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缺钱时，改口抹杀了患者的创伤

书籍：Power, Interest and Psychology
作者：David Smail
章节：第1章：Looking Back

读书碎片 #030
以下内容来自阅读中的随手记录，思想在这里被暂时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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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心理学（尤其是认知流派或精神分析）常常给我们一种错觉：我们的痛苦是由于“认知失调”、“内在冲突”等引起的。

也就是说，你痛苦，是因为你的认知和想法不对，只要改变自己的想法，你就不会痛苦了。

这套解释框架里却刻意避开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真实的物质世界。主流心理学对社会权力、阶级差异，尤其是“贫困”避而不谈，似乎个体的精神世界可以完全脱离物质生存条件而独立存在。

在《Power, Interest and Psychology》一书中，David Smail毫不留情地指出，心理治疗的百年历史，是一部故意忽略“物质与权力利益”的压抑史。

Smail直击精神分析的祖师爷弗洛伊德，以此来说明心理学是如何刻意忽略物质现实的。Smail指出，弗洛伊德在通信中极度焦虑自己的经济收入，但他却在构建精神分析理论时，把患者的痛苦全部归结为“内在幻想”，而刻意忽略了金钱等物质生存条件对人的巨大影响。

私信中暴露的“世俗”焦虑

20世纪爆发了前所未有的革命和战争，但在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理论推演中，外部世界几乎毫无存在感，所有的外部事件仅仅被看作是内心“精神冲突”的表达。

Smail引用了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理论奠基时期（1887年至1904年间）写给好友Wilhelm Fliess的私人信件。信件揭示，就在弗洛伊德构建那些脱离现实的深奥理论时，他个人却对极其世俗的问题——金钱，表现出了极度的焦虑。弗洛伊德坦言自己的情绪完全取决于当年的收入情况，并极度恐惧贫穷。

例如，在1896年11月2日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坦言他非常担心自己当年的诊所生意，并承认自己的情绪“始终取决于此”。

向金主妥协的“诱惑理论”

弗洛伊德早年提出过一个著名的理论：他认为他那些患有“歇斯底里症（hysteria）”的女性患者，之所以出现心理障碍，是因为她们在童年时期真实地遭受了成年人（往往是父亲、叔叔等家庭成员）的性虐待。

然而，在1897年9月21日的信中，弗洛伊德宣告了这一核心理论的重大转向：他推翻了自己之前的结论，转而认为这些童年性创伤并不是真实发生的，而全都是患者自己“幻想”出来的。

Smail指出，在这封宣告理论转向的信件开头，弗洛伊德正好提到自己当时“一贫如洗，目前没有工作”。Smail质疑道：弗洛伊德把“导致神经症的罪魁祸首”从有权有势的父辈转移到弱势的患者自己（认为都是她们的幻想）身上，难道真的和“谁在付账单”没有关系吗？

在当时的维也纳社会，来找弗洛伊德看病的往往是富裕家庭的女眷。如果弗洛伊德坚持原有的理论，指控这些富有的父亲或叔叔是性侵犯者，这无疑会切断他赖以生存的收入来源，这在当时的客观环境下是非常难以维持的。

金钱和物质基础在理论中的缺失

Smail指出，这段历史中最具讽刺意味的，恰恰是弗洛伊德本人的理论。

作为一个专门研究人类最基本恐惧和动机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竟然没有在他的理论架构中，为那个“始终决定他情绪”、他“幸福所必需”以及“夺走他青春”的因素——金钱与物质生存，留下一个基础的位置。

Smail认为，这揭示的并不是弗洛伊德性格中有什么可耻的缺陷，而是揭示了我们所有人都在竭力避免提及我们的行为是如何受“利益”支配的。而这种竭力避免去谈论或触碰某物的行为，恰恰就是弗洛伊德自己定义的“压抑（repression）”的本质。

通过拆解弗洛伊德的这一段历史，Smail向读者证明：即使是最伟大的心理学家，其思想和理论也是被其所处的物质环境和生存利益所深深塑造的。

Smail反对将心理问题看作是“大脑内部”或“精神内部”的产物。他认为，人类的痛苦本质上是身体在真实的、物质的社会环境（社会时空）中受挫的结果。饥饿、疲惫、贫穷、被剥削、失去尊严，这些首先是身体在真实世界中遭受的重创，随后才表现为情绪上的崩溃。

我们不仅仅存在于头脑中，我们是有躯体的，存在于一个物理世界中。更重要的是，我们处于一个“由社会结构构成的、物质的时空”里。在这个空间里，人与人之间实际做出的行为（比如老板解雇员工、政策削减福利）对我们的生存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治疗师无法通过在诊室里改变你的“想法”，来抵消这些外部物质力量对你“肉身”的倾轧。

如果心理治疗仅仅教导人们在破败的物质现实中，通过闭上眼睛改变内心叙事来强行适应痛苦，那么它实质上就沦为了掩盖社会不公的帮凶。真正的心理疗愈，绝不能脱离对外部权力、利益和物质条件的清醒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