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动力学

枯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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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ther 'tis nobler in the mind to suffer the slings and arrows of outrageous fortune...

人们都在一个系统内,不管愿意不愿意,系统可以是一个民族,一个语言内,一个村子,一个家庭,甚至是一个人。


举个例子,这些信息就像是一个鱼缸中的水,个体是鱼缸里的鱼,大家已经习惯了水,对水有一个一致的感觉。


就像西方的基督教十字架,西方人都知道这个十字架蕴含的内涵,这是沉重的,神性的。


本土的古典文学,对秋天有一种惆怅,因为愁就是心上感悟到秋的萧瑟之类。


一个社会,大家是相互连接的,人不可能,或者很难自小独立存在。


我想把西方的社会,比成混凝土。


耶稣,基督教为了信仰,标榜的爱与牺牲,是混凝土中的水泥,凝聚了人们。


苏格拉底,为了理性,逻辑而牺牲,是混凝土中的沙子,理性会被不断研磨,但是始终保持一种,不融化的状态。


苏格拉底,耶稣,都是大众社会的牺牲品,他们虽然牺牲,但是价值上得到了存在,他们是社会的锚定点。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对大众,合理的反叛。


这种反叛,变成了一种超越的价值,不被任何一个具体的人所固定,解释。它不像本土,孔丘,朱熹的思想被权力所认可,就成了人们的屋子,在屋子里住很安心,安全,但是失去了可能性和趣味。


而大众的欲望,人的有限,就是混凝土中的石头,它撑起了部分框架,人不可能不吃饭,人是有限的,这种欲望支撑了人们相互连接。


一个社会,大众是联系起来的,因果相互关联,就像一个鱼缸里的鱼,在里面的鱼粪,会影响大家共同的水质环境。


人们造就的因果,就像是一间屋子,承受上方的雨水,这些雨水,不断地向下提供压力。


西方社会,就像是那种瓦房,雨水下来,从房子的瓦片冲下来。保证了屋内的干燥,人们获得了安全。


耶稣和苏格拉底,以及人的欲望,就像是房屋的结构,让整个社会得到支撑,因为信仰和理性,生命力的锚点是确定的,他们为整个社会提供了三个锚定点。


没有这些确定的量,就像人们做化学实验,这种实验,没有那些化学的基本的资料一样,不知道熔点,不知道分子量,很多东西无法确定,也无法进行,进行也无效。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像拿两个不同刻度的,变动的尺子去同时测量,得到的结果根本没有意义。


而本土就像是那种平的帐篷,骨架结构是一种软支撑,地面还全是泥土。


没有理性和超越的信仰,只剩下欲望,人们的行为是相对的,滑动的,语言?可以指鹿为马,可以颠倒黑白。


于是作恶的就不是个体,而是一种普遍性的行为,它就像人们常说的,垃圾没人扫,别人都没扫,为什么我要扫,和我有什么关系。


这种恶就像是大暴雨,倾盆大雨,而这种帐篷还是平面结构的,结果可以预测,人们没有落脚之处。


伞下的人还一个都不愿意去加固结构本身,或者只是加高这个伞的平顶,让伞承担更多的压力,有人说帐篷要塌了?


塌了能怎么办,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可能有些知道内幕的,早就跑了。


有人说,和我有什么关系?又不是我导致的。


有人说,哪里要塌了,杞人忧天,好得很,我这里干燥得很。


对,这不是你需要考虑的问题,比你有钱的都不怕。


别在这里乱人心,丢出去,或者打死垫脚。


……


这个伞底下,只有看清的,有勇气去承担的人,才会去思考,但是他们的能力太弱了。


大部分人,不愿意面对,不敢面对,这种局面是一种大众共谋导致的。


这个社会不像西方,有两个确定的承受压力的点,耶稣和苏格拉底,以及引申出来的法律,政治等。导致他们面对的恶,不是结构性的,而多是一种个体性的,于是这罪恶之雨也小。


他们的地面平整,高出地面,即使有水,扫干净,通过确定的点,进行一种整体结算。


而本土社会,这种人产生的恶是结构性的,量就不是一个等级的。社会没有这种超越的,不归任何个人控制的承压点。


整个社会的结算无法进行,敢看清,愿意看清的人太少,力量太弱,他们出声,反而是最先死的那一小部分人。


他们因为敏感,看清了社会中的结构性错误,他们承担了这种痛苦结算。系统需要抹除他们和大众的差异,他们必然遭受巨大的压力。


但是这种结算是不能达到目的的,人们没有智慧,利用到他们的敏感,把他们当成一种精密的刻度,而是认为他们是一种多余,无法收编,等待抹除的力量。


人们抹除了这些人,至少让他们闭嘴,然后祈祷屋子的结构稳定,崩塌延后。


这种结算是不可能的,不彻底的,而是变成了一种屋子的周期性崩解重建。这种崩解不是清零,而是罪恶程度在二十到一百之间的循环。


人们在屋子的崩解中,从来不吸取教训,绝不从零开始重建。环境一片黑暗,大众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有人点起火光想要看清,立刻被大众抹除,盲目的大众,只能期待下一次崩解会来得晚一点。


人们只能以自己为关系核心,按照远近亲疏,抱紧自己周围的人,有危险的时候,每次牺牲离自己最远的那个。


整个系统内,几乎所有人都在追求金钱,用来买麻醉药吃,只有那几个敏感者,放弃了努力,放弃了赚钱去买麻醉药。


他们承受了痛苦,但是这种痛苦不像耶稣,苏格拉底那样有意义,他们没有被摆入社会核心,而是被大众消解,像是从来没存在过。


他们面对现实,真实的疼痛,大众却嘲笑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失败,买不起麻醉药,不是正常人。


这种思考者的痛苦,没有成为一种社会结构的承压点,不能减少罪恶的产生,结算。于是只能在周期性的重复中,永远演同一出悲剧。


系统内的信息,需要有底层的秩序确定,哲学就是其中之一。


哲学和宗教,都是追求一种确定的东西,外化为承压点。


这种建立,就像建造一个房子来住。


西方现在和东方一样,进入了一种相对的,滑移的节点。


我觉得,西方社会的始作俑者就是康德,他尝试建立一座完美,坚固的屋子,在这个屋子中,他住得很安心,他也希望所有人住进去,好心办坏事,水平不够。


他体系化的,学院派的哲学,建造了精致的迷宫。


他为思想设立界限,认为超越的内容不可被认识,人们只能认识物质世界。从此,思想成了哲学投机者的特权。他们躲在康德精致的迷宫当中,嘲笑别人没有能力去思考,连康德都看不懂。


这些哲学投机者,把哲学变成了术语游戏,在康德的迷宫中,互相吹捧。他们占据了所谓思想者的位置,阻止别人思考,你连康德都看不懂,你配哲学思考吗?


这种对真理的思考,从泰勒士开始,终结在康德这里。以这个哲学专业化的康德为起点,西方思想界,慢慢收紧人们的认识,人们不再追求真理,思考哲学这种严肃的问题,变成了哲学投机者专属的游戏。


他们占据了思考的位置,但是不承担思考的责任。





CC BY-NC-ND 4.0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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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木废墟中长出来的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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