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生命哲學──紀念一個世紀的《野草》

魯迅為了投入革命潮流，把自己的文章變成「投槍與匕首」，他於1924至1925年寫的散文詩，雖則反省的姿態時間並不太長，但卻提供了窺探他生命哲學的意蘊。而且，從《野草》開始，明白魯迅孤獨走的一條人生路，與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的人文環境充滿戾氣息息相關，或體會他對實有與虛無、失望與絕望存在的同時，在與黑暗的搏擊中，魯迅的許多激憤情緒和象徵性語言，即能理解他生命哲學的深刻內涵。

廚川白村在《苦悶的象徵》裡說：「把生命的力量看作人生活之根本的生命哲學。」這和魯迅以過客明知前方是墳，還是要往前走這麼一個象徵性的舉動，視為他生活的基礎，並在這基礎上，發揮前所未有的生命之所有力量集於一身的個體。錢理群在《與魯迅相遇》中談有關〈過客〉的論述， 並說這一篇可以說是魯迅自己的生命哲學的一個歸結。

魯迅生命哲學的一個重要概念，是「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這原是匈牙利的愛國主義詩人裴多菲在1847年7月17日給友人的一封信中所說的話，詩人寫道：「我內心充滿了絕望，……但是，我的朋友，絕望是那樣地騙人，正如同希望一樣。」從裴多菲的信中沒有涉及『虛妄』一詞。

而『虛妄』一詞卻是魯迅《野草‧希望》一文的靈魂，它體現魯迅生命哲學的最高範疇。在《吶喊》中，魯迅表示要在絕望中尋找希望，借著微弱的聲音，一個過客明知前方無路，卻偏要走。身患重病，又面臨異常絕望的時代現狀。處在「黑暗與虛無」，尋找從而發出「含著大希望的恐怖的悲聲」。

大江健三郎少年至青年時期，曾深受魯迅思想的影響。他覺得個人在十幾歲到三十五歲這段時期曾對「含著大希望的恐怖的悲聲」中的「恐怖的悲聲」無法理解。之後，患有智力障礙的兒子出生。三十歲、四十歲、五十歲時，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體驗在絕望中尋找着希望並發出了「恐怖的悲聲」。

大江接受了魯迅清晰傳達的「決不絕望！」而且，也決不用簡單的、廉價的希望去蒙蔽自己或他人的眼睛。因為那才是虛妄。而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魯迅的「虛妄」感本身並非一無所有，而恰是含有三個層面的意義：

一是「實有」。這「實有」的存在便是對「虛無」的否定。它指的是魯迅對自己過去的「黑暗」的埋葬，對未來那種虛幻浪漫想法的否定，而確證了「我」的存在。正如魯迅在《〈野草〉英文譯本序中說：「因為驚異於青年之消沉，作《希望》。」文章說，自己的心「也曾充滿過血腥的歌聲」，但現在非常寂寞，因而感嘆道：「難道連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麼？」不過，他仍然希望尋求「身外的青春」，即使「尋不到身外的青春，也總得自己來一擲我身中的遲暮」，繼續同「暗夜」搏鬥，並由此體會出，希望固然渺茫，但絕望也是「虛妄」。而「虛妄」中必有「韌性」，也就是「鍥而不捨」。

因此，「虛妄」從某個意義上說，代表着自我存在的清醒認識。正是這種清醒，促使先覺者在面對自己的悲劇性存在時，可以用生命去抗擊「絕望」。或許，魯迅深感自己的絕望吶喊終將消聲於中國後帝國時代的精神極地。因此，魯迅可以做到的是：

「我自己，是什麼也不可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東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認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淵，荊棘，狹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負責。」《華蓋集‧北京通信》

二是「荒謬」。這「荒謬」概念之所以是一個富有生命能量的概念，首先就在於它有一種荒謬性的張力。它高於希望，也高於絕望。既然「希望」與「絕望」均具有不真實性、不確定性和荒謬性，那麼，沒有什麼理由或意義在「希望」與「絕望」之間反復質疑。

當時中國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喪命，以他指導青年為例，他認為戰士伏在壕中，有時吸煙，也唱歌，打紙牌，喝酒，也在壕內開美術展覽會，但有時忽向敵人開他幾槍。「有不平而不悲觀，常抗戰而亦自衛，荆棘非踐不可，固然不得不踐，但若無須必踐，即不必隨便去踐」。魯迅主張「塹壕戰」是必要的，多留下幾個戰士，以得更多的戰績。既然痛苦地、艱難地尋找戰後會有「希望」存在的論證，那就要透過荒謬的態度，作絕望的抗戰，而過程不要企圖說服自己相信「希望」會有存在的可能性。正是依靠着這「荒謬」層面的意義，魯迅才完成了自我的超越。

三是『不可確定』。這是指經驗層面上的不可把握性，因而是對實在存有者的有限性和確定的否定，並指向了無限性和不確定性。而正是這「無限性」和「不確定性」，才孕育着，潛藏着無限的不可規範的創造潛力和不可預測的可能性。它將在某一契機的觸發下而啟動，從而在一個新的時間、空間裡開辟出未來的道路。這也許是魯迅所感悟到的「實有」、「存在」的更深意義，也即魯迅的「虛妄」概念的精髓和哲學內涵。

魯迅的生命哲學堅持到最後，可以說「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現代人並不如他的毅力和戰士的姿態，或也沒有像他那樣擁有龐大勇氣與魄力般的生命力量。新世代的我們不必要在行為上像村上春樹在《國境之南、太陽之西》中描述農夫才會有「西伯利亞歇斯底里」的病那樣，表面上看有「虛妄」的不確定性，剎那觸發沒有任何理由的做某件事：

「有位西伯利亞的農夫，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突然有一天，農夫腦子裡有個東西斷掉了。農夫看著快要落到西邊的太陽，他應該要整裝回家，但他把鋤頭丟在地上，朝著落日的方向走過去，他想要看看太陽的西邊究竟有什麼東西，從此，就再也沒有回來了。」

這裡的描述，有點像魯迅在〈過客〉中的「過客」的遭遇。只不過，「過客」腦子並沒有東西斷掉，他和農夫一樣，就是「向前走」。他聽見另外一種聲音在呼喚，前面固然有不可預測的後果，「走」是不管懷疑與否，顯然也不能迴避。反之，我們應該在道德上恪守「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做任何事都要符合道義上的中庸，量力而為。

我們的精神可以和魯迅一樣，當需要探索真理時，或義無反顧朝向正確方向勇往直前，為個人認為是正當的義務前進。「有所為，有所不為」，才能活出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