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女性不再是附属物：为什么他们会觉得“有辱国格”？

一、私人欲望如何被塑造成“集体战场”

2025年夏，大连工业大学一名女生因与乌克兰电竞选手交往，被校方以“有辱国格”为由开除。这起事件让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情感瞬间失去个体性，被强行上升为“国家体面”的问题。正如福柯（1977）所揭示的，现代权力并不仅通过法律与暴力显形，而是通过无处不在的规训与监控，把身体与欲望纳入秩序化管理。在这样的逻辑下，女性往往被塑造成集体身份的附属物：她们的情感与身体被抽离出私人生活，被迫承载父权叙事的象征性意义。

也因此，当女性拒绝再扮演这种附属性角色，转而要求以个体身份行使自由时，权力往往会表现出过度反应：它大动干戈，制造惩罚，甚至借助监控与暗示夸大原本并不存在的威胁，以此维系自身的面子与秩序幻觉。这种反应，正如 Ahmed（2015）和 Brown（2006）所揭示的，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羞耻转嫁机制”：统治方将自身的不安与失控投射到女性身上，把她们塑造成代罪羔羊，从而掩盖自身秩序的不稳固。

在舆论场中，这位女生已不再仅仅是一个普通个体，她的身体与行为被迅速政治化、公众化：一旦她的亲密关系曝光，评论者便高呼她“不忠于民族形象”“亵渎国格”。正如有评论指出的：“当性行为发生在女性身上、并在公众空间中暴露出来时，它就被迫成为一个‘公共事件’——她的身体不再只属于她自己，而属于‘民族形象’、‘社会风气’乃至‘国格’的延伸。”换句话说，在父权规训逻辑中，女性的身体被强行赋予象征性使命，她必须承担起“守护集体体面”的责任。

张正霖（2008）曾指出：“国家一边解放妇女，一边将其置放在更为严谨的权力和空间看管中，把女性的身体使命化与政治化。”这说明女性“被解放”的过程，本质上仍是被动员：从革命年代到当代，她们始终以“民族复兴”的工具身份出现，被“半边天”的口号包裹，而所谓的解放往往是服务于“大局”而非个体意愿。表面上，她们被赋予了经济与政治的参与资格，实际上却始终处于父权秩序的严密规训中。

在福柯的视角下，这种规训不必依赖显性的惩罚，而是通过“全景监狱”式的机制得以延续：个体被迫假设自己时刻处于注视之下，从而主动约束行为。“因为永远被人看着，所以能够使人有纪律，永远服从。”同样地，在“国格”话语下，女性被置于无形的权力全景中：她们随时可能被公众目光捕捉，因此不得不不断自我规训，迎合“贤妻良母”“民族楷模”的期待。在这种密集的监控氛围中，个体自由与身体自主被压缩至最小，一旦女性偏离既定角色，就会立刻被贴上“侮辱形象”的标签。

二、结构揭示：个体自由挑战权力幻觉

在父权规训体系中，个体行动从来不是纯粹的私人选择，而总是被赋予“公共意义”。正如 Butler (1990) 所提出的，性别并非天然固定的身份，而是在反复的社会强化中被“表演”出来的角色。家庭、学校、媒体乃至日常的语言习惯，都不断要求人们以符合规范的姿态去行动，从而制造出“性别分工自然而必然”的幻觉。女性被期待温顺、体贴、以家庭和民族荣誉为己任，而任何背离这些期待的行为，都会被视作“不合格”。正因如此，个体的每一次穿衣、发言、举止，看似琐碎，却都在为这一幻觉做加固。

当个体，尤其是女性，拒绝重复这种表演时，幻觉就会被戳穿：社会再也无法假装性别秩序是“自然”存在的，而必须面对它本身就是建构与操控的事实。比如，当女性公开拒绝母职、选择不婚，或者像大连女生一样，跨越文化边界去谈一段普通的感情，她们的行为就像是在舞台上突然停下排练，迫使观众意识到整出戏是编排好的，而不是自然而然的。换句话说，女性的不服从，本质上就是对权力结构的直接挑战。

大连女生的遭遇正是这种裂隙的显现。她的恋爱本是私人选择，却在舆论中被解读为“辱没民族形象”。这意味着：一旦女性坚持把亲密关系当作个人事务，父权逻辑赖以维系的“集体幻觉”就出现裂口。正如 Foucault (1977) 所指出的，权力并不是来自单一命令，而是弥散在社会网络中，每个人都既是执行者，也是看守者（即“普遍监视”）。因此，当一个女性拒绝按“正确性”行事，她不仅挑战了制度性规定，更挑战了无数被动内化的日常目光。个体自由选择的存在，恰恰揭示了这套规训训练的一致性只是虚构：既然有人可以拒绝表演，所谓的统一意志就立刻暴露出脆弱。

类似的逻辑在历史上并不少见。无论是拒绝裹脚的清末女性，还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选择跨国婚姻的中国女性，她们的个人选择往往都被舆论放大为“民族耻辱”或“文化背叛”。这种话语机制不断重复同一个模式：当女性偏离规定的性别表演时，她们就会被塑造成动摇集体秩序的危险因素。由此可见，权力真正害怕的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行为，而是这种行为揭示出秩序的根基并非天然，而是随时可能被动摇。

这也让父权逻辑的本质赤裸呈现：在它的运作中，所谓“集体道德”总是被安置在“个体选择”之上。个体的差异一旦出现，立刻被转译为背叛或羞耻。女性拒绝再附属于这种逻辑时，她不仅是在争取自身的情感自由，更是在戳穿权力赖以生存的幻觉。危险的从来不是女性的选择本身，而是她们的选择暴露了一个事实：权力秩序从来不是自然和必然的，而是靠不断的表演与重复维系。一旦女性集体性地拒绝表演，这个幻觉就失去了支撑，父权权威的合法性也随之动摇。

三、面子与羞耻机制：个体之差异的投射

在中国语境中，“面子”与“羞耻”往往是维系秩序的重要情感工具。女性一旦被当作集体象征，她们的身体和行为就会被视为群体面子的延伸。正如 Ahmed (2004) 所指出的，情感政治使得个体的体验很容易被转化为群体事件——“我因你的羞耻而感到羞耻”。因此，当某个女性的行为被贴上“伤害国格”的污名时，她的羞耻感就迅速被社会整体感同身受，转化为集体的耻辱。

这种机制在公共事件中屡屡显现。比如，女性与外国人交往，往往会被放大为“丢国脸”的问题；女性在公共场合展现身体，便会被指控“败坏社会风气”；甚至女性在互联网上的个体表达，也会被冠以“有辱民族尊严”的标签。这些情境共同指向一个事实：羞耻的感受并非私人情绪，而是被社会化、政治化的情感投射。Brown (2006) 也提醒我们，现代政治常常通过羞耻与侮辱来建构秩序，把个体牢牢捆绑在所谓“公共荣誉”之上。于是，当女性做出偏离母性、贤淑或礼教的选择时，这种差异立即被转译为“我族蒙羞”，并引发公众的集体愤怒。换句话说，所谓“国格危机”其实是父权逻辑下的一种情感转嫁：它把群体的不安与恐惧集中投射到女性身上，以维系虚构的统一感。

在这种羞耻机制中，“面子”成为支撑父权幻觉的粘合剂。女性若不遵从期待，就会被引导感到自责与羞愧；而社会则通过舆论惩罚、道德谴责乃至网络暴力，将她们塑造成“敌对个体”，以此恢复虚假的秩序。这与 Foucault (1977) 所描述的规训逻辑极为相似：外部的目光被内化为自我看守，女性被迫主动塑造出“合格国民”的姿态。更危险的是，任何拒绝羞耻的表态——“我并不觉得耻辱”——都会被视为叛离，因为它打破了情感共同体赖以存在的幻觉。

简言之，女性一旦拒绝为“集体面子”背书，她的差异就被强行转化为群体的羞耻，她的存在不再只属于她自己，而被捆绑为“国家脸面”的一部分。她的自由选择之所以被如此过度放大，恰恰说明了父权逻辑对差异的深层恐惧：它害怕这种差异揭示出，所谓统一的“集体荣誉”只是脆弱的幻象。

四、权力失控的表现：监控与暗示的重建

当女性拒绝再表演附属性角色时，规训体系赖以存在的幻觉就开始破裂。权力的典型反应并不是放手，而是加码监控与暗示，试图拼凑出新的稳定。福柯 (1977) 在“全景监狱”模型中指出，权力的有效性并不依赖暴力，而在于让个体始终相信自己被注视，于是主动自我约束。正因如此，监控不仅是外部的，更是通过暗示与重复，逐渐被内化为一种自我警觉。

在现实中，这种监控以多种形式出现。媒体宣传反复强调“国格”“荣誉”，把女性塑造成民族精神的代言人；媒体舆论利用民族主义口号围剿所谓“脱轨”女性，把她们的私人选择转化为公共危机；社交媒体上的网络暴力则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把集体的愤怒转化为无处不在的审查目光。由此营造出一种氛围：公共视线随时可以闯入私人领域，女性的一举一动似乎都要为“集体体面”负责。

这种氛围并不仅停留在外部惩罚层面，它更通过“暗示”来划定边界。当有人质疑“国格”叙事的正当性时，权力会释放出模糊却威慑性的信号：法律条款的威吓（如“传播淫秽物品罪”）、政治口号的灌输（如“爱国主义教育”）、甚至社群内部的围攻与排斥。这些暗示并不总需要真正落实，它们的作用是制造一种潜在惩罚的阴影，让个体在不确定中主动噤声。正如 Ahmed (2004) 指出的，情感氛围往往比直接惩罚更具约束力，因为它让人“未被惩罚之前就已感到恐惧和羞耻”。

归根到底，这是一种“生产性的权力操作”：借由女性的身体与行为，制造出忠诚与背叛、体面与耻辱的二元叙事，并不断重复灌输，使这种叙事被内化到每个人的日常实践中。看似无所不在的监督，其实恰恰暴露了权力自身的焦虑——它害怕差异揭穿幻觉，害怕有人突破设定的边界。正如 Foucault (1977) 所说，全景监狱的核心不在于强制看守，而在于让个体成为自己的监视者。而当女性开始拒绝内化这种监控逻辑，这座看似坚固的建筑就会出现裂缝，父权秩序赖以维系的根基也随之动摇。

五、总结

回到本文标题，可以看到，当女性拒绝再作为附属物时，所谓“有辱国格”并非国家蒙羞，而是父权权力幻觉的破裂。所谓国格，只是一种修辞，把个体的身体与欲望绑缚为集体尊严的载体。它依赖对女性的规训来维系合法性：把私人欲望塑造成公共战场，把个体差异转化为群体羞耻，把社会的焦虑投射到女性身上，再通过监控与暗示不断加固幻觉。

然而，当女性要求以自主身份生活时，这一连串机制都会暴露出它的脆弱。正如 Butler (1990) 所强调的，性别身份并不是自然的，而是靠重复表演维系的；一旦表演中断，幻觉就被揭穿。同样，正如 Foucault (1977) 所揭示的，权力依赖于个体的自我规训和自我看守；而当这种自律不再自动发生时，权力的无形网络也会失去支撑。

因此，所谓“亵渎国格”，其实并不是女性对民族尊严的损伤，而是她们挣脱性别规训的表现。这种挣脱削弱的不是民族体面，而是父权权威赖以生存的神话。它让我们看到：权力秩序并非自然、稳固、不可动摇，而是依赖情感投射、面子逻辑与羞耻机制不断重演。

也因此，一个时代的女性不再屈居“附属物”，真正守护的并非虚构的民族体面，而是直面权力本质的勇气与自由。她们的选择不仅是对个人生活的坚持，更是对父权幻觉的一次撕裂——提醒我们，所谓的“国格危机”，其实是父权秩序自身的危机。

参考文献

Ahmed, S. (2004).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Ahmed, S. (2015).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 (2nd ed.). Routledge.

Brown, W. (2006). Regulating aversion: Tolerance in the age of identity and empi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utler, J. (1990).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Routledge.

Chang, C.-L. (2008). 性别再现与国家意识形态：论中国当代艺术内的女性身体意象. 台湾美术学刊, 71, 32–41.

Foucault, M.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A. Sheridan, Trans.). Pantheon 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