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壞女人：何小培與她的「酷兒家國」

何小培導演的《中華壞女人》無疑是這幾年最受關注的華語獨立酷兒影像之一。自2021年北京愛酷電影周首映以來，這部紀錄片在歐洲電影節、英國亞洲酷兒藝術節等各大海外獨立影展現身，2023年在香港百老匯戲院上映亦場場滿座，好評不斷。2024年夏天，當我走到位於英國紐卡斯爾大學的中國獨立影像資料館(CIFA)，這個堪稱海外最大的華語獨立影像檔案室時，資料館負責人告訴我，過去一年，造訪資料館的觀眾累計看得最多的，也是這部《中華壞女人》。

一部類型為家庭私影像的獨立紀錄片，何以引來如此多海內外觀眾的注目？也許這部電影略為「聳動」的標題，早已注定它會吸引眾多目光：一是中華，一是「壞」女人，如此宏大的標題，令人直覺聯想到關於國族、女性的敘事而想要翻閱。為何是「壞」？據何小培導演，這部作品的緣起是這樣：

「我在英國讀書期間，看到一本書叫作《中國好女人》，裡面講了許許多多女人受屈辱的故事。我的一個朋友說，怎麼好女人都這麼悲催呢？就不能講講壞女人的故事，講講女人怎麼高高興興、自主自在的生活嗎？為了我的這個朋友，和其他尚未謀面的朋友，我就講講我們這三代女人， 如何遵循自己的意願去闖蕩、去生活，我們大概就是那樣的壞女人吧？」

進一步問，如果中國的國族寓言里總是有一個揮之不去的男性聲音，為何女性的聲音總是邊緣、弱化，或者如「好女人」的呈現那樣被動化？何小培曾在多次訪談和映後中提及，不論是現實亦或華語獨立影像中，女性聲音都是作為弱小的力量而存在。而小培導演的作品，不論是早期關注女艾滋病人的《寵兒》，或是後來題為「女同志形婚」的紀錄片三部曲，都將女性主體帶至前台，並代入她高度個人化的「酷兒」論述和風格，探討性/性別議題的交叉。

《中華壞女人》則首次將何小培的女性/酷兒敘事瞄向自我。由此，這部83分鐘的紀錄片展開了何小培家庭三代人、由1920年代跨越至2020年的故事。從2012年開始，小培開始有意識地拍攝女兒和母親的對話，再到疫情前夕，攝影機再次對準家庭里的三個女性。隨著故事展開，三個「壞女人」形象浮現眼前，她們同時受世俗婚姻束縛，卻又在傳統價值觀下顯得離經叛道：

先是「把愛都給了黨，把怨恨留給了家人」的母親。年輕時排除萬難爭取上學，解放後被打為右派，但仍擁有堅定信仰，終成為大學教書的知識分子；對女兒沒有深刻表露的愛，有的只是到了晚年的沈默不語。

再是十幾歲時在松山龍慶峽當羊倌，放羊路上聽見毛主席逝世的廣播「哇哇大哭」，恢復高考考入大學的何小培。大學畢業，她有著中國登山隊的傳奇履歷，一度攀頂南迦巴瓦峰，失敗後入了國家體改委，研究經濟改革長達十四年。又在90年代開始參與同志運動，成立北京NGO組織「粉紅空間」，參與艾滋防治倡導行動。1995年，她和英國朋友Susie在北京參與見證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二人從此成為長久伴侶，有著如她紀錄片《飛鳥》中描繪的那樣多元的酷兒關係。

最後去到小培第一段婚姻生育的女兒。女兒赴英國讀服裝設計，只是過年期間，才有機會回家與母親和外婆對談。因為童年小培的經常出走，母女之間也有著難以彌合的鴻溝。只是在愛欲上，她和小培可以在情感開放關係的話題開玩笑。畢業後回到上海結婚定居，母親飛來飛去，就算路過上海也是藉口「有放映活動」，大多時候相對無言。

如小培坦言，因為想要打破與媽媽長期的沈默無語，她想要借助女兒的對話去打破這般沈默。累積多年的素材，組合現實進行的對話，三人直面她們曾處在不同時空的沈默。隨著對話展開，三個女性映射了百年「中華「的歷史變遷、對外開放和全球化進程；她們迎接又同時叩問體制，在傳統家庭關係里格格不入、抵抗所有傳統規訓。「記錄女性的性與慾望」是導演原本的創作意圖，《中華壞女人》於是這樣暴露三人的愛、慾望、與痛楚。

與此同時，小培拒絕將歷史用沈重的白描法處理，紀錄片延續了她以往輕盈機敏的鏡頭語言（「用影像和愉悅原則來反對歧視」，是小培一如既往的酷兒女權主義哲學），我們聽見輕鬆的配樂，看見眾多黑白「網絡圖片」的拼接：天安門、上山下鄉、恢復高考、婦聯大會......如果說如《我們在哪裡》這樣紀錄世婦會的紀錄片，是學者譚佳所謂中國同志運動的「歷史檔案」（historiography），那麼，小培則作為這些歷史事件重要的參與者，進一步將這些漫長的歷史融進了最日常也最「離奇」的家庭對話。觀影過程中，你似乎能聽到觀眾上一秒在某個片段裡迸出笑聲，又在下一秒三人曲折的家庭關係里陷入沈默。

「中華」與「壞女人」兩組意象的對照，在我這裡，承載了小培紀錄片中的酷兒表述，組建一種我願意稱之為「酷兒家國」的敘事。在酷兒研究領域，個體與國家的關係一直早有討論：Jasbir Puar在美國語境下提出同志國族主義（homonationalism），即酷兒政治常常被由上而下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收編捆綁，而帶有同志正典化的局限性；社會學家Travis Kong借用此概念研究中港台三地的同志群體如何與國家政治斡旋（在台灣同婚運動中尤其明顯）；Alexander Stoffel進一步提出“erotic world-making”概念，回顧了同志解放、黑人女性主義、愛滋行動主義等運動自上世紀60年代在美國的起源：這些運動從一開始就是充滿跨國性而流動至全球的。

儘管這些理論由宏大政治議題勾勒到個體情慾，酷兒、家/國的辯證在小培的紀錄片中更加幽微複雜。從母親的政治回憶、小培描述的個人參政經歷，再到女兒歸國經歷疫情，整個家庭三代人的生活映射了中國的巨變。家是國的縮影，國也是家的背景聯繫——兩者共生而不可分。但這種共生卻並非一種線性歷史觀下的家庭成長。相反，比如母親的「怨恨留給了家人」、小培在體制內外的游刃有餘，都伴隨著一種“反抗”的戲謔意味：家和國都是可以同時被否定的。如何否定？在紀錄片獨特的女性意識下，酷兒家國因此成為一種「由下而上」的、游動的策略和手段，擊破任何對國家、傳統家庭的原初想像。

而個體敘事如何具備普遍性呢？女性/酷兒的寶貴性在此再度彰顯。影片沒有像小培早期作品那樣，借他人口吻來刻畫酷兒與性政治在中國的現實局限，相反，何小培借助她的個人史詩將現實瓦解，鬆動我們對大國和歷史的常規想象，帶來同樣激進的可能。「酷兒家國」因此是一條另類的交叉線：中華離不開壞女人，壞女人也解構了中華性。

這種獨特的敘事和風格，或許只屬於有著傳奇政治人生的小培。《中華壞女人》用一種自我民族志的方法，為我們打開了另一種想象「酷兒中國」的可能：酷兒個體如何處在中國複雜的歷史和當下，而歷史又是怎樣可以被「酷兒」化的。這部紀錄片里，酷兒不再是某種身份或標籤的凝固，而是如社會學家Travis Kong所言，酷兒是一個活生生的動詞：它可以去質疑和動搖一個國家的權力宰制，也可以擊破和融化一個家庭最深處的脆弱，這就是何小培構建起的「酷兒家國」。

参考资料：

bc.cinema.com.hk/中華壞...

《中华坏女人》：人们对爱的欲求是永远没够的：www.163.com/dy/artic...

用影像和愉悦原则来反对歧视： 何小培访谈：www.chinaindiefil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