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碎片 | 积极心理学是右翼的维稳工具

书籍：Bright-sided: How Positive Thinking Is Undermining America
作者：Barbara Ehrenreich
章节：第6章：Positive Psychology: 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读书碎片 #042
以下内容来自阅读中的随手记录，思想在这里被暂时放下。

拓展阅读：书店里的正能量鸡汤，到底是谁在买？ 

我经常被人评价“太负能量”。

别人会说，你为什么总是看到问题，却看不到事情积极的一面？为什么总是在批判，而不是感恩？为什么总是愤怒，而不是乐观？

听得多了，我也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我真的有问题？是不是我确实应该去读几本积极心理学的畅销书，学会感恩、练习乐观，努力成为一个积极正能量的人？

直到我读到Barbara Ehrenreich的《Bright-Sided》。

这本书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之所以对“积极一点”、“换个角度想想”这类建议始终感到不适，并不是因为我拒绝快乐，也不是因为我沉迷抱怨。

而是因为在很多时候，这些话并不只是关于情绪。

它们同时也是一种政治立场，一种社会观，一种关于“问题究竟出在个人身上还是出在制度身上”的答案。

Ehrenreich在《Bright-Sided》中追溯了美国积极心理学运动的兴起，并揭开了这门学科鲜少被讨论的一面：它与右翼资本、保守派政治力量以及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远比人们想象中更加紧密的联系。

Ehrenreich指出，积极心理学并不是什么单纯关怀人类福祉的学术研究，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右翼资本资助的，并且其研究成果完美地迎合了保守派的政治诉求：维持现状、为自由市场辩护、打压社会变革。

幕后金主：极右翼的邓普顿基金会

任何一门学科的迅速崛起都离不开资金，而积极心理学背后的最大金主，正是以推动宗教与科学结合、极力捍卫资本主义而闻名的邓普顿基金会（Templeton Foundation）。

基金会创始人老约翰·邓普顿（John Templeton Sr.）本人就是《正向思考的力量》作者诺曼·文森特·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的狂热信徒和追随者。这注定了该基金会对“心态决定一切”的天然好感。

老邓普顿的儿子、基金会继任者小约翰·邓普顿（John Templeton Jr.）是一位超级共和党金主和政治活动家。他曾出资帮助小布什拉拢福音派选票，资助支持伊拉克战争的电视广告，并为反对同性婚姻的加州“8号提案”提供巨额政治献金。

该基金会强烈偏袒“自由企业”，长期资助保守派学者（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一大批保守派右翼智库（如传统基金会、曼哈顿研究所、联邦党人学会等）。

基金会明确表示，其资助研究的目的是探讨“自由企业和资本主义的其他原则”如何造福穷人。在头十年里，该基金会向塞利格曼的积极心理学中心豪掷了220万美元。

创始人的保守立场与“受害者谴责”

积极心理学的创始人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本人的政治倾向也明显偏右。

塞利格曼对“受害者”和“受害者学学说”表现出著名的极不耐烦。他曾公开批评说，当事情出错时，当今文化鼓励人们认为是某种更大的外部力量对你造成的，而他认为“这是由你的性格或你的决定造成的”。

这是一种极其典型的保守派话语：将阶级固化和系统性剥削完全转化为个人的道德和性格缺陷。

“科学结论”完美迎合保守派价值观

既然拿了右翼的钱，积极心理学产出的一系列“科学发现”，也十分迎合保守派的价值观。

积极心理学“发现”，结了婚的人、高度信仰宗教的人（最好是原教旨主义者），以及政治上的保守派，比其他人更幸福。

这种结论等于在科学上宣布：顺从传统家庭观念、服从宗教权威和拥护现有秩序，才是人类获得幸福的唯一正途。

Ehrenreich一针见血地指出，积极心理学真正的保守性在于其“对现状的依恋”。

在他们用来测量幸福的问卷中，核心指标就是“你是否对现状感到满意”（比如同意“我生活的境况极好”）。这种测试天然排斥了那些对社会不公感到愤怒、渴望改变世界的人。

彻底站在资本家与雇主一边

塞利格曼的合著者克里斯·彼得森（Chris Peterson）曾直白地向媒体透露，企业之所以对这门幸福科学感兴趣，是因为高管们意识到“如果工人快乐，他们就会更努力、更高效地工作”，从而“让更少的工人干更多的活”。

在这里，幸福不再是人的基本权利，而是资本家提高生产力的廉价润滑剂。

终极政治目的：瓦解社会变革的动力

右翼保守派最害怕的就是民众联合起来要求社会改革（比如医保、涨薪、平权），而积极心理学从学术上直接“宣判”了社会改革的无用。

塞利格曼断言，那些同情弱者、为弱势群体发声的人，可能短期内感觉良好，但“这种好心情是短暂的”。

塞利格曼明确写道，改变客观境遇（比如贫穷、恶劣的环境）固然能提升幸福感，但“改变这些境遇通常是不切实际而且昂贵的”。

Ehrenreich愤怒地回应：“不切实际而且昂贵”这个借口，在历史上几乎被用来反对每一项进步改革，从废除奴隶制到女性同工同酬。

Ehrenreich向我们揭示了，积极心理学并不是一个中立的学科，而是由极右翼资本资助的，其使命就是用“科学”的麻醉剂，让底层人民在面对贫穷、裁员和医疗缺失时，不再去控诉社会制度，而是乖乖地回家练习“感恩”和“乐观”。它完美地消解了阶级矛盾，让既得利益者得以高枕无忧地维持他们庞大的财富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