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端傳媒優雅地謀殺一個員工（3）

電話是在早上9點多響起的，伯明罕時間。

我尚未睡醒，迷糊地在床上接起了這通電話，以為又是什麼突發的新聞事件。「事情真多啊，多得令人厭煩」。

指責從電話聲裡面傳來，讓我清醒了，大意是我過去一週寫的三篇稿件都沒人看，為什麼要浪費時間寫這些沒人看的東西？然後是類似於「都是我在承擔流量方面的壓力」之類的抱怨，最後他說「做新聞不是做社會學研究，我們也不是學術期刊」。

真好笑，我雖是學社會學出身，也未曾到真的分不清楚不同角色的不同要求的地步。這並非他第一次熟練地搬出這套學術「原罪論」，也絕非最後一次。每當我們有分歧，他總會用這種看似語重心長的語氣提醒我：我不懂真實世界，我是一個只會掉書袋、看不見讀者在哪裡的巨嬰，彷彿這樣才能襯托出他獨力支撐大局的悲壯。

我不得不提醒電話那頭的R，這三篇都是先與他商量之後經他同意才寫的。

一陣尷尬的沈默。然後他從指責驟然轉變為委屈，表示他要承擔文章流量的壓力，讓他有些焦慮。於是，電話從上司對下屬的指責變成了朋友間的抱怨，而我成了那個需要為他的情緒感到擔憂的朋友而不是被無理指責的員工。

電話就在稀裡糊塗中，以我安慰他收尾。

從時間序上來看，這通電話其實發生在團建那位同事提醒我之前。但我每每回想，總是先想起那位同事的提醒，然後才想起這通電話，並意識到原來徵兆在那時已如此明顯，而我竟未能有任何察覺。

事情變得越來越不受控制，很抱歉，許多細碎的細節我早已忘記。但我總能想起一個場景，是我站在倫敦Finsbury Circus Gardens外與他的電話會議。

那天是在討論日報這一產品的設計，彼時我已不自覺在心底承認他的「管理者」地位，因此我只是提議多個方案，其中一個方案是調整日報的發佈時間。只是一個提案而已，他卻暴跳如雷。「我也需要時間去休息、看電影、和作者吃飯。如果要這麼改的話，那我不做了。」

那是我就算在當時也明顯感覺到荒謬的一個瞬間，這個不分白天黑夜發送新聞、討論工作的人，這個熱衷於抱怨同事在IG上曬出自己出遊的照片是「對不起這份工作」的人，竟然也需要時間去休息、看電影、和作者吃飯。不是抱怨，但我當時已連續至少三個月處於連續工作、隨時到崗的狀態，甚至試過不止一次因他拖稿在零點鐘聲響起時，在曼城到伯明罕的National Express上編輯稿件，我的朋友們皆可作證我宛如工賊般「沈迷」工作的樣子。

我不記得那次會議是如何結束，應該是會議中的另一人調停的結果，但我記得我仍為造成他不安感到抱歉，這並非違心，他是否做到與否，我都必須同意他的說法是正確的。我們並非將自己打包賣給新聞行業，因此我們仍有權擁有自己的生活，雖然在這一年半的時間內我未曾有這樣的特權擁有。我只能猜測，在他的邏輯裡，我的時間是公司的燃料可以隨意燃燒；而他的時間是私人的花園，神聖不可侵犯。

類似的事件應接不暇，配合上2023年年底那個瘋狂的新聞大週期（我很懷疑一定是這份工作被詛咒，才會在我剛入職時就面臨此類挑戰）以及我們只有兩人卻要涵蓋整個世界的捉襟見肘的人力，才入職不足半年，我已疲憊不堪。而他還有餘力在日常工作之餘，除了兼職的雜誌專欄，還籌備一個自泰國回來就十分投入的題目：緬甸內戰近況分析。

如他的專欄一樣，這個題目我也曾經參與。當然，我必須明確指出，無論是行文還是製圖，我都未有貢獻。但許多靈感的發想，確實來自於我們之間的電話之中。比如關於如何用圖來描繪戰況的討論發生時，我記得那時我正走在伯明罕Lee Bank Middleway的人行道上。彼時，我每天晚上從Dudley Road走到Lee Bank Middleway的麥當勞吃晚餐再回家，那兩個小時已經是我一天中唯一的娛樂。

自然，這些事情都不會出現在他強制我填寫的「工時登記表」上，而我的名字也不會出現在署名欄。我無意指責我的名字未出現在我未曾參與撰寫的文章這一事實，署名反而會讓我感到些許不安。但當他開始指責我毫無建樹、批評我承諾的報導都未曾兌現時，那一刻我才猛然驚醒：原來那些無法被表格量化的付出，在他眼中不僅是理所當然，更是不存在的。

跨越新年，他發給我的訊息寫到「有你（一起合作）是這一年最快樂的事情」。或許我沈浸在這些虛情假意之中，又或許對他來說這不只是虛情假意而已。總之，我還是放任事情如此持續，直到我遲鈍的神經終於意識到不對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