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大陆口中的境外势力导致的躺平

原本今日不应当用中文写作的，但是在我浏览公众号时，一些社会现象又吸引了我的注意，激发出我内心中类似反感的情绪，正因如此，我试图将这些东西清理一下，来看看这反感的情绪能够引申出什么东西。

在文革的时候，似乎打到一个群体，或者收某个个人是十分轻易的事情，不需要十分十足的证据，只需要扣上一个帽子，然后再添油加醋地说几个莫须有的东西，那个群体或者那个个人便成了众矢之的。这是十分轻易的做到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普罗大众似乎并不关心事实，只关心情绪带来的反映；另一方面，普罗大众对美好的事物太过向往，对那些负面的东西太过极端地反感。也正因为这两个特性，只要有某个“掌舵人”稍微地利用美好与负面的反差，外加情绪的渲染，那么便可以轻易地利用起人群来。在一个以“集体至上”作为教旨构建的社会中，人群的数量便是绝对的、不可撼动的正义。或者说，在这样的社会中，“正义”不再作为抽象的东西，而是十分具体化（扭曲化）为人群的数量。或许，那些被批斗的人，在那些批斗的人的眼里，他们就是邪恶的、不正义的。而自然而然地，作为那些批斗的人，要为正义之事去伸张，仿佛在做一个正义的事情。

这，就是境外势力。咱来看文革中的境外势力是如何渗透的。首先，境外势力划分出了两个绝对对立的群体，一个是作为被批斗的群体，他们所具有的罪名，或者是真实的，或者是虚假的，但重要的是，他们可以被说成、或者视为“符合被批斗的群体”的特征，即叙事的权利本身。而“特征”也往往并非是具有清晰的标准的，或许在最初，清晰地界限与标准是以“公平、正义”等大词作为由头被划出的，但是也恰恰因为这些大词所适用于具体事件时的模糊性，这个标准或许更像是以“个人偏好”而被划定的。

正如某天突然多出的二维码，一开始还是以健康为由划定界限，等到这个方式奏效时，黄色的二维码便成为了一道禁令，不需要事实上是否是黄色，只需要赋予黄码的权力机构在偏好上具有某种倾向，那么标准也便模糊掉了。

同样，在文革中，两个绝对对立的实体是被境外势力所划分的。单单是正义与邪恶的对抗还不够，还需要切切实实的有某些实际的标准，能够让正义的归正义，让邪恶的归邪恶，只有这样，普罗大众才会对此持有相信。要怎么做呢？一种是以小化大，一个是无中生有，往往两者是相伴而行的。原本的社会中，并非是两个群体，而是切实的一个群体，但是一旦话语机构试图去划分两个群体，那么也便出现了两个群体。因为求同存异是群体所构成的条件，要去找到群体中可以分化的点，总是能够找到八九十个，把其中一个当作划分群体的标准并不困难。而划分出群体还不够，还需要让这个标准成为“正义与邪恶”的标准才行。幸好，普罗大众的眼睛是瞎的、耳朵是聋的，只需要一丁点的造谣抹黑，尤其是用一种大尺度、极度反差的方式去造谣抹黑，那么对于大众而言，情绪上的冲击，尤其是长期以来饱受欺凌与压迫下，对正义的渴望，以及对邪恶的厌恶，便可以淹没对真相的寻求。当然，这样也还不够，因为人们天性求真，如果让大众在一开始就保持这种天性，这种求真的天性，会很不利于境外势力的造势，正因如此，大众需要在从小在混淆视听的环境里长大，让眼睛变瞎，让耳朵变聋。幸好，这些条件早已具备，所以境外势力对文革的操控也便有种“轻车熟路”之感。

当然，心怀正义的大众们，绝对不会因为钱财而屈服于境外势力的。可以想象，那些被蛊惑的群众是多少为了钱财呢？群众，尤其是能够成为群众的群众，更是需要一个正义的理由去做某些事，如果钱财能够完成这些，那些用同样的方式也可以瓦解他们，也正因如此，如果钱财是境外势力行动的重心而不借助于大义，那么境外势力的影响力将是单薄的。一方面，为防范境外势力，境内势力可以以“大撒币”的方式去对冲境外势力的收买。另一方面，对于仅单靠钱财支撑的境外势力，如若没有普罗大众的共情，很难壮大起来。比如，被某境外势力支持的宣传机构宣传“韩国与朝鲜是同等水平的国家”，尽管它可以得到十足的资金支持，但是由于无法得到普罗大众的共情，那么它也很难有什么起色。

如果上述的叙述是有道理的，那么反观当下的境外势力，便也能够清晰地看到某些东西。首先，境外势力划分出了躺平群体与非躺平群体，然后大力地宣传负面的情绪。其次，这些受到资助的境外势力以资金作为辅助手段，以躺平群体的共情作为主要的手段。最后，基于躺平群体与非躺平群体的矛盾，对躺平群体进行大肆的批判。在这样的宣传口径下，一方面，躺平作为负面的东西被加以批判；另一方面，批判者可以将对“躺平现象起因的讨论”引导至躺平与非躺平的对立批判中。

所以，谨防境外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