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书：集体记忆|第五天|二姨的西餐

童年和我最亲近的人是我的二姨，我妈妈的大妹妹。

她圆脸，身材矮小但结实，早年流行纹眉，她的眉毛也是纹过的。大概技术落后，纹过的两道眉毛极细，带着一种不自然的青色，她真实的眉毛点缀在上面，看不出原始的形状。她常年扎一条黑色的马尾辫，白皮肤，有两颗圆圆的眼睛。我一直不觉得二姨长得好看，但她这样的特别的人，在我的印象里，就不该落入“好看”这样的俗套。

她一直是相当特别的。

二姨用以谋生的是一间自己的小门店，用柜台隔开。前面是店，后面就是她的家。面积非常之小，只能放得下一张床和一张写字台。但她的写字台里有不少好东西，比如说我最喜欢的冰糖。但她从不轻易拿冰糖给我吃，只有在很特殊的时候才会给我一两块，然后再将冰糖锁起来。她的冰糖和她本人一样充满威严。而写字台上面下面里面外面堆满了很多书，是当时很难见到的外国小说，有《包法利夫人》《苔丝》《傲慢与偏见》《死魂灵》（我当时从那本书里第一次知道果戈里的名字）《战争与和平》等等，至少有几十本，或者是上百本也说不定。那些书有清一色的白色硬质封皮，纸张已经发黄变脆，有一股特殊的旧书的气味，黄色的纸和白色的皮对照极为明显，像打肉毒保持状态的七八十岁的演员明星，看起来又老又年轻。

我从七八岁识字开始就迷上了这些书，而未知和异域风情总会给人以莫名的优越感，特别是在别的小朋友面前炫耀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是《茶花女》吗？你不知道，但我知道嘿嘿。尽管那时候我觉得这些书太罗嗦，比如包法利夫人约会前，福楼拜总是要加上一大段或者几大段的景物描写，我为追求故事情节一般跳过不看。但这不影响我对这些书的崇敬，它们和电视剧，我分得清深与浅。这些书只有二姨那里才有，我的其他亲戚是从来不看书的。

当时二姨三十多岁了，没有结婚，也没有伴侣，这样的年纪还孑然一身，在我们小县城里当时是相当罕见的，免不了周围人的指点。 而我始终觉得二姨就不该结婚，结婚不是她这样特殊的人应该做的事情。俗气的人是要和俗气的人结俗气的婚的，而二姨不俗气。她虽穿着并不时髦，但她有和周围众人显著不同形状的个性。而最个性的一部分，是二姨会带我吃西餐，那是我童年最令人期待憧憬的事。

钱钟书曾说，小城市的摩登姑娘，都是落伍的时髦，乡气的都市化。这样刻薄地形容女性我相当讨厌，但若用来形容我故乡的西餐厅那却是恰如其分，小城市的洋人食物配得上这样的刻薄。说是西餐厅其实并不准确，那是一家卖西点和生日蛋糕的烘焙坊，二楼开辟成餐厅。一楼肯定不会都是西点，也有中国特色大麻花枣糕月饼之类的中式点心，若不搞点土洋结合，这生意肯定是做不下去的。而这二楼的食物也是土洋结合，正经西餐厅的牛排红酒三文鱼自然是没有的，意大利面更是没人听说过的玩意。而最符合小县城刻板印象的西餐就是薯条配汉堡包（这个“包”字必须得加上，是灵魂），配上一杯珍珠奶茶。我也不知为何这台湾过来的珍珠奶茶为何被以讹传讹成英国人美国人的发明，但只要不是本地土产，大概都可以划拨成西餐。这家餐厅的二楼有一点浪漫——不是传统的椅子，把椅子换成了秋千。我们不必像快餐店一样赶着吃完，可以慢慢坐下，给薯条一点点抹上番茄酱，用舌尖品尝一颗颗弹弹的珍珠，坐在二楼看一楼购买面包的人来来往往，实在是一种极大的像扮演公主一般的乐趣。

而吃西餐的地方，只有二姨会带我去。去吃西餐的日子就好像过节，可以体验英语书里外国人才能吃到的东西。我妈每次听到二姨要带我吃西餐都会皱起眉头，自己家做饭不好吃吗，吃什么西餐。记得二姨回上一句我妈听不懂的话：大姐，这叫享受生活。我妈皱起鼻子，什么享受生活，给你们惯得。

我妈是不容许享受的人，而二姨是懂享受的人。这就是我的理解里，二姨和我妈最大的分别。

敷衍完我妈，我和二姨两个人高高兴兴地来到西餐厅，走上楼梯，坐在二楼的秋千上，点上一杯珍珠奶茶，配上薯条汉堡包谈天。这西餐厅生意不太好，我印象里人总是很少，但这却给了我们不拘束的聊天的自由，熟人社会里想找一个这样的空间实在是不容易的事。吃西餐是和平时截然不同的一种生活——吃的是只有英语课本上才能看到的新奇食物，坐在平时不会坐的浪漫秋千上，周围没有其他人的聒噪之声，弥漫着面包出炉的黄油的香气。而对面和我谈天是这样有个性的二姨，她可信赖又有见识，没有不能和她说的。

我那个时候觉得二姨永远都不会结婚，她和结婚这种俗事不搭。她会一直陪着我，她是我最可信赖的朋友。

但不知道为什么，大概是因为外婆近乎疯癫的逼迫，二姨还是，或者说竟然，在37岁的时候结婚了。而我对于结婚这件事的坏印象也就此开始。她和丈夫去了另外的县城，离开了那间带着魔法写字台的门店，打开带锁的抽屉，把里面一大袋的冰糖都留给了我，那些书她一本也没有带走。

我记忆里再见到她时，她已经经历了一次非常艰难的生产，在租住的小房子里哺乳。那房间里的气味混杂难以名状，这不是我理解中二姨会住的地方，她一直是很利落整洁的人，我看过她的账本，条目都非常清楚。房间很杂乱，她端坐在床上，怀里抱着她的孩子，穿着深色的毛衣，还是青色的细眉毛，圆圆的脸，但我却觉得结婚前和结婚后的她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她讲的话都已经全是关于她的婆婆和小孩子了，那是我之前从来没有想到过会从她口中说出的话。她的新家也完全没有书了。

结婚让一个人变成了另外一个不再是她自己的人，结婚让一个人变成一个扮演妈妈的演员而不再是她自己。结婚让我二姨变得似乎和我妈妈一样了。我十几岁的心里对结婚充满了愤恨。

我后来也没有什么机会再见到二姨，她大概也无暇联络我。几年之后，二姨为谋生卖起了保险。而这时的她已经脱胎换骨成另一个人了，无论和她说什么，都会回到“人最好有个保障”的推销上。我岔开她的话，试探性地问，二姨，如今城里有新开的西餐厅，你还记得吗，我们当时经常一起吃西餐。她的回答是我始料未及的——大外甥，咱们还是吃老祖宗的大米饭白面条，不比什么都香。

时间偷走了我真的二姨，换了一个随便什么来凑数，大概是曾经那个真人太宝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