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肖恩·普萊斯·威廉姆斯(翻譯)-殺戮與慾望,逃脫男凝的邪典少女奇遇記|幕間肖像
肖恩·普萊斯·威廉姆斯(Sean Price Williams)與《甜蜜的東方》(The Sweet East)一起拒絕憤世嫉俗,讓尼克·平克頓(Nick Pinkerton)開懷大笑
原文標題:Sean Price Williams on Rejecting Cynicism with The Sweet East and Making Nick Pinkerton Laugh
原作者: Caleb Hammond
譯者:Phaedrus
發表時間:DEC 1,2023
編者按:《甜蜜的東方》是肖恩·普萊斯·威廉姆斯導演的長片首作。在此之前,他以攝影師的身份混跡於紐約獨立電影界。如果你喜歡薩弗迪兄弟肆意的影像風格,那這部電影絕對不能錯過,薩弗迪兄弟的《天知道》《好時光》都由他擔任攝影,而《甜蜜的東方》也在某種程度上繼承了類似的影像風格,並在其中加入了更多的想像力。
本片的編劇是影評人尼克·平克頓,他的作品曾發表在《視與聽》、Film Comment、Artforum等眾多電影雜誌中,他對於電影史的熟稔,讓影片毫無違和感地借用了大量充滿男凝的剝削片橋段,這部生根美國東部的少女奇遇記也成了當代邪典版愛麗絲夢遊記,我們跟隨着顏值爆表的女主莉莉安穿梭於光怪陸離的場景中,影片風格也隨之變幻莫測。在一次次巧妙地逃脫滿是說教的男凝剝削後,莉莉安也將複雜荒誕的美國社會剖開。
《甜蜜的東方》在2023年康城電影節導演雙周單元進行了首映,國內外媒體評價頗高,也是去年最佳長片首作的有力競爭者。今天我們借一篇The Film Stage對導演肖恩的採訪,一起揭開本片的創作秘密。在採訪中,肖恩回顧了與薩弗迪兄弟的合作、與編劇尼克·平克頓如何配合、以及他對於犬儒主義的看法。
在過去的十五年里,攝影師肖恩·普萊斯·威廉姆斯(Sean Price Williams)一直是紐約獨立電影界的中流砥柱,比如他曾為薩弗迪兄弟 (Safdie brothers)、亞歷克斯·羅斯·佩里 (Alex Ross Perry)、米高·阿爾梅雷伊達 (Michael Almereyda)、羅伯特·格林(Robert Greene)等人拍攝過影片。
《甜蜜的東方》由影評人尼克·平克頓(Nick Pinkerton)撰寫劇本,威廉姆斯擔任導演。本片帶有蓄意挑釁的意味且妙趣橫生,故事從一個 “披薩門” 事件開始,高中生莉莉安(塔莉婭·萊德飾,曾出演過《從不,很少,有時,總是》)和她在華盛頓特區的同學因故分開。自此之後,她便在美國東北部地區漂泊並與一批批外來者們打交道,而這些人都對她有着那種特殊的、往往是性方面的興趣,其中就包括一幫安提法風格的朋克們、一個操之過急的製片二人組(阿尤·艾德維利和劇作家 傑里米·O·哈里斯飾演),甚至一個出櫃的新納粹學者勞倫斯(西蒙·雷克斯飾)。
喜歡平克頓的影評和他推特上內容的粉絲們一定會為他在這部電影中妙語連篇的台詞而感到愉悅,尤其是角色勞倫斯關於大衛格里菲斯以及埃德加·艾倫坡的長篇獨白。這段台詞巧妙被一些笨拙的視覺噱頭所搭配着,這其中也包括了一個令人髮指的、受Troma電影公司所啟發的大屠殺鏡頭。《甜蜜的東方》沒太把自己當成一部嚴肅電影,也不要求觀眾以這樣的定位去考量它。但據威廉姆斯所說,這部電影並不是很憤世嫉俗,他本人也不能忍受憤世嫉俗的人和這樣的藝術。(穿插着效忠宣誓的開場音頻應該能讓人了解這部電影的核心所在。)
今年春天《甜蜜的東方》在康城的導演雙周單元首映,但對威廉姆斯來說,真正的大獎是晚些時候在秋天舉行的紐約電影節上的放映,也正是這時我們才在EBM電影中心的頂樓聊了聊。在紐約電影節他的電影放映結束後,威廉姆斯在與我聊天的前一天晚上去看了費城人隊的季後賽。也正是因為在費城的比賽時他嘶吼得太響以至於徹底失聲,因此這次採訪他用着低沉、沙啞的聲音直接對着我的錄音機進行的如下回答。
The Film Stage: 當我看着這部電影的劇照和海報時,它讓我想起了亞歷克斯·羅斯·派瑞的 《黃金出口》(Golden Exits,2017),這部電影和它有着很類似的顆粒感而且塔利其實亞看起來有點像艾米麗·勃朗寧。然後我就意識到這兩部電影都是讓主角唱歌來作為開頭的。
肖恩·普萊斯·威廉姆斯: 沒錯,她唱的是《New York Groove》。媽的,難道我剽竊了這部嗎?
The Film Stage: 亞歷克斯關於這個有說什麼嘛?
肖恩·普萊斯·威廉姆斯: 不,他從沒說過這個,但他確實有提到說我在這個採訪中說的所有話都是他說的。他總是準備刁難我。但如果我認為我確實從他那裏拿走了什麼的話,或者說從他那裏學到了什麼的話,我肯定會非常難過的。
The Film Stage: 你有在研究瓦萊利安·博羅夫奇克(波蘭攝影師)的海報。
肖恩·普萊斯·威廉姆斯: 我對電影的海報其實有一個更宏大的構想,但可惜的是我們沒能及時完成它。 現在的海報是畫出來的 ,所以基本上是Match Factory(一家國際知名的藝術電影銷售和製片公司)問我說 "你喜歡什麼樣的海報?" 然後我們剪輯的地方到處又都貼着博羅夫奇克的海報,因為他是我的偶像, 所以我們就說:“那就像這樣的海報如何?" ,於是他們就想出了現在這個電影海報,它和那些博羅夫奇克的海報很接近。
The Film Stage: 過渡到導演的位置上時,你的腦子裏會不會出現 “我很有信心能做成這件事”這樣的話,或者有沒有其他什麼會讓你感到疑惑的方面?
肖恩·普萊斯·威廉姆斯: 對我來說也沒什麼不同。我知道我對與演員建立關係並信任他們這件事缺乏安全感。關於和演員成為朋友這件事而言的話,就這很常見也很正常。但是要能夠告訴他們,“你能這樣做還是那樣做”,知道如何與演員交談——我仍然對這件事沒有安全感。有時我會告訴塔利亞一些指導,但她似乎對我的話很困惑。然後製片人克雷格·布塔 (Craig Butta) 就得進來說明他認為我想表達的意思是什麼,來讓除我以外的人可以明白我的意思。我認識克雷格25年了,因此他非常了解我。而且他曾經也是一個演員,所以他非常清楚該如何與演員交談。就這方面而言,我還有很多東西要學。
但就導演這個位置而言,我所做的事其實還是像往常一樣——只是做導演的話就沒人可以去回應了。我只是做了一些如果是別人來導演我的話會做的事: 我拿着攝像機,想辦法如何才能更好地阻擋場景,編排場景——諸如此類的事情。我必須在現場和演員一起做這些事,因為我對鏡頭沒有很好的設想; 至於後一個問題,我不會這麼想。也許有一兩個場景我知道說, “哦,如果我們這樣做會很妙的,” 但大部分情況下,我都很隨心所欲,就像我平時做的那樣。
The Film Stage: 當你和其他導演合作時,你是否會注意到一些事, ““比如對他們處理事情的做法感到:“哇,這真是一種獨特的方式”,或者相反,當整個拍攝像火車事故一樣糟糕的時候,你會學到什麼是不該做的?
肖恩·普萊斯·威廉姆斯: 我和所有合作過的導演都稍微有點過節。但與此同時,我也從他們身上學到了很多,甚至是亞歷克斯·派瑞。我們得慎重而嚴謹地把事情做好,畢竟這是一個工作,它並不總是很有趣的。我們可以在其中玩得很開心。但有時你必須得, “好吧,我們必須得確保我們把這事做對了。” 我從我參與過的那些成功的電影中學到了這一點。我們總是在電影中稍加努力並取得成功。像《好時光》(Good Time,2017)就費了不少功夫。
The Film Stage: 《好時光》是你第一次在直升機上拍攝鏡頭嗎?
肖恩·普萊斯·威廉姆斯: 不是,我甚至都沒能拍過那些鏡頭。他們之前說要使用無人機,但這是錯誤的工具,所以我建議他們使用直升機。我說:“不,必須是直升機。”,他們不知道我們的預算是否可以承擔得起搞一個直升機來。不過我最終也沒有登上去,因為一旦你把更多的人放在直升機上,它就會變得越來越不敏捷。所以是直升機的操作員和喬希(約書亞·薩弗迪)登了上去,然後他們通過對講機引導拍攝用的汽車。他們本來可以在其他地方輕鬆地完成這件事,但他們想在他們想要做成這件事的地方進行,那就是機場旁邊,在那裏開直升飛機是不被允許的,這個拍的其實已經足夠好了,但喬希和本尼(本·薩弗迪)總是會把每個人都逼得更緊一點。我不會說我欽佩這一點,但我確實認為這很重要。 我的確也想傳達這個信息,那就是:再努力一點。
The Film Stage: 但是這部電影中並沒有出現直升機。
肖恩·普萊斯·威廉姆斯: 的確沒有,我幾年前還確實用直升機拍攝過一些其他東西,我喜歡坐直升機。我不喜歡無人機移動的感覺,他們很慢。我們曾在蘇格蘭拍攝時用過無人機,我們把16mm攝影機放在上面。我從未做過這樣的事,指的是說在空中拍攝。這感覺真挺不錯得,我不想讓相機在萬向節上移動,我不喜歡萬向節得那些移動,對我而言它們很糟。這和其他人用來穩定手持鏡頭的許多設備一樣,我覺得那些東西看起來都很醜。我們的電影中有幾個斯坦尼康鏡頭,其實通常來說我也不是很喜歡斯坦尼康。我有點後悔把斯坦尼康的那幾個鏡頭還是放在成片里了,應該用點手持鏡頭,推拉鏡頭之類的。
The Film Stage: 電影中哪些場景是斯坦尼康鏡頭?
肖恩·普萊斯·威廉姆斯: 當莉莉安從被關押中逃脫並走向帳篷時,這個場景就是用的斯坦尼康。 也許還有另外一個但我不記得了,其實大多數斯坦尼康鏡頭都被我們刪掉了,因為我就是無法被它打動。 這是一個十分特定的工具,我只是不認為這是適合我們用於表達的一種方式。
The Film Stage: 這部電影的打光是如此的獨特。它有一種有形的模糊感。就好像Juul電子煙發出的光似乎會逐漸消失在自己的器件里。
肖恩·普萊斯·威廉姆斯: 再次強調,我其實不是很會制定策略, 我和我的燈光師丹尼·阿普里爾(Danny April)聊過,我們一起合作了無數次了。我會把我剛看過的電影扔給他。 在第一次拍攝之前,我觀看了斯汀的紀錄片《斯汀1984演唱會》(Bring on the night, 1985),他用在採訪里的那些拍攝方式看起來很漂亮。這是一部非常好看的影片。 我當時說,“丹尼,這就是我要做的。” 事實上,我們的電影中沒有任何元素看起來像那部紀錄片中拍攝的那樣,但這麼做只是為了讓我們找到拍攝的工具和合適的燈光。我不想在電影中用很多LED,但因為我們必須得快點行動所以最終還是這麼做了。而且我們的團隊成員都很年輕,他們也還在學習之中。這部電影有一點像待在電影學院裏的那種感覺,就是那種學校項目的感覺: 第一次這樣做,第一次那樣做。那我也是,也是第一次當導演。
The Film Stage: 很多人對與新手一起工作感到擔憂, 但你似乎很喜歡這個主意。
肖恩·普萊斯·威廉姆斯: 與那些正在嘗試某些事情並且也試圖證明自己的人一起工作其實更有趣:向他們自己,或者向我,或者向他們的父母證明自己,我也說不好到底是向哪個。 但他們不只是自動機械地去做事,他們沒有固定的工作方式,我也是這樣的。 如果我每次開始拍攝的時候都用相同的相機或相同的鏡頭,那我的工作就會開始變得很糟。 這部電影中的一些燈光的選用完全沒有任何意義,但人們向我不斷詢問它們的意義,我只能說: “我不知道當他開車送她遠離大屠殺時,為什麼他的卡車裏是打的綠光,這不是真實的光線,我沒有經過太多深思熟慮去做出這些決定。”
The Film Stage: 你是這部電影的兩個攝影師之一,你自己確定了拍攝重點。這樣做的想法是從哪裏來的?
肖恩·普萊斯·威廉姆斯: 我原本是請了以前在紐約的攝影助理來擔任這個角色的,但他沒空,所以與其讓其他新的人來嘗試這個職位我還是決定自己上手。其實這應該是個製作一開始時就做出的決定,但我擔心承擔這個職位會分散我的注意力。如果是一個紀錄片的電影製作者那肯定他們在履行所有的這些職責。事實上這些人的電影給我帶來了很多勇氣和靈感,不管我看多少遍奧蒂斯·雷丁(Otis Redding)在蒙特雷流行音樂節(Monterey Pop,1968)演唱的《I 've Been love You Too Long》,我的心跳都會加快。彭尼貝克(Pennebaker)讓他的鏡頭魅力完全發揮出來,你會感覺他真切地找到了拍攝的完美角度,讓你感覺自己完全沉浸在他塑造的世界裏。這是非常慷慨的一個行為,因為他會讓你參與到這個過程中來,並且這也深深地打動了我。
The Film Stage: 你是如何處理故事的節奏和韻律的?這是你和尼克在寫劇本的時候就處理好的嗎,還是你們在拍攝或剪輯的時候再做的?
肖恩·普萊斯·威廉姆斯: 很難做到這一點,我希望尼克能出版這個劇本——比如在Metrograph劇院出版個500份之類的——因為它的結構被蓄意設計地非常具有挑戰性。 就在故事應該結束的時候,或者說當你覺得它應該結束的時候,後面緊接着一章又一章的故事。然後我們把這些全部拍攝了出來。我希望穆罕默德的角色(里什·沙阿飾)的場景都拍得特別緩慢、特別安靜。這樣當你想讓電影結束時,你就必須得坐下來看完這些場景。之後緊接着就是一個夢境的呈現;這可能是影片中拍攝最昂貴的一天。我堅持這個場景要在電影中出現:這正是我所希望的電影應該結束的地方。我們還刪掉了很多東西只是因為我們決定給觀眾多一點休息時間(笑),別再那麼混蛋了。
編輯斯蒂芬·古魯維茨 (Stephen Gurewitz)是我最親密的朋友之一。 我們一起生活了很多年,也會在剪輯過程中發生爭吵,因為當我們剪掉一些東西時我會感覺自己像被出賣了。 影片中間部分的一些輪廓有點難以摸清,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的導演工作做得不好。 當我在片場做一些決定時,並不總是會考慮到影片節奏和其他類似的東西。 但我還是得重申一遍,我會去學的。
The Film Stage: 電影中的這些笑料的充滿喜劇性的時機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我不是僅僅在說寫作上,還有在表演和整個表達上。
肖恩·普萊斯·威廉姆斯: 當我們在拍這部電影時,我考慮到了我們正在製作的是一部喜劇。 很多人都說,“誒呀,拍一部好的喜劇真的很難。” 我說:“是啊,好吧,OK。 行吧,但我們現在就正在拍一部啊,所以誰在乎他們說的這些呢。” 然後我們就真的做到了,在剪輯的時候我想,“這電影實際上根本不是一部喜劇。” 我對意識到這事感到非常沮喪。 我們在康城演出的時候,也有一些笑聲,但大部分都來自那些和我們一塊的人捧場。 直到本周我們在紐約放映它,我才意識到這確實是一部喜劇。 感謝上帝。 因為我只在國外看過它,有字幕、有翻譯——那這就根本算不上一部喜劇。但在這裏(紐約),它做到了成為一部喜劇,我對此很高興。
因為尼克和我在創作時只會讓對方開懷大笑。 這就是我們友誼的大部分內容:只是想讓對方開懷大笑。 或者我們會爭論到底什麼才是一部好電影。但主要的還是:他讓我笑了。 他是我見過的最有趣的人之一,而且很聰明。 這就是為什麼我想和他一起工作,我希望能再次和他合作。 下一個是……好吧,我們拭目以待。 可能不會是我們製作的下一部電影,但我們確實有一部電影已經一塊考慮了很長時間了。
The Film Stage: Nick寫的劇本嗎?
肖恩·普萊斯·威廉姆斯: 對的
我和保羅·範霍文(Paul Verhoeven)談過寫諷刺作品的話題,他說寫這些的過程就只不過是他和埃德·諾邁爾(Ed Neumeier)在辦公室里逗對方樂:笑得在地板上打滾,試圖互相比拼。
就是這樣。尼克和我從巴爾的摩乘火車出發, 然後到達紐約的賓夕法尼亞車站。我們在這兩個地方的酒吧都坐了幾個小時來琢磨這部電影。 我們只是想讓自己變得越來越反常。 就是這樣。 我們就是這樣來寫的劇本。 我的意思是,他寫了劇本——這是他的劇本,這是毫無疑問的一點——但我剛說的就是我們一起完成的過程。
The Film Stage: 有了尼克這個角色,在片場中是否還會存在等級制度? 就比如你會不會說:“我知道你怎麼想的,尼克,但作為導演,我們正在朝這個方向前進。”這種類似的話。
肖恩·普萊斯·威廉姆斯: 編劇能親臨片場是很少見的。 但內森·西爾弗(Nathan Silver) 讓他的共同編劇克里斯·威爾斯 (Chris Wells)來《誘惑街頭》( Thirst Street,2017)的拍攝片場。 這非常好因為我們在拍攝這部電影時將一些地方重寫了,能夠這麼做就是因為編劇在片場。 所以我希望尼克在身邊。 起初我以為他可能會對我所做的事情有意見,我們可能會產生一些摩擦,但他從來沒有這樣過。 他從來沒有妨礙我或做類似的事情。他說:“看,現在這塊是你的職責了,所以你就放手去干吧。”我知道電影里有幾句台詞是他不希望看到的(笑),但那是我決定的台詞。
The Film Stage: 我正要提到這一點,因為我知道尼克不喜歡厄爾·凱夫(Earl Cave)的那句話, “我年輕的時候,它看起來要大得多。”但這句台詞在我所在的放映會上引起了一陣大笑。我認為這個笑話來得足夠早,早到足以讓你了解這部電影的基調。
肖恩·普萊斯·威廉姆斯: 我覺得這句話特別合適。還有很多視覺上的笑料其實也是這樣,我覺得很好但尼克對這些笑料大翻白眼。但它們都很有趣。電影里裝滿舊糖果的《我的奮鬥》那個設計也是我的主意。這個設計對我意義重大,但這部分從來也沒人笑過。當然,我對這部電影有意見——他也有意見——所以這正是我們想要再拍一部的原因。
我在思考莉莉安在電影開始時的性愛是一個關鍵點,這個設計讓這部電影沒有變成一個關於她是否會失去童貞的問題,也杜絕了讓這部電影成為了一個處女的旅程。
電影的開頭總是這樣。那是她第一次做愛嗎? 尼克和我討論過這個問題。她剛破處了嗎? 我們沒有選擇一個清晰的是或不是的答案。在整部電影里,當你把一個女孩和一群男人放在一起的時候,很明顯這種設計是非常危險的。她有危險嗎? 他們的關係中有涉及到性嗎?所以我們一開始就把這些事想清楚。然後和勞倫斯的那場戲,他們沒有做愛。最初的設計中他們做了。但我不喜歡那樣的設計。我認為這會破壞這部電影。
The Film Stage: 尼克在一個老電影評論播客上說過一句話我覺得很棒,是在克萊爾·丹尼斯(Claire Denis)的《每日煩惱》(Trouble Every Day),他說:“這同樣是關於一個非常普遍的困難,一個常見的煩惱,那就是:只要你是一個有脈搏和有性慾的人,你就會一直處於痛苦之中,因為這絕對是非常悲慘的事情,困擾着你的每一步。”我在雷克斯飾演的勞倫斯這個角色身上也看到了同樣的想法,他一直渴望着她。
肖恩·普萊斯·威廉姆斯: 是的,但是尼克在現實生活中做過的愛比我多得多。 也許這就是為什麼在他的版本中他贏了,但是在我的版本中他輸了。
有天晚上的映後派對上,我問你哪部電影最能介紹你作為電影攝影師的工作。 你說的是《誘惑街頭》,我一度把它和《感情劫匪》( The Great Pretender,2018)混淆了。
但《感情劫匪》這部電影也同樣十分有趣。 這兩部電影都挺狂野的。 今年我剛剛和南森·西爾韋(Nathan Silver)一起拍了另一部電影《寺宇之間》(Between the Temples,2024),這讓我很興奮。 南森的問題是:你展示的東西越離譜,他就越喜歡它。 也因此他的電影都很瘋狂。 光是看到南森微笑就已經讓我很滿足了。 在《感情劫匪》中,我們真的很努力。 我們透過一堆傻了吧唧的的塑料片來拍攝的整部電影,這種拍攝方式使得整部電影變得模糊而多彩。 拍攝的過程很有趣,也很放飛自我。 那部電影和我之前獨自拍的《又是聖誕》(Christmas Again,2014)一樣效果都非常出色。我覺得這電影在我眼裏真的非常漂亮。
The Film Stage: 你認為《甜蜜的東方》是憤世嫉俗的嗎?
肖恩·普萊斯·威廉姆斯: 不,我不認為。 我記得電影《愛我就讓我快樂》( Happiness,1998)上映時,我非常討厭這部電影。 我當時大概20歲或者22。我意識到這電影里有一種憤世嫉俗的情緒,這讓我感到厭惡。 我無法忍受憤世嫉俗的人。 我知道人們有時會不會認為我是這樣的,但我絕對不是這樣的。 我甚至不諷刺——我不會講諷刺的笑話或任何東西。 當我和羅納德·布隆斯坦(Ronnie Bronstein)一起製作《問題室友》(Frownland,2007)時,我們要做的全部工作就是不要憤世嫉俗,要做真正的人。 儘管這是一部挺殘酷的電影,但它並不憤世嫉俗。 我不想給人留下憤世嫉俗的印象。
The Film Stage: 我認為尼克也是一個非常認真的人。
肖恩·普萊斯·威廉姆斯: 是的,我們都是。 他確實非常敏感和認真。 我認為這是一部相當樂觀的電影。 這 “只是一部電影”,但我可以放心地說——帶着我試圖帶給所有角色的同樣的誠意——就是我認為電影是可以給人們帶來一些真正的改變的。 但它的表達必須是直接的,而不是充滿憤世嫉俗的迂迴的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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