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阅读分享之二《一把刀，千个字》《情人》

王安忆《一把刀，千个字》

内容简介（复制的）：大洋彼岸，纽约法拉盛，名厨陈诚与来自家乡的客人们细述美食之道。陈诚自小学厨，启蒙师傅是自己的舅公，后来又拜过大师，对为厨之道自有心得。他的个人经历，也是奇特，从小常住在上海嬢嬢家，对自己和父母姐姐远在东北的家几无印象，少年学艺，几乎未受学校教育。国门打开之后，她和姐姐先后移民，姐姐读书，学业有成，他则以一技之长，安身立命。鳏居的父亲，也被他们接来同住。彼岸的生活固然安宁，但是每个人身后都有长长的影子，不时回望，感慨万千。

关键词：童年，成长，家庭，时代背景下个人的命运周转，移民身份（移民和食物）……

“一把刀”指陈诚作为厨师的事业，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千个字”是童年时他与玩伴小黑于月夜竹林看到的景象，也暗含主人公背后那长长的故事要讲多久才能讲完。陈诚这人，性格里有上海人的内秀和敏感，是他自幼师从的淮扬菜系风格，性格早熟，为人疏淡，精打细算，虽没读过书但心里有千千沟壑。后来又染上了东北人的豪气和仗义，就像重料拔香的东北菜，具体表现在他铁了心要帮师师婚姻移民。除了主人公，每个人都是鲜活的，沉默又忠诚的老干部父亲，灵动出挑的理想主义母亲，棱角分明聪慧机敏的姐姐，饱含市井智慧的师师，在爱情面前卑怯但又活泼的栾志超，冷淡疏离却心思细腻的嬢嬢，热心肠的爷叔和招娣……

王安忆的这本书，许多话只说一半，没有大剌剌的情感表述，语言克制而简洁，写爱情和情欲，写席卷全国的那场政治运动，写不同的政治立场，都是点到为止，是她那一辈作家的语言风格，也许也是被历次政治运动规训后的自保意识。

印象深刻的是写那一幕他离开东北林场，鄂伦春小孩送别的情景，令人心酸落泪，为离别，也为人与人之间热络欢实的情谊。王安忆到底是会写的，她的语言简洁有力，仿佛挥舞着鞭子，总是能击到你的痛处。这一段返回东北的生活，白茫茫一片空阔寂寥寒冷的林海雪原风光，以及一桌子人围炉豪饮的热闹快活，让人想要去看一看。

东北跟上海和法拉盛完全不同，每个地方都给人不一样的印象，上海娟秀，人与人之间是疏离的，小心翼翼的，法拉盛作为华人在美国的聚集地，又夹杂着南腔北调式的矛盾及和谐。这一切不同，主要是通过食物的差别来体现的，东北菜重且香，淮扬菜淡且鲜，上海菜是模糊的杂糅菜式，法拉盛的中餐缺少本土食材的味道，长不出“软兜”，中餐成为维系人际关系和民族情结的纽带。

再来看陈诚为何在父女因为母亲的话题在餐桌吵架之后，选择遁离人世，到大西洋城躲清净呢？这源自他成长的历史，对母亲的印象是模糊的，没当过几天母亲的孩子，母亲便因为政治运动被迫害，这是他内心的缺失，他无法与父亲和姐姐共享这一话题，像是个没有来处的孩子。然而他终究是有来处的，在移民美国后回到上海为嬢嬢奔丧，看到面目全非的钢厂，想到嬢嬢，爷叔，招娣，小毛，小黑，舅公，和单师傅单师母，这些旧人有的还在，有些离世，剩下的已失去音讯，竟然泣不成声，身体记得他的来处，是以淮扬菜是他的本命所在。他为何爱上了师师呢？也许是因为那是跟他的童年唯一有联系的朋友了吧。

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

第一次读这本书已经是快十年前的事了，那时没把这个故事放在心上，如今身处澳洲，倒多了几分理解，摘出我觉得有意思的细节分享一下。

关于“我”向“他”表达想睡在骑楼游廊这一穷人聚居地，并把它理想化的矛盾心理解读

从社会学角度看，这段描述呈现出一种典型的殖民地视角中的阶级与种族错位。主角是法国殖民者的女儿，尽管家庭贫困，仍带有白人特权阶级的象征意义。当她将殖民地底层人民因无奈而露宿街头的生活经验浪漫化为童年的“理想”，无意中表现出一种殖民者常见的无意识优越感。这种将他人真实困境转化为自我怀旧幻想的倾向，暴露出殖民关系中的文化误读与情感僭越。

从心理分析角度看，她的“突然间感到不好受”反映了自我认知与现实之间的撞击。在说出口之后，她意识到自己的认同尝试是虚假的——她并非真正理解或体验过“在骑楼下生活”的意义，只是将其投射为一种童年幻想的延伸。这种意识所带来的轻微羞耻感、情绪错位和自我疏离，正是杜拉斯小说中常见的心理机制：人物在无意识中说出某种话语，然后通过身体感受（如“难受”）间接意识到其中的错乱与不适。

更深层次地说，这一幕中体现出一种结构性差异在亲密关系中的无声凸显。尽管她试图通过情感与记忆建立联系，却难以跨越身份、历史与权力所设下的界限。那句“只是有点难受，不很厉害”正体现了她作为白人女性，在意识到殖民关系复杂性时产生的情绪防御机制——以“轻描淡写”处理真正的心理震荡。

关于本书中的富商公子哥形象

“我”把他描述为柔弱的，很少见文学作品中描述男性是柔弱的，从殖民语境来分析，这种柔弱似乎是对当时带有歧视色彩的”支那人“的回应，带着一种殖民者审视中国人的眼光。但正是这个柔弱的男人成了自己的情人，成了自己看到自我的途径。富商公子哥在面对情人的时候是谦卑的，渴望的，还带有一种恐惧，这是弱势文化面对强势文化的自觉低人一等的恐惧心理。作者从没提过这个男人真实的姓名，常说的是“堤岸的那个无名的男人”，表明男主从未被赋予名字，他代表的是一个“他者”，殖民地的男性，被压抑者。

关于这段无望的爱情

殖民语境下的性别与权力。贫穷但有特权的少女和富有但受歧视的商人之间不对等的爱欲关系。少女企图通过在性爱中成为被凝视的主体来获得自我的确认，她得以建立起一个“我”，一个区别于家庭、母亲、社会预期的“我”。她还带有殖民者的身份焦虑——带着略微抱歉的优越感（房屋游廊那段）。这种殖民者身份的焦虑还参杂了家庭权力结构，权力关系依次是哥哥，母亲，小哥哥，和我，我在家庭里也是备受压迫的，同时还要承担母亲对我的期望——读书，找个好工作或者找个有钱男人。而在富商公子哥的眼中，我又是他唯一的情人，作为一个自我的主体被他注视和喜欢，这种诱惑力是特别强大的，读者也能理解为何作者前面说她和他必定要走到一起去，而与他的分别会让自己“陷入比死还要严重的境地”“陷于疯狂”，这何尝不是对自我存在的严重损毁，我一旦离开他，我便不存在了。

为什么“我”说海伦是“中国的”？

“属于中国的”并不是地理意义，而是情感或象征意义。海伦拉戈奈尔成为那个男人的妻子（现实中合法且门当户对的伴侣），她象征了男主能够被社会接受的生活，但也可能是无爱的。女主角（“我”）却是那个男人情感与欲望的真实核心，但又是不能留下的“殖民者的女儿”。女主说“她属于中国”，是说：我不属于那里，我从来就不是他的归属。尽管身体相契，女主从来知道，他们之间的阶级与种族壁垒无法跨越。海伦代表合法的、认同的婚姻，是他的妻子，而“我”代表激情的、违禁的爱情，是他的情人。女主以这种抽离的叙述来看待海伦，带着一种冷静甚至是放弃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