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公英（一）

我認識她，是在疫情那幾年。

那時候人都困在家裡，網上便多了許多群。我在其中一個群裡說話，說移民，說國外的日子，也說些政治上的看法。說的人多，聽的人少，她是聽得很認真的一個。

她很少在群裡開口，偶爾私下問我幾句，問得很實在：那邊好不好找工作，一個月能掙多少，一個人去，行不行。問完了，總要補一句謝謝，後面跟一個抱拳的表情。有時我隔了一天才回，她也還是這一句謝謝，好像那一天的等待不算什麼。

她的微信名叫沔陽紅。後來才知道，她叫邵勝美。

群裡問這些話的人很多，問完了，日子照舊過。我並沒有放在心上。

她倒是去了。

後來想起來，她走出去，大約也有我那些話的緣故。說的人隨口一說，聽的人卻當了真。這一點，我當時並不知道。

再見到她，是在布達佩斯。

她在匈牙利國家博物館對面的一家麵館打工，店名叫百家姓。我們約在附近見面。她來得比我早，站在路邊等，穿一件洗得發白的外套，戴一副眼鏡，頭髮在腦後挽得整整齊齊。看見我，她先笑了，笑的時候微微低一下頭，有點拘謹，像見一個許久不走動的親戚。

吃飯的時候，她把選單推給我，自己只要了一碗最便宜的。我說我來請，她說你遠道來的，不肯。爭了幾句，她便不爭了，只是笑。後來我才發現，她趁我不注意，早把賬結了。

她的手很粗，指節有些腫，是常年泡在洗碗水裡的手。指甲卻剪得很短，很乾淨。

那一次她講了不少自己的事。講得很慢，很平，像在說別人。

她一輩子沒有結過婚，也沒有過男朋友。她好像是被領養的，如今養父母也不在了。說到底，她是個孤兒。

她來匈牙利，前前後後花了十萬塊人民幣。這是她一輩子的積蓄。

來了才知道，匈牙利的永居極難拿。要考匈牙利語，條條框框又多，像她這樣的身份，只能在這裡掙幾個錢，永居是輪不到的。她當初出來，圖的就是一個落腳的地方，到頭來卻是這樣。

她在麵館一天做十二個鐘頭以上，一個月歇一天，至多兩天，工資折下來九千人民幣上下。

她說，這個錢，在廣州也掙得到，條件還要好一點。

她說這話的時候並不抱怨，只是算賬一樣，一筆一筆說給我聽。

辦她過來的那個中介，我也認識。我聽著心裡有氣，便說，要不我去找他，把錢要回來。

她搖搖頭，說，你不用找他了。

她說，起初她也生氣，想不通連他也來騙她。後來就不氣了。倘若沒有他，她還出不來。到了這邊，認識了好些朋友，見的是一個嶄新的世界。

所以她不怨他。

我一時說不出話。我原以為她要訴苦，她卻替騙她的人說了情。這個女人的心，比我想的要大得多。

她說，剛到的第一天，她去看了漁人堡，站在上面望了望多瑙河，望了望對岸的國會大廈。那是她唯一一回好好看布達佩斯。往後便是早出晚歸，天不亮出門，天黑透了才回來。這座城是什麼樣子，她再沒有工夫去看。

只有下了工，夜裡往回走的那一段路是她自己的。路要經過多瑙河。那個時辰，遊船都靠了岸，街上沒什麼人，對岸的國會大廈還亮著燈，金黃金黃的，一整排倒在水裡，被河水揉碎了，又拼起來。

她說，她常在河邊站一會兒。也不做什麼，就是看。看夠了，再走回去睡覺，第二天一早，又去麵館。

她說，日子是苦一些，可她喜歡這樣的日子。

說這話的時候，她的眼睛是亮的。

只是留在這裡，終究沒有著落。她說，她想去美國。

她說的是走線。

我覺得太險。她一個女人，五十歲的人了，二十六個字母都認不全。我便勸她，不如辦個旅遊簽證去美國，到了再黑下來，總比走路穩當。

她說，她考慮一下。

我以為她只是說說。

後來我就走了，回去過自己的日子。那頓飯，那家麵館，那個說話輕聲的女人，我漸漸也就不大想起了。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有一天我隨口問她最近如何。

她說，我正準備告訴你，來到了西雅圖。

我問她，你是旅遊簽證過來的？

她回了一個笑出眼淚的表情，然後說：走路。

我愣了好一會兒。原來她不是說說。她考慮過了，沒有聽我的。

我說，你以後可以寫個自傳。她說文筆不好，寫不了。我說，我幫你寫。

她說，那我提內容。從布達佩斯開始。你也不用回覆。

那以後，她便斷斷續續地寫，多半是半夜發來的，那是她下了工的時辰。後來她要考駕照，又要化療，便寫得越來越慢。

二〇二四年十月，她到了紐約，初診是乳癌。

我問過她，倘若真有那一天，要不要我去美國料理後事。她說不用，骨灰隨便撒了，不必埋。

前些日子我又發訊息給她，問她還好嗎。

她沒有回。

我答應過她，要把這件事寫下來。如今她的內容只提了一半，人卻找不著了。剩下的一半，我只能照她說過的幾句話，照別人走過的路，慢慢補上。

下面是她的路。從布達佩斯開始。

（文中提到的原始聊天截圖，見 Substack 版：zhuhanting.substack.com/p/pugongying-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