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遊扎記（三）由街頭圖書館 Perpustakaan Jalanan 說起…

在（去年十一月）第一個周末，我下課回到工場，一星期的生產已然收官，作坊已進入了周末的氛圍。他們說要帶我去市中心的「街頭圖書館」，我當然說好，也沒追問要到哪去。

說是圖書館，其實就是一群無政府主義社運人設的地攤。他們逢星期六都會在市中心的達高公園（Taman Dago）聚會，搞手會選書設攤，然後大家就會乘摩托而來。「這也是我們去年辦五一遊行的地方」KSN的Nazer說，「以往的行動都習慣去省政府大樓那邊，但後來我們覺得那邊人流不多，就決定用公園這邊了。」

我甫一坐下，一位搞手聞說我來自香港，便問我2019年的香港示威者的裝備從哪來的？他們也要研究，為下次示威做準備。我問他怎麼知道香港的事情？他說他們都看了紀錄片《時代革命》－－這個月以來，幾乎所有在萬隆認識的行動者都告訴我，他們有看過這齣紀錄片，據說在五月左右，電影在城中十多間大學巡迴了一圈。當中示威者應對警方的手段，令他們印象深刻。

地攤上的書有印尼詩人的詩集、社會學導論、對印尼史地的批判論著和幾本日漫、本地獨立樂隊的專輯。領我來的朋友說，醉翁之意不在酒，街頭圖書館實是他們聚會的一種方式而矣。「這就像是萬隆社運人的小學，大家不多不少，都會從這裏開始認識來自不同範疇的朋友，然後參加不同的運動。」

其他朋友陸續來到，漸漸形成幾十人的規模，就在路邊吸煙、飲咖啡。我用有限的印尼語自我介紹，通常談到10分鐘左右，對方就會表示可以轉用英語。參加者相當年輕，有的在本地獨立媒體工作、有的自己經營T恤印燙合作社，也有的是工會組織者。香港、印尼的當下和1965年的反共大屠殺，是他們的共通話題。我想起遇過那些「潤」在國外的中國進步青年，「女權主義」可算是他們的共通語言。

談起才過去不久的八月抗爭，萬隆自是全國動員的重地之一。一個女生指著旁邊的交通燈柱、對面的大廣告屏幕、達高公園的大字招牌－－說若我剛好在場，會見到那天這個十字路口被抗爭者佔領，這些設施都被燒了。儘管日常生好活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但在萬隆還是偶爾會見到幾道八月之火的痕跡。尚未復原的交通燈、行動者們的細語、身穿《海賊王》旗幟T恤的外賣員。

八月抗爭在萬隆燒了四天，軍警就殺入校園，街頭的抗爭很難持續。抗爭者的火種蔓延得很快，據講連同省級的議會和國會，至少有八座大樓被燒燬；然其代價也大，全國有過千人被捕，死傷人數有不同數字，看起來至少有十人，又有數十人失蹤。就在跟這群朋友聊天之時後不久，新聞報道指有兩個失蹤抗爭者的遺體被遺棄在一座已燒燬的大樓內，引起了不少疑雲。儘管如此，當聽著他們的分享，感受卻是很有朝氣。有一位手足說，八月時他沒在這個十字路口－－因為他在五一行動當日當場被捕，送了入牢足足六個月。我可說是「剛好」在他獲釋後不久「有幸」遇到他。同他一起上街的女友回顧他被捕當日的新聞，說他被印尼警方擺上枱，指控他是滋事無政府仔，他們還笑得出來。

由八月抗爭，他們又聊到了1965九月的反共大屠殺。那年印尼剛好獨立二十年，立國總統蘇加諾被軍方發動政變而軟禁，軍方隨即以反共之名，在印尼各地發動屠殺，遇害者據講過百萬人，是印尼立國以來最嚴重的人權侵害事件。有關這宗慘案的紀錄研究甚豐，但在軍方勢力深重的印尼，要公開討論此事，還是近年才漸漸變得可行。此事代表著一宗印尼未解的轉型正義公案，正如六四之於中國。在街頭圖書館，一個新來的參加者會從其他人手上接過有關此案的聲明，歷史記憶就這樣一個接一個地傳播。幸而我早年就看過Joshua Oppenheimer 的《The Act of Killing 殺人凶戲》，也知道一些相關書目，才不至於由頭學起。

時間過得好快，接近12點時，一隊十餘人紅灰色制服的警察逼近街頭圖書館，朋友提醒我後面還有三個軍方的人員－－他們通常會聯合行動，「對付」的只是一群在公園聊天的人。朋友趁警察開口要抄身份證之前，就領了我回去，以免這個外國人被節外生枝。

後來我又在城中的獨立書店，跟一些這晚認識的獨立記者撞口撞面，略略見識了萬隆青年圈子的形狀。各種事忙，遊記一拖便是四月，實是慚愧。下回繼續談這趟由書串起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