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横滨的风流诗僧：苏曼殊在两国之间

开篇 上海旅馆的夜晚

苏曼殊兼有诗人、画家、翻译者与僧人的身份。“风流诗僧”与“革命和尚”，都能在他的生平里找到来处：他写下“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为东京的弹筝女子作画，又把她的小影寄给友人；也为《民报》增刊《天讨》画岳飞和石达开，名字出现在亚洲和亲会参加者的回忆里，1913年又以僧人身份发表反袁宣言。情诗与革命、袈裟与风月，交错在这个生于横滨的人身上。要走近他，不妨先看上海旅馆里的一个夜晚。

上海南京路的一家旅馆里，苏曼殊请来几位女子。菜和酒是为她们叫的；他自己有胃病，不陪吃。待她们吃完，他已经上床。如果还没有睡着，她们便坐在那里，等他睡着再离开。

多年后，认识苏曼殊的周越然把这一幕写了下来。他说，苏曼殊待她们恭敬，未见轻薄举动。一个人请客，自己不吃，只要有人留到入睡。这样的夜晚，单用“风流和尚”四个字，很难说清楚。

他是想要热闹，还是想要陪伴？要认识这个病中的人，我们得先回到他出生的地方——横滨。

一 横滨的孩子

1884年，苏曼殊出生在横滨。他的父亲苏杰生来自广东香山，在当地一家英商茶行做买办。一个中国商人替英国商行办事，住在日本，与一位日本女子有了孩子：苏曼殊从一开始，就生活在几种语言、几处归属之间。

关于那位日本女子，熟悉苏曼殊少年的冯自由称她“亚仙”；柳亚子后来搜集材料，认为生母是河合若，而抚养他的河合仙是河合若的姐姐。两人的考证不能轻易合成一个答案。至少可以说，横滨的日本家庭关系伴随了苏曼殊一生。

十年后，甲午战争爆发。冯自由记得，横滨有华工急着回中国，却凑不齐路费，苏杰生拿钱相助。幼年的苏曼殊是否亲眼看见，没人知道。但父亲身在日本、仍帮着想回中国的人，这件事让他的家世有了时代的分量。

后来，苏曼殊回横滨求学。冯自由又记下一堂课：老师问谁是中日混血的“相子”，苏曼殊也举起了手。我们不知道教室里的人怎样看他；在旧友的记忆中，他至少没有把自己的来历藏起来。

那个举手的孩子，后来写下带有自传影子的《断鸿零雁记》。小说一出，读者又反过来用虚构人物寻找他的身世。一个人的生活还没来得及说完，传奇已经替他填好了空白。

二 东京的革命者

1907年，苏曼殊在东京进入中国革命者的报刊圈。《民报》社址在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那里来往的有章太炎、刘师培、何震等人。他不仅写，也画。

那年春天，《民报》增刊《天讨》刊出他的作品。岳飞、明末志士陈元孝、太平天国的石达开，被画进从东京印出的革命刊物。读者在这些历史人物身上，看见的是当时的抵抗与故国。日本的印刷空间，正在把有关中国的图像送回中国。

同年成立的亚洲和亲会，更使“在日本反抗帝国主义”成为一件具体的事。章太炎等中国革命者、印度志士和日本社会主义者，都曾置身这一网络；参加者的后来回忆列出了苏曼殊的名字。约章讲反帝国主义，也讲亚洲民族的独立。

苏曼殊并不需要先把日本人想成同一种人，才能在东京为中国作画。他在那里有亲缘，也有同道；与日本人交往，和反对侵略，曾经同处于他的生活之中。后来两国局势改变，正因如此，这段东京岁月才显得难以用一句话概括。

《天义》还刊过他的画与《曼殊画谱序》。他在诗、画、翻译和报刊之间走动；鲁迅后来回忆筹办未成的《新生》，也提到过他。东京没有把“革命者”与“文学家”分成两个人。

三 诗僧与风月

在东京，苏曼殊为一位弹筝女子作《静女调筝图》，还将她的小影寄给中国的朋友包天笑。她被称作百助眉史。画、题诗和寄出的照片，让这个名字留在了可以追索的材料里。

他的题画诗写“无量春愁无量恨，一时都向指间鸣”。同一诗意后来又有“我亦艰难多病日”的写法。一个弹筝的人，一位披袈裟的画者，筝声、春愁和病，都落在短短几句诗里。柳无忌认为《本事诗》中不少情句与百助有关；诗能留下亲近的痕迹，却没有留下两人全部的生活。

“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这句传得最远的诗，把僧人的钵与恋人的泪放在一起。读者很容易为它配出一场完整的恋爱；苏曼殊自己留下的，却是一句难以安放的遗憾。

疾病也不断进入他的书信。1909年，他向友人说起脑病和静养。1914年，他又从日本给邵元冲报出一顿饭：几大碟炒鸡、一碗虾仁面、五个苹果，末了打趣明天是否会腹泻。能把一餐写得如此兴致勃勃的人，也知道身体可能随即向他讨账。

这时再想起上海旅馆：在那里陪他坐到入睡的，是周越然所说的“长三”，多为江苏籍，并非东京画中的百助。苏曼殊善于把人请到身边，又常在关系里留下距离。画她、寄照片、写诗；请她们吃饭，自己先睡。风流的动作与病人的孤独，就这样落在不同的纸页上。

四 弱国之民

1915年，苏曼殊从日本写信给郑桐荪和柳亚子，讲了一场为虱子发生的争执。他从自己身上捉到一只，旁边的人从头发里也捉到一只，却说自己的虱子来自苏曼殊。苏曼殊争辩：一只从身上来，一只从头上来，怎能把账都算在他身上？

照他的信说，对方无话可答。事情本该到此为止。他却接着写下：“弱国之民。”一只虱子，忽然牵出了一个国家。信里没有一场街头演说，只有一个人把委屈写给朋友。

这一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两国交涉持续到五月的最后通牒。苏曼殊写信的日期编在乙卯三月，不能把它说成对五月通牒的直接回答；但国家强弱已是他在日本感到切身的事。八年前，东京的亚洲和亲会还在谈各民族独立，如今日本政府却向中国索取更多权益。同一座城市里的朋友与国家政策，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日本”。

苏曼殊也不是到这时才开始关心政治。1913年，他以僧人身份发表反袁宣言，写下“宗国兴亡，岂无责耶”。那一次，他面对的是袁世凯；这一次，在日本写给朋友的信里，他说自己是“弱国之民”。两句话指向不同的事，却都出自那个写情诗、画弹筝女子的人。

他的父亲是旅日华商，生命里有日本亲人；他又在日本感到来自弱国的难堪。横滨的家、东京的朋友，不会因一场交涉而凭空消失。国家关系的改变，落在一个人身上时，有时只是一封信里突然写出的四个字。

结尾 东岛老母

1918年春，苏曼殊在上海广慈医院。他给柳亚子写信，说自己不能起立，腹泻不止；医生认为，也许要等到夏天才有起色。他还在等那个夏天。

他没能等到。5月2日，苏曼殊在上海去世。后来的记述反复传下两句话：“但念东岛老母。一切有情，都无挂碍。”这是传述，不是我们能够逐字核验的现场笔录；“老母”也不能据此被认定为哪一位生母。但在这个被人记住的说法里，他先想到远在日本的家人。

友人为他料理后事，灵柩暂厝上海。六年后，陈去病等筹办迁葬杭州西湖，孙中山为营葬捐资，徐自华提供墓地。革命同道没有忘记这个曾在东京为中国作画的僧人。

有人记得他的革命，有人记得他的情诗，也有人只记得他的贪吃和病。上海旅馆里，他请人吃饭，自己不能吃；别人坐着，他睡去。那一夜没有替他的感情留下答案，却让人看见一个人怎样希望有人在场。

横滨的孩子、东京的画者、上海的病人，原是同一个苏曼殊。他在日本写下“弱国之民”，临终传述中又牵挂日本的家人。至于“一切有情，都无挂碍”究竟是怎样一种心境，我们无法替他说完。让人停下来的，还是前一句：但念东岛老母。

史料说明

1. 开篇的“第一行台”旅馆轶事出自周越然《苏曼殊与我》（原载1945年《杂志》）。这是相识者多年后的回忆；“苏籍”按原文只释作江苏籍。周文关于苏曼殊血统的其他说法不作本文依据。

2. 横滨家世与大同学校举手轶事据冯自由《苏曼殊之真面目》；生母身份另有柳亚子、柳无忌的考证。父亲苏杰生及生母之争仍应以不同材料互校，不能由《断鸿零雁记》的小说人物反推事实。

3. 东京时期的画作与报刊据《天讨》《天义》及相关目录；亚洲和亲会的约章与苏曼殊列名，见陶冶公后来的附记。《新生》参与说来自鲁迅回忆，不能说成杂志已实际出版。

4. 百助眉史的画、诗与小影见苏曼殊《贻天笑百助女史小影片》《本事诗》及包天笑回忆；病中饮食据苏曼殊致邵元冲等书信。诗句与画作不能证明婚约、同居或以声色麻痹病痛。

5. 虱子争执见编年为乙卯三月日本的《与郑桐荪柳亚子书》；转录中“无言／无颜”等字有异，正文只引“弱国之民”。书信没有指明对方国籍，也未指明“二十一条”；五月的最后通牒在该信之后。1913年《释曼殊代十方法侣宣言》针对袁世凯。

6. 1918年病中书信与病逝日期参照苏曼殊书札、年谱及当时讣告的转录；“东岛老母”等临终话语为后人传述。1924年西湖营葬、孙中山捐助、徐自华提供墓地见相关地方史料及《文汇报》黄轶的考述。所谓孙中山付清1918年医药费，尚缺直接账目依据，本文不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