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托派史笔记一：玻利维亚托派成长史及其在1952年工人革命的缺席

按：这是我写于2006年5月、关于《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义》（该书信息附后）的系列读笔之一。玻利维亚1952年工人革命有可能是二战后最有希望成功、也是托派曾经最有影响的、然而却不战而败的一场革命，非常值得深入研究、反思。我这篇读笔曾在天益马版有些讨论，后来大概在2007年激发了网友“晨星”（后来又名“若羽”）根据英国《革命史》杂志“玻利维亚革命史专题”资料，编译了一本小册子《玻利维亚革命》（异教徒同志做出了CHM电子书）。谁有兴趣的话，提醒我一下，我再设法上传。要上传的资料太多了……
（秋林，2025年7月13日）

黔进派：拉美托派史笔记一

[玻利维亚篇]马列左翼的成长轨迹与1952年工人革命的缺席

阅读书目：

《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义》

作者：美国拉特格斯大学教授、拉美问题专家、美国社会民主党党员 罗伯特·杰克逊·亚历山大（1918—）

结稿于1972年9月

商务印书馆 1989年9月第1版 第1次印刷（北京）

统一书号：3017·340 译者：高* 涂光楠 张森根

[根据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出版社1973年版译出]

[玻利维亚篇]马列左翼的成长轨迹与1952年工人革命的缺席

黔进派

2006年5月

在拉丁美洲托派史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50年代的玻利维亚托派，尤其是在1952年四月革命之后的短短几个月里，出现了类似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的情况，而当时的玻利维亚托派是托派史上少数能左右大局的一个左翼力量。然而他们是怎么做的呢？让我们来仔细了解这个过程。

先来考察玻国托派的成长史。玻利维亚托派产生于1934年，最有影响力的发起者是玻利维亚的前驻法大使特里斯坦·马罗夫，马先生的组织与两个流亡组织在阿根廷联合开会产生了玻利维亚革命工人党，马先生就成了革工党的主要发言人。1938年初，布什上校通过政变成为总统，左派获得了发展空间，马先生更是与布总统成了好友。1938到1940年，马先生及其追随者控制了玻利维亚最早的主要的工会组织。但是在1938年10月的革工党二大上，马先生表现出自己的非马列主义主张，他主张建立一个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广泛的群众性的合法的党，并且认为马列主义在落后的玻利维亚没有前途。马先生作为少数派被开除出革工党。1940年，马先生建立了与革工党对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实际上从1938年10月之后马先生（无论从思想理论还是组织上）都正式脱离了马列左翼运动，所以大可不去谈他了。

可以说，开除马罗夫意味着玻利维亚革工党开始走向成熟。因为马罗夫作为有名望的反对派人物（有“可怕的革命者”之称）曾被托派们所重视，后来玻利维亚的托派领袖吉列尔莫·洛拉对早期历史评论说：“年轻的阿吉雷最大的错误是让特里斯坦·马罗夫当新党的领导，抱着利用他作为‘可怕的革命者’的威望的奇怪想法”（何塞·阿吉雷·加因斯博格从1934至1939年死前一直是党的主要思想家和政治领袖）。正是由于这种斗争与成熟，使得1938年底玻利维亚革工党通过了一份纲领和一系列决议，继承了马列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观点。正由于此，不久后玻革工党成为第四国际的玻利维亚支部。

1940年代初开始，年轻的吉列尔莫·洛拉开始在领导层斩露头角，他在大学时代就是托洛茨基的狂热信徒，同时在锡矿工人中为革工党工作，并因此被捕、流放。

1943年12月政变后，矿工联合会恢复了，民族主义革命运动（以下简称民革运）分子胡安·莱钦成为其执行书记。民革运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致力于民族解放斗争，在表面上比较左，但没有超过资产阶级改良的范围（后面还会提到）。莱钦是民革运的左翼，与革工党保持着特殊亲密的友谊（虽不是同志），这种特殊亲密友谊对革工党产生了重要影响。[拉丁美洲托派常常被某个重要人物所影响，而这些人物往往最后疏远托派甚至连左翼都不是，这样的例子我以后还会在笔记连载里多次提到]

正是由于以莱钦为首的民革运左翼的宽容，使得托派在玻利维亚有组织工运中的影响不断扩大。1946年11月玻利维亚最大的工会组织矿工联通过了完全由托派分子（洛拉）执笔的政治哲学文件“普约卡约声明”。而自从1946年7月比利亚罗埃尔政府倒台后的两任政府当局都对头号反对派民革运实行打压政策，而托派为了建立工人统一战线，而与民革运（控制着矿工联）广泛合作，1947年托派革工党分子甚至进入了参、众议院，并且在工农运动中不断成长着。1949年两次工人起义、1950年5月总罢工都是民革运领导的，然而革工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46到1952年，六年间政府对民革运和托派无情迫害，没有消灭这两个党，反而在广大民众中提升了主要反对派民革运的威望。但托派革工党始终是民革运的小伙伴，对此，洛拉认为关键原因在于革工党缺乏组织人材，党组织限于读书会、宣传鼓动的规范和联谊会特性，“深入到群众中去的同时，却没有深入工厂或街道组织党的支部”，洛拉指出实际上党在那六年间开始时曾有“非常惊人而罕见”的发展，但组织弱点限制了党的发展。而第四国际内部公报则批评说，革工党自行定下了从属角色的纲领。美国托派《劳工行动》记者胡安·雷伊指出，民革运用未来政府的两个部长职务的许诺收买了革工党。本书作者罗·伊·亚历山大则认为革工党纲领比不上民革运纲领更能吸引广大民众，这种看法也许有一定道理，但是革命的不同阶段里决定纲领的历史性质也是不同的，例如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革命纲领在很长时期里甚至包括1917年二月革命以前的时期里都是不那么“吸引人”的，而且布长久以来只是俄国的一个小党派而已（这和许多托派党的状况类似！），但是当1917年二月革命后，革命本身的需要（工农对武装与政权的现实需要）使得布尔什维克纲领的“吸引力”急剧增长，从而使得夺权成为可能性。可见亚历山大的这个看法有片面之处。而托派自己的评价值得思考——缺乏组织人才以及纲领的从属性，后者需要参考更多资料，而前者——这正是许多托派的弱点，洛拉的那番话多值得思考啊！托派在六年间形成的特点对于思考1952年工人革命的缺席是很有价值的，当然我目前还没有准确地把握那段历史（特别是1949到1952年的玻利维亚工农斗争史和左翼史）。

1952年4月9—11日，玻利维亚的武装工人和革命宪兵、配备了炸药的矿工把民革运推上了政权。运动是由民革运的两位领袖埃尔南·西莱斯和工人领袖莱钦领导的。民革运分子帕斯·埃斯登索罗4月底回国任总统，民革运解散陆军把武器分发给自己的工农支持者，真正出现了列宁所说的“武装工人”，然而武装工人支持的是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在1952年4月到1964年11月，民革运政府实行了比较彻底的土地革命、三大矿业公司国有化、东部经济大开发，而且在民革运领导下所有文盲获得政治投票权、农民以空前热情参与政治运动，这些成就是巨大的，对玻利维亚民族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并没有根本突破资本主义的框架。

托派革工党支持四月革命，并亲自参与了四月革命的街头巷战。然而革工党在政府里并没有影响，可以说政府被民革运分子垄断着；但是革工党在有组织工人运动里的影响（通过四月革命）却大大增强了。革工党控制了首都拉巴斯工厂工人工会的若干下属机构、白领工人的私人雇员联合会、科恰班巴各省的劳工联合会，并在若干重要的矿工地方工会里有相当大的影响，另外在科恰班巴新的地区性农民联合会里有很大权力。应该说在这种情况下托派存在着以布尔什维克纲领来领导工人阶级夺权的大好时机，而大可不必顾及在资产阶级政府里的影响力。实际上，当时在欧洲的玻利维亚托派领袖吉列尔莫·洛拉在起义后不久就接受了法国托派《真理》报的采访，他表示：

1、民革运是建立在群众组织基础上的小资产阶级政党，无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

2、当前的日常斗争容许我们同民革运等一切倾向的被压迫者结成共同战线。革工党应致力于把工人从小资产阶级领导下解放出来。

（《战斗者》，纽约，1952年5月12日转载）（P184）

1952年8月，革工党主要领导人豪尔赫·萨拉萨尔也提出了同样论点。

让我们再来看看四月革命后不久，革工党发表的十一点“被剥削者纲领”：

1、防止把4月9日革命扼杀在资产阶级和官僚主义的体制范围内。

2、加强工人阶级，巩固玻利维亚劳工中心。

3、在土地收归国有和无偿没收大庄园领地的口号下动员农民，使革命进程取得最终胜利。

4、为被剥削者争得民主保证。在工会民主范围内发展工会。革命政党有宣传的自由。废除“罗斯卡”反革命分子的一切特权。

5、以武装工人民兵取代正规军。

6、改善工人生活和劳动条件。实行按指数提高的基本生活工资。签订集体合同。

7、矿山和铁路无偿地收归国有，并实行工人管制。

8、驱逐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使国家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国际条约。取消同联合国签订的技术援助协定。

9、对于因工会活动而被捕下狱的所有工人和农民，普遍给以大赦。

10、由工人控制玻利维亚国营石油公司和圣何塞矿。

11、加强革命工人党，作为革命胜利的必然条件。

（玻革工党机关刊《工人斗争》，拉巴斯，1952年6月12日）（P185）

这里面的第1点和第3至11点无疑都是比较合理的。问题出在达到这些革命目标的手段上——而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差别也就恰恰完全在于革命手段上，这体现在第2点上，这就不是通过纲领、而是要通过当时的历史事实才能看出问题了。

实际上，在1952年四月革命后直到1954年，玻利维亚托派都有一个统一认识，即把玻利维亚劳工中心（COB）当作是苏维埃，并为争取这个“苏维埃”的统治而活动。COB是在革命后几天内建立起来的。托派在COB执委会里占少数地位，然而托派通过各个省级组织挑选在COB常任代表的方法成为COB内部最大的派系，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派只排到第二位，斯大林派则排到第三位。这种托派主导COB的局面持续了半年之久。有意思的是，重要的民革运分子——三个政府部长都是COB的官员，这使得三位政府部长须对COB负责，至少在法律和制度上如此。这种局面使得托派颇风光了一阵子，例如为了使政府对矿山国有化，COB的托派们就威胁说要内阁部长们集体辞职，结果，政府就许诺对矿山进行国有化。然而这种依靠COB威胁资产阶级政府的局面是十分脆弱的。1952年10月，政府准备发布矿山国有化法令，但是却要用政府资金补偿矿业资本家们的损失，这与托派无偿国有化的革命纲领相左，革工党就以COB名义发了一封致总统先生的公开信，号召无偿国有化并实行工人民主。结果，大量民族主义者参加COB会议，通过了新的公开信，使得资产阶级维持原判。而天真的托派们又忙不迭地动议要求部长们辞职，带着左翼面具的民革运分子对托派进行了坚决反击，值得一提的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得到了革命左派党（斯大林主义者）与共产党的支持，结果在COB内部，托派4票不敌资产阶级们的23票。

托派指望通过COB的上层会议影响政府的企图彻底破产了，但同时似乎有资料证明托派也像当年布尔什维克一样为一种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而斗争着，例如1952年8月5日一期的党报《工人斗争》指出“我们向工人说：警惕呀！要把你们的革命从那些答应剥夺剥削者的人们手中夺过来！全国劳工代表大会是引导你们避免破坏你们利益的大道。工人议会，或称劳动者全体代表大会，是会像工农政府一样成为现实的，只要三百万工人、农民、士兵以及被剥削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决心结束那个剥削和痛苦的社会”（《战斗者》，纽约，1952年10月20日）（P186）。

但实际上，书中没有一处提到托派准备着以工人街头运动和武装起义来争取这个“劳动者全体代表大会”。有资料表明，在1952至1954年期间，革工党内部就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以吉列尔莫·洛拉和埃德温·莫列尔的该党主要工运分子为代表，认为直到1954年为止，革工党都没有取得政权的任何明显机会，而且在当时国际环境下一个工人政府不能维持政权几天之久。另一种意见以冈萨雷斯·莫斯科索为代表，认为一股脑与民革运等资产阶级派系切断政治关系，把四月革命尽快引导到社会主义革命上。显然后者的观点是革命的，但是很可能是僵而不分的局面从组织上限制了革命派的活动；从组织上看，另一个可能性是革工党本身就缺乏组织人才（布尔什维克在十月夺权时拥有大批默默无闻的基层组织干部），前面已经提到过洛拉对“六年间”的分析。

实际上，有材料证明了1952年4月之后的数个月才真正存在着革命夺权的机会，而不是在1952年之后直到1954年那么长段时间甚至更往后。书中指出，1952年10月托派在COB失势后的一年多里，革工党在有组织工运中的影响大幅度下降了，在科恰班巴的工农运动中的巨大影响大部分丧失了，而在拉巴斯工厂工人工会里，托派一个工会也控制不了了。只是在矿区还存在影响力，然而这个影响力归功于冈萨雷斯·莫斯科索派——在矿工联执委会里一半的成员是这个派别的革工党分子（据罗·杰·亚历山大1957年7月20日于拉巴斯与埃德温·莫列尔的谈话。莫列尔当时是民革运中的莱钦的重要左右手）。不过莱钦本人在1957年7月30日告诉亚历山大说革工党在矿工联执委会只有一名成员。无论怎样，大批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脱离了托派影响，这反映了一点：工农群众对他们的托派革命领导者未能在失势后提出大反击的行动纲领而深感不满。

需要指出，托派没有提出行动纲领，然而民革运政府却及时地向农民大众提出了土改纲领，争取了大量的农民。（据罗·杰·亚历山大1954年7月26日于科恰班巴同奥斯卡·巴里恩托斯的谈话）（P193）

我还注意到，以冈萨雷斯为首的革命派后来虽然一直致力于革命，但是却错失了四月革命后那一段大好时机，直到1957年，冈萨雷斯派还坚持以COB当权为建立工农政府的开始而不倦地鼓动革命，而实际上当时托派不但自身发生分裂，而且工农早已归属到民革运旗下去了。也就是说革命大势已去，需要一个新的策略而不是为“革命即将到来”做鼓动宣传。而在1952年四月革命后的数个月乃至一年多的时间里，革命工人党显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真正地去呼吁工农代表大会。我以为，1952年10月政府否决无偿国有化之后，玻利维亚革工党就可以以组织力量和行动力量号召召开工农代表大会、领导工人上街、组织工人夺厂、领导农民夺地，通过包括无偿国有化、工人委员会、彻底土地革命在内的纲领，并且在拉巴斯和科恰班巴组织工人武装起义。而且革工党分子应该毫不犹豫地退出在1952年秋天迅速退化的COB执委会，利用COB的基层组织资源重组工农代表大会，而这无疑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但它决不会是少数人的冒险，随着工农运动的广泛展开与起义的爆发，工农代表大会（即使它还只是一个口号）就会迅速聚集大批工农——正如1917年秋天俄国发生的巨大事变那样。

到此，可以说，玻利维亚1952年工人革命的缺席就在于一个老问题——工农领导集团的机会主义。

当时，洛拉-莫列尔派认为直到1954年国际环境也不允许一个工人政权长久存在。这种迂腐看法十分讽刺性地迎合了后来的斯大林派与毛派分子们对托洛茨基派的最迂腐的攻击：“难道你们认为既然世界革命不爆发、所以俄国就不该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了吗？”且不说这种攻击完全歪曲历史事实（因为托洛茨基正是十月革命的缔造者之一），而这话恰恰可以套在玻利维亚的那个自称托洛茨基主义继承者的革工党身上。的确，1918到1923年的欧洲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欧洲革命运动的高潮强有力地支援了十月革命政权。然而，没有欧洲革命或其他地方的革命的支援，十月政府就必然垮台、变质吗？从十月革命本身来看，并没有必然性。而从玻利维亚当时的情况来看，（工人政府难以维持几天之久——）是否有必然性，这似乎需要更多的材料来证明。但是我以为，玻利维亚托派当时如果进行夺取政权的努力，哪怕只维持了三天——哪怕在这三天后托派工人与资产阶级分子在街头战斗至死（确实存在玻利维亚托派全军覆灭、长期不振的危险性），但也是有巨大意义的：其一，这将很可能对玻利维亚工农运动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即使革命失败从而导致托派革工党（暂时）惨败，但是工农斗争的余波必将产生新的政治影响和精神影响，从最坏的打算想，即美帝国主义介入与玻利维亚资产阶级一起在玻国建立皮诺切特式的法西斯军政府，但玻利维亚革命运动的余波的政治、精神影响仍会在整个拉丁美洲甚至在全世界扩散（因为当时玻利维亚托派与第四国际书记处有着紧密的政治与思想联系），这必将在精神上给予第四国际以巨大的精神财富，这种财富反过来会成为新的革命因素，需要注意1952年前后的第四国际正处在战后大分裂时期，新的革命能给第四国际提供强大的聚合力和摆脱机会主义的新生命力，这是很有益的。其二，恰恰就是从革命工人党当时来看，革命能拯救当时在工农运动中开始失势的党。党在COB内开始失势之际，玻利维亚的三百万工农大众也在观察着局势，党没敢于提出自下而上的反击和新的强有力的行动纲领，工农纷纷离开托派这个起初看来仅次于民革运而又似乎最激进的前反对派——这难道不正说明工农从几个月的观望中——从托派的实际表现中得出的新结论吗？军事上的常识告诉我们，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在关键时刻懦弱无能的玻利维亚革工党面对资产阶级的嚣张进攻采取了最保守的防御方式——虽然口头上一直在鼓吹召开全国工农代表大会、鼓吹COB政权，但除了运用COB的上层会议的有限影响力（最后连这点影响力也完全丧失）之外，就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工农离他们而去。结果，“到1960后期，（玻利维亚托派）已经变成一个很不重要的、分崩离析的小组织了，在玻利维亚政治舞台上只能起一些骚扰性作用”（P219，罗·杰·亚历山大）。

托派是玻利维亚最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派别。从“六年间”（1946——1952）就可以看出来，社会改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沆瀣一气，玻利维亚革命左派党（斯大林主义者）与社会主义共和联盟党、自由派联合起来同资产阶级政府站在一起反对资产阶级的激进改良派——民革运，为了争取民革运所控制的大批工人，托派英勇地与民革运站在了一起，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经受了资产阶级及其左翼面孔的工农打手的残酷打击（斯大林派甚至直接参与资产阶级政府，斯大林派（革左党）在1947年10月的代表大会上无耻地宣称“革命左派党是反对托派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颠覆企图的最坚实保证”[《战斗者》，纽约，1951年4月30日]）。在艰难的情况下，革工党还能在1951年3月召开它的八大，并热情地通过“一项强烈的决议，支持被压迫的朝鲜人民的革命斗争，”并投票支持“南斯拉夫工人反对‘华尔街和克里姆林宫’”，但“批评了南斯拉夫政府的对外政策”（这实际上与当时第四国际书记处的决议完全一致）。

具有相当强的工人群众基础的玻利维亚托派与1952年四月革命的相遇无疑是二次大战后罕见的革命夺权良机，历史的失之交臂让人扼腕痛惜，在惋惜之余我们是否从中汲取了足够教训呢？这是值得今天的人继续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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