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謝靈運「寓目之美觀」在六朝以前各種可能因素的啟廸(第六節：漢賦的啟示)

漢(元前206-220)繼承秦(元前221-前207)的君主集權統治模式，學術思想定於一專；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成就了漢賦的興盛。徐復觀認為，因為兩漢君主寧可宗族、諸王等知識份子奢侈墮落，作「禽獸行」的罪惡；也不容許奮發向上，著書立說承受名譽，以危害君主的權位。漢代的一些冤獄，如淮南王劉安(元前179-元前122)等，正因為他好書聚賢論文，不喜弋獵狗馬馳騁，引起君主猜疑而致死的。[1]結果，上行下效，大家窮奢極侈，閒來附庸風雅，於是有司馬相如(元前180-元前117)等人能以賦迎合他們這樣的奢華心理。[2]

《說文解字》指「苑，所以養禽獸也」，「囿，苑有垣也」。[3]段玉裁(1735-1815)認為苑古謂之囿，漢謂之苑；囿，所以域養禽獸也。[4]大抵上，苑囿應自漢代而興盛，是帝皇富人用來植林養獸以供他們遊獵、觀賞及娛樂之用的場地。漢代苑囿的大量出現，與漢賦的興起可說互為表裏，同時也跟寓目之觀念起了重要的變化息息相關。

古代的苑囿，由來已久。據研究說，神話中黃帝的玄圃，應是最早見之於文字記載之中；而由周文王所建的靈囿，則是中國歷史上最早可確定的園林。這時候的苑囿，帶有濃厚的祭祀、宗教及神話色彩，也有生產及觀賞的作用。[5]

如果單看「苑囿」一詞，在古籍中，則只見於《呂氏春秋》，有如下兩條：

第一，《呂氏春秋．孟春紀》：「昔先聖王之為苑囿園池也，足以觀望勞形而已矣；其為宮室臺榭也，足以辟燥溼而已矣；其為輿馬衣裘也，足以逸身煖骸而已矣；其為飲食酏醴也，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其為聲色音樂也，足以安性自娛而已矣！五者，聖王之所以養性也，非好儉而惡費也，節乎性也。」[6]

第二，《呂氏春秋．有始覽》：「今天下彌衰，聖王之道廢絕，世主多盛其歡樂，大其鐘鼓，侈其臺榭苑囿，以奪人財，輕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凍餒夭膌，壯狡汔盡窮屈，加以死虜；攻無辠之國以索地，誅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廟之安也，社稷之不危也，不亦難乎﹖」[7]

從上例可見，古代君王設置苑囿等建築，只為養性之用；若果多置苑囿作行樂之用，則如其所言，最終會危害國家。這樣的說法，頗有政治道德的況味；似乎在那時候的苑囿即使有觀賞及娛樂的性質，但也離不開道德的枷鎖。

這樣的觀念，到了漢代還是有的，例如：《韓詩外傳》卷五：「登高而臨深，遠見之樂，臺榭不如丘山，所見高也。平原廣望，博觀之樂，沼池不如川澤所見博也。勞心苦思，從欲極好，靡財傷情，毀名損壽，悲夫傷哉！窮君之反於是道，而愁百姓。詩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癉。』」[8]此話雖從詩教的角度而言，但某程度也反映漢人的思想。古人築高臺、置苑囿或登高臨深來觀賞山水自然，雖可說是「遠見之樂」、「博觀之樂」，但也離不開政治道德的範圍。

不過，在漢賦中，以上的觀念卻得到了很大的解放。劉勰(465-522)說：「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9]，劉熙載(1813-1881)也說：「賦取窮物之變。如山川草木，雖各具本等意態，而隨時異觀，則存乎陰陽晦明風雨也。」[10]由於漢賦具備這樣的特質，在苑囿興盛的漢代，就可以大派用場；同時在寓目之觀念上，跟前代比較也起了很重要的變化。那種對苑囿的景物或山水自然景色，與耳目之娛、遊觀之樂等關係的說法，不乏見於漢賦之中，例如：

第一，枚乘《七發》：「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荊山，北望汝海…原本山川...浮游覽觀…極望成林，眾芳芬鬱…練色娛目，流聲悅耳…目窕心與…」[11]

上例是吳客為楚太子解病，提出七個方法的其中之一。其中可見，登臺觀望山水自然，和「練色娛目，流聲悅耳」之緊密關係。

第二，司馬相如《上林》：「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顥天之臺…撞千石之鐘…奏陶唐之樂，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倡，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12]

上例是天子遊上林，於顥天之臺置酒聽歌作樂。其中可見，「娛耳目樂」的觀念，似已脫離道德的枷鎖，較之於枚乘《七發》，有更明顯之意圖。

第三，張衡(78-139)《南都》：「夕暮言歸，其樂難忘。此乃遊觀之好，耳目之娛，未睹其美者，焉足稱舉！」[13]

上例指出作者遊南都後的感觀，「遊觀之好，耳目之娛，未睹其美者」幾句，按上文下理來看，較之於《呂氏春秋》所說，在觀念上是少了道德的束縛。

在研究中國苑囿的歷史上，芦立一郎提出如右的看法：基本上，在先秦時代，苑囿有宗教、神話的特質，兩漢的苑囿則漸漸有遊樂的、物質的(蒐集的)特質，直到魏晉時代，尤其是謝靈運所經營的苑囿，才有美感的、鑑賞的特質出現。他認為山水詩之所以能夠出現，跟此不無關係。[14]從漢賦的例子來看，大都以描寫帝王富人遊獵作樂、觀賞自然為主的，芦立氏認為兩漢的苑囿有遊樂的、物質的(蒐集的)特質，亦未嘗沒有道理的。

可以肯定的是，漢賦中有關「遊觀之好，耳目之娛，未睹其美者」的說法，漸次擺脫了政治道德的束縛，可以作為一個獨立及純粹觀念來看待。尤其在大賦之中，在「辭人之賦麗以淫」的筆下，[15]描摹苑囿的山水景色或敘述在苑囿內的遊樂活動，在篇幅上是大大增加的。難怪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16]漢賦這樣的特色，以及在創作上加大了描摹的篇幅，觀念上減少了政治道德的訓誡，對後來人提倡寓目之樂、寓目之美，究竟帶來怎樣的啟示，這也就值得我們深思了。

簡言之，漢賦對於後來寓目之美觀，在觀念上和創作上，有以下兩方面的啟示：

第一，在觀念上，從漢賦不少例子可見，兩漢苑囿的興盛，在客觀的經濟條件上，為古人的視聽帶來一種全新的刺激；漸次擺脫政治道德的枷鎖，形成一種視聽之娛的形上觀念，有利於後來寓目審美觀念的形成與發展。

第二，在創作上，漢賦獨特的鋪排句法，繼承《楚辭》，以上下左右、東南西北的方式，對所觀賞的景物進行細緻及詳盡的描摹。無論是作者真實所見，還是比喻說法，都離不開寓目身觀的經驗。這對於後來謝靈運等人的創作，對山水景物作寓目身觀的描述方面，也是值得我們關注的。

[1]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一，台北，學生書局，1993年2月第7版，頁181-191。

[2] 據《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曰：「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詩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獵之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賦奏，天子以為郎。」司馬相如以《子虛》、《上林》寫諸侯天子的游獵的情況而晉身權貴，可見當時上流社會奢華之風與漢賦興盛的關係。見[漢]司馬遷(元前145-元前86)：《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1月第14版，頁3002-3043。

[3] 見[東漢]許慎撰，[宋]徐鉉(916-991)校：《說文解字》，香港，中華書局，1989年2月再版，頁23和頁129。

[4]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台北，世界書局，1989年11月第四版，頁52和頁303。

[5] 侯迺慧：《詩情與幽境：唐代文人的園林生活》，台北，東大出版社，1991年6月初版，頁15-21。

[6] 王利器：《呂氏春秋注疏》，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1月第1版，頁97-100。

[7] 見註6，《呂氏春秋注疏》，頁1306-1308。

[8] 見屈守元：《韓詩外傳箋疏》，成都，巴蜀書社，1996年3月第1版，頁469-471。

[9] 劉勰撰，范文瀾(1891-1969)註：《文心雕龍註》上冊，香港，商務印書館，1986年7月第9版，頁134-135。

[10] 劉熙載：《藝概》，台北，金楓出版有限公司，1986年12月初版，頁136。

[11] 費振剛等人輯校：《全漢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頁18。

[12] 見註11，頁66。

[13] 見註11，《全漢賦》，頁460。

[14] 芦立一郎：＜苑囿---中国における自然観の一側面＞，《集刊東洋學》1977年，37，頁24-47。

[15] [漢]班固(32-92)：《漢書》，香港，中華書局，1970年初版，頁1756。

[16] 見註15，《漢書》，頁2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