一部分,其局限性也是必然的。令人感到遗憾的是:陈寅恪先生虽然也曾对禅宗大加赞赏,但却没意识到禅宗恰恰就是中国历史上“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且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伟大成果。
以个人所见,似乎有不少人都以为禅宗起源于一个美妙的典故:佛陀拈花、迦叶微笑。大约一千年之后,菩提达摩把禅宗传入中原并成为初代祖师。然而,这一有关禅宗源流的论述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以常理而言,任一思想文化或物产技术的传播都应该是由近及远、先至交通顺畅之处再及山河阻隔之地,因此佛教传至东南亚的时间便远早于达及中土。而这就导致前文提及的有关禅宗源流的叙述产生了一个难以解释的怪现象:从佛陀与迦叶的心心相印到菩提达摩东渡之间相隔了上千年,那么禅宗早就应该在东南亚或西域等地开枝散叶,但事实却并非如此。难道达摩之前的禅宗祖师都是安土重迁之人?而达摩本人又偏偏对中国情有独钟,因此宁愿远渡重洋也不肯就近讲学?而以上疑点足以表明:虽然禅宗和佛家思想有关,但很可能并非起源于喜马拉雅山之南。
然而,即便如前所述,倘若从中国传统思想中找不出禅宗的源流,那最多也只能把禅宗视为起源地存疑的外来思想。但令人感到欣喜的是,假如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演变加以探析,那就会发现以下事实:从庄子、魏晋风骨、再到禅宗,那一脉相传的恰是“独立之精神、平等之意识、自由之思想”。在《剑桥中国史》中《佛教与道教的灵知》一文,作者写道:“关于禅宗最伟大的一个人物临济,人们可以说他的思想是用了佛教思想做调料的庄子思想,虽然很可能临济本人并不熟悉庄子,他只是通过中世纪对庄子的思想的反响才接受了庄子的影响。”此人可谓颇有见地,但他也没有对庄子思想与禅宗的一致性、以及庄子和佛陀各自见解的差异进行更深入与清晰的阐释。
而以个人看来,庄子和佛陀对“绝对理想化的自由性”(也即“空性”)的体悟是一致的,但对现实以及现世的态度却又存在很大不同。或者说,庄子相较于佛陀更加勇敢且理性,而佛陀则未免有些偏执了。因此可以看到,当佛家强调“诸行无常、诸漏皆苦、诸法无我”时,禅宗却是“逍遥游”、是“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是“好雪片片、不落别处”。或者说,佛家对世俗怀有一种偏执性的否定,而禅宗却能勇敢地面对现实且游刃有余。当陶渊明吟诵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时,此中之“真意”不正是所谓的禅意?也即自由自在之意也。
那么人们对禅宗源流的认知为何会以讹传讹、将之视为纯粹的舶来品呢?仅就个人看来,很可能是因为庄子早就被归为道家人物,而禅宗与佛家在表面上也存在显而易见的关联,因此那些早期的禅师们为了自立门户就编造出“佛陀拈花、迦叶微笑”以及达摩东渡等等之类的典故用以自我标榜,于是就成了广泛传播的一大误解。当然了,这只是个人之见,而对此问题也无须深论,只要对庄子思想、佛家思想和禅宗的义理加以辨析就能得出以下结论:庄子奠定了禅宗的基础理念和简略架构,后来者又用佛家语言加以装饰,最终构建了一座由中外思想交融而成的辉煌殿堂。
然而,以上还只是对传统禅宗的源流和基本理念稍加论述,为什么要说是“传统”禅宗呢?因为有一本著作又在其基础上对人性、人世和中国历史进行了广泛且深刻的反思,其中所体现的思想理念已经足以被称为“现代禅”,那便是《水浒传》。
说到水浒,几百年来对其进行解读的著作不可谓不多,但个人所见极为有限,也不可能通读所有相关的著述。而仅以个人所见,许多解析水浒的文章依然不够深入,也只有极少数人意识到了水浒和禅宗之间的深刻关联。明朝的李贽是狂禅的倡导者、也对水浒有过专门的评点,牟宗三曾说“红楼梦是小乘,金瓶梅是大乘,水浒传是禅宗”,但他们都未曾一窥耐庵之堂奥、不解作者之真意。
金圣叹评点的水浒一向被视作流传最广泛、影响最大的版本,虽然不能完全否定金圣叹付出的心血,但经他删改评点的水浒却让作者的本意变得更加隐晦、也让读者更容易误入歧途。再者,市面上流传的水浒版本很多,而个人进行粗略地比较之后选择了以容与堂刻本为底本、又参照其他一些版本校对过的百回本,接下来对水浒的解读便都是基于此版本。除却金圣叹删改的70回本,其他不同版本也一向存在各种争议,而以个人看来,那大都是些细枝末节的差异,并不影响读者理解作品之精义。
当然了,除却水浒之外,人们从红楼梦、儒林外史、西游记、金瓶梅等作品中也能看出作者的一番苦心,而以个人看来,那些作品或许在文学技法上与水浒不相伯仲,但在思想的深刻性上则都不如水浒。总之,水浒的作者不仅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最重要的变革者之一。而这一部已经被埋没了数百年的水浒,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最佳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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