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的一切》-年度治癒佳作，教打工人如何帶病生存！|電影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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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執導過《你的鳥兒會歌唱》《惠子，凝視》等片的日本電影界新銳三宅唱，近期又有一部新作問世。如今，這部影片即將登陸國內院線。它就是《黎明的一切》。

該片曾在2024年摘得日本《電影旬報》年度最佳電影，也在北京國際電影節獲得最佳藝術貢獻獎。三宅唱的作品常對準現代社會中青年群體以及邊緣人群的生存與精神困境，而新片《黎明的一切》則講述了兩位擁有常人難以理解的疾病和煩惱的同事互相幫助度過各自創傷的故事。

和抗病敘事所宣傳的所謂“堅強”不同，本片並不是意在教你如何開展頑強抗爭，電影所提供的解決方案，是在常規人際關係之外撕開一個口子。片中主角沒有在可見的時間尺度內抵達黎明，而是學會了在黑夜中保持希望。

電影主要圍繞着兩位主角而展開，患有經前期綜合徵的女主藤澤，與患有驚恐障礙的男主山添，兩人患病所導致的病情讓他們無法應對當前的工作，他們巧合般地前往了遠離城市的小公司栗田科技工作，並成為了同事。

開始共事時，二人並未發現對方的不同。只是在某天，山添為了防止驚恐而不斷喝氣泡水的行徑正巧遇上了藤澤PMS的發作，藤澤對其發泄了自己的怒氣。而之後當山添驚恐障礙發作到出現軀體化現象時，藤澤又及時向其遞上了藥片。這種默契讓他們知曉了對方的病情，也便從此開始了病友間互相治癒的相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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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用諸多筆墨解釋主角二人產生疾病的社會以及個體因素，三宅唱導演明顯更偏向於為有同類似苦惱的觀眾們提供解決方法，他早在採訪中便已清晰指出：“我們的人生除了戀愛之外，一定有別的維度。男女究竟怎樣能夠用超越戀愛的方法，建立起幸福的關係。”導演所給出的答案，正是影片中二人共救的共同體關係以及自救心態。

關於這種“共救”，其最為獨特的一點便是去浪漫化，男女主角從相識到熟悉，從始至終都沒有發展出戀人關係，甚至很大程度上都不能稱之為朋友。當然這種關係的引入在開始時也的確引起了二人的詫異，當藤澤提出和山添共同治癒的說法時，山添的牴觸與不解讓藤澤說出：“原來經前期綜合徵和驚恐障礙是有等級的。”這樣的話。

但他們對病症的系統化學習以及互相幫助的計劃，很快便突破了這層心防，讓彼此成為了在病情襲來時的支撐。這一安排似乎正反映了，Z世代青年對親密關係的需求儼然是另一副姿態。當個體趨向於關注尋找自身的需求時，便不再執着於從他人處尋找強捆綁性質的社會關係。

三宅唱導演熱衷於捕捉演員在空間中的運動，而影片中這種共救關係的成效也正是用這種靜景與動景的對比所表露出來的。山添因驚恐障礙發作時，在電車站的移動是逐漸式微的，鏡頭緩慢跟隨着他退縮的步伐，並最終定格在其跪倒在車站內的一瞬。

但在和藤澤的共救關係相處之後，導演用了一連串銜接順暢的鏡頭，跟隨其騎車穿梭整個鄉鎮的身影，這種動感揭示了山添在共救關係中逐漸找到的生活平衡。這正映襯了這位社會學系出身的導演曾說的：“人類看上去能夠自由行動，但其實並非如此，我們的行動總被看不見的力量所左右。”

除去共救關係外，更無法忽視的是電影中的自救心態。整部影片中，兩位主角都沒有像正劇一般與疾病抗爭，努力獲得治癒。二人只是學會在病症中找到自己的生活節奏，做到真正的帶病生存。這也宣告着帶病者可以拒絕一種“抗病”敘事，拒絕“治癒”敘事，避免將戰勝疾病和個人意志力掛鈎，這也是防止對那些“無法痊癒者”的污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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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到此的觀眾們肯定也可以讀出，《黎明的一切》的全片結構其實也如其名所述，像一場夜與日的交替。影片開始於女主藤澤的自述，在昏黑的天空，瓢潑大雨和潮濕的城市中，她講述着自己的症狀：“在月經來潮前幾天，我變得無法控制地激動。在經期之前，女性經常感到精神不穩定、頭疼和頭暈，當症狀嚴重時，她們會被診斷為經前期綜合徵”，疾病所帶來的憤怒、煩躁到疲勞與嗜睡，困擾着藤澤的日常生活。

而在影片的結尾，男主山添則站在溫暖色調的公司內的自述，解釋了自己所患有的疾病，即驚恐障礙的症狀，他講到自己經常無法控制身體或是感覺，不管發作多少次都讓人害怕，無助且想要流淚，身邊的女友、朋友、同事和老闆也變得漸行漸遠。但緊接着的一句“真的是這樣嗎？”似乎暗示着他已在和女主的相處中尋找到了與病症和解的辦法，而這種“療愈”的過程便是全片所想要傳遞的信息。

主角二人所患有的疾病就像是一個獨屬於東亞的時代隱喻，情緒的失控、無法排解的壓力，和對社交的恐懼都讓這一世代的青年逐步走向普遍性的心理亞健康狀態。

其實早有國內外研究證明，青年群體的心理健康風險以及抑鬱情緒正在蔓延。《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21～2022）》中就顯示，青少年正面臨不同程度的抑鬱風險。而《2024 年世界幸福報告》的編輯Jan-Emmanuel De Neve也稱：“年輕人的幸福感正在令人不安地跌落。”。

工作場所，作為一個人生活中的第二空間，自然與當代青年的心理問題脫不了干係。電影中大部分畫面也都發生在職場之內，主角二人都因為疾病問題從快節奏的大公司離開，其被先前工作經歷所塑造的行為痕跡也都清晰可見。女主在單位中多次給同事買零食的行為，映襯了日本職場中的前後輩文化，也像極了年輕人的“討好型人格”。而山添則是在電影前半段不斷地爭取回到原本就職的大企業工作的機會，其從大廠墜入小公司，心中仍有對於工作內容與環境的不滿。

在職場中從身體到心靈的失控、對群體融入的執念，甚至是在工作場域中和真實自我的切割，當代青年在面對社會時被迫選擇的“角色化”與“工具化”，讓個體逐漸走向了異化與失控，被迫扮演了一個只強調績效和效率的生產工具，並在這種工作模式中逐漸喪失其內在價值。

而在職場之外的生活中，性別關係的緊張、家庭關係的疏離、以及友誼的短期化、搭子化也讓個體的情緒猶如無腳鳥一般無法落地，當人與人的關係變得功能化，個體也逐漸走向了原子化，心理健康問題便也接踵而至。

在帶病生存的當下，該如何與病狀、甚至是與自己和解的確變成了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普遍存在的心理健康危機該如何調理。《黎明的一切》不止是藉由藤澤和山添引出了這個問題，同樣也用二者的相處模式，巧妙地構建了應對它的答案。

在影片的結尾里，兩位主角費勁所有心思所共建的移動天文館項目終於落地，在天文館所搭建的黑夜裏，女主借着前輩的筆記，對在場眺望星空的所有觀眾說出：“感謝夜晚，我們能夠想像黑暗之外的無限廣闊。”也宣告了兩人通過這種共救關係，尋找到了在黑夜中長存而自洽的辦法。

三宅唱為《黎明的一切》用盡了一切溫情與暖意，在電影中締造了一個溫暖的烏托邦。但影片依然有着理想化敘事的局限性，在現實生活中的人際關係往往更加複雜和窒息，比如優勝劣汰的職場真相，巨大的系統性支持的缺位。如何建立起對患者的支持，或是疾病本體論的認知觀念，我們仍需要行動。在這樣的環境下，總有人如星空一般撐起生存的可能性，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尋找自己的生存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