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都是種族滅絕的一份子了：試論外交部與以色列屯墾區的合作
現在我們都是種族滅絕的一份子了：試論外交部與以色列屯墾區的合作
在經過了長達兩年的軍事行動與十數年的封鎖下，加薩的巴勒斯坦人們正在面臨繼二戰猶太人大屠殺以來最為精心策劃的種族滅絕。
並且直到筆者提寫下這篇文章時，他仍是現在進行式。在加薩醫院擔任志工的美國籍神經外科醫生Abdul Basit Khan如此描繪他所看見的場景：「我所看見最糟糕的情況。」糧食不足發生在各個階層與階級上，即使是醫護人員也面臨醫療物資緊缺與以色列國防軍（簡稱IDF）的威脅（註一）。
在過去，以南非為首的多個國家發動了一場法律戰，企圖通過結盟的方式向國際法院（ICJ）提起訴訟來阻止以色列的野蠻行徑，並捍衛ICJ和國際刑事法院（ICC）的國際裁決。那就是阻止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種族滅絕（註二）。
早在2023年12月底，南非就向ICJ提交了一份長達84頁申請書。國際關係領域中的現實主義大師，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如此評價這份文件到：「內容全面、文字優美、論證充分、記錄詳盡」（註三）。
聯合國資深官員更是在一場會議上直接了當的表示以色列正在蓄意餓死並殺死巴勒斯坦人，並痛斥：「我們還需要什麼證據？現在就是在種族滅絕了！」
「以色列故意且毫無羞恥地對被佔領的巴勒斯坦土地上的平民施加非人道條件。十幾週來沒有任何食物、藥品、飲水或帳蓬進入加薩。數十萬巴勒斯坦人再次被迫流離失所，被困在不斷縮小的空間內，因為加薩70%的領土要麼位於以色列軍事區內，要麼出於撤離命令範圍內。」（註四）
儘管過去以色列似乎開始通過美國私人軍事承包商及加薩「人道」基金會（GHF）的協作來設立發放食物的補給站。然而根據以色列國內媒體，《國土報》的調查可知，這些補給站不過是「特洛伊木馬」，其目的是要將人道援助武器化，盡可能地屠殺巴勒斯坦人。在過去的時間裡，以色列至少殺害了超過400名領取糧食的巴勒斯坦平民（註五）。《國土報》的調查明確的指出了IDF的指揮官命令手下士兵對平民開火，即便那些人根本沒有武器，甚至於有些變態的士兵還將殺人當作消遣的方法之一（註六）。
自建國以來，以色列就是一個精心策劃的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共謀的國家，他是建立在「定居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之上。這意味著以色列長年以來都在有系統的通過屯墾區、軍事行動與民兵等方式一步一步摧毀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間，迫使他們離開家鄉（註七）。
然而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外交部竟然舔不知恥的資助了以色列屯墾區的醫療相關合作。駐以色列代表甚至還不斷稱讚以色列的強大，並將台灣與以色列相提並論，是為可恥（註八）！縱使外交部美其名曰：「醫療合作」、「疾病無國界」與「人道主義」精神（註九），但是這也改變不了台灣政府這樣舉動的反動性質。
正如同同一份報導提到的，哪怕是歐美各國挺以色列的政客們，也不敢明目張膽的資助以色列的屯墾區。聯合國與ICJ多次裁定了這些屯墾區的非法性質與以色列多次違反國際法的行徑（註十），即便是以色列自己內部也裁定這些屯墾區是非法的（駐十一）。
外交部的行徑毫無疑問是助紂為虐。長年以來，以色列通過武裝的定居者民兵與正規軍實施掠奪，加上自身國內偏頗的司法體系來掠奪巴勒斯坦人土地（駐十二）。與外交部官僚、台灣資產階級政客與大多數人所想的不一樣，以色列從來就不是一個民主國家。以色列社會主義者、IDF老兵與歷史學者Ilan Pappe就分析了以色列的政體與社會性質，指出如果以「包容與尊重多元聲音，同時還要有平等的政治權利」作為民主的定義的話，那麼以色列是反民主的。
以色列將自身定為為「猶太民族國家」，無視境內的少數族群的權益，剝奪阿拉伯人與巴勒斯坦人的政治權利與發聲管道，甚至於動用國家機器的力量，暴力鎮壓境內的反抗與社運，任意監禁反抗人士（註十三）。
更何況如今執政的納坦雅胡政府與他的極右翼利庫德集團是一群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或譯：錫安主義）者。這群人在過往就有多次發動恐怖襲擊，勾結帝國主義國家與殺害無辜平民的惡劣行徑在（註十四）。由此，外交部所謂的以色列民主國家説便不攻自破。
再來，外交部無視了當前受苦最深的乃是正在遭到種族滅絕的巴勒斯坦人。不僅是外交部，還有許多台灣的學者、自稱進步、自由民主的團體無視當前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大悲劇的加薩種族滅絕。只是盡可能地向以色列諂媚，這些人包含了著名台派政治學者，民主研究者陳方瑀（註十五）與先前表態挺大罷免的野百合聯盟（註十六）。他們竭盡所能的讚美以色列與著名的猶太遊說團體，甚至於歪曲事實，將2023年10月7 號由巴勒斯坦武裝抵抗組織—哈瑪斯（Hamas）所發動的反擊戰稱之為「恐怖攻擊」。
綠營與當前政府的大紅人，被稱為認知作戰專家的沈伯洋仍然在那發表自己的幻想，並跟以色列官員一起煞有其事的分析哈瑪斯的攻擊行動，卻無視哈瑪斯與其他巴勒斯坦武裝反抗組織的抵抗背景，自願地成為了為種族滅絕政權辯護的辯護士（註十七）。
正如反戰學者傅大為在《風傳媒》所指出的那樣，台灣如此將自身比喻為以色列是個愚蠢的國際觀（註十八），不僅全無好處，反而展現了這些所謂的自由民主派本質上是歐美帝國主義的走狗的事實。他們不但無視歷史的脈絡，而且與這些活在真空中的學者、政客與無恥之徒所說的正相反的是，以色列75年以來的殖民與毀滅行徑已經構成了人類歷史上的最大罪行，這是來自政治經濟的全面勾結。
聯合國「被佔領巴勒斯坦領土人權狀況特別報告員」Francesca Albanese撰寫了一份名為《從佔領經濟到種族滅絕經濟》的報告，上面使用清晰且邏輯縝密，論證充分的文字明確表示了長年以來，包含中國、美國、法國等列強的科技公司、軍火商到房地產業是如何參與進對巴勒斯坦人的種族滅絕的，這些企業通過資助以色列種族滅絕事業來獲取利潤，由於以色列極盡剝削與壓榨巴勒斯坦人的生產力與勞動力，因此形成了一條染滿鮮血的產業鍊（註十九）。更嚴重的問題是，以色列更是透過封鎖、經濟制裁、限制產業發展、掠奪土地、拆毀房屋等方式來對巴勒斯坦經濟進行所謂的「去發展（De- development）」(註二十）。
民進黨政權與其他台灣資產階級、自由派、台派學者僅只把以色列當作效法的對象（註二十一），他們幾乎是中了以色列大外宣的毒，並將自己改造為大西洋主義（Atlanticism）的急先鋒（註二十二），即便是與以色列沆瀣一氣的歐美國家也沒有敢如此張膽的資助屯墾區。臺灣口口聲聲說自己是全球自由民主的同盟，推動價值外交，但是卻無視國際法與ICJ的對於種族滅絕政權的裁定。
依據聯合國《防止及懲治種族滅絕公約》，該公約要求各國必須禁止與其交易，同時採取必要手段對那些違反公約的團體進行懲處（註二十三）。同時與絕大多數台灣人想的相反的是，葉門的胡賽武裝正是在此基礎上進行針對歐美等國海運的軍事打擊行動，是完全合法的。ICJ的裁決沒有任何灰色地帶可言，以色列不但是一個種族隔離政權，更是非法盜取大量土地的國家，定居點上的以色列殖民者必須撤離。而與之相對的，巴勒斯坦人則有權利進行武裝反抗（註二十四）。
對於台灣人來說，這其實也意味著如果哪一天，中共佔領台灣的話，中共也不能宣稱自己佔據的土地是合法的，而台灣人更有權利進行武裝反抗。然而，我們的學者與政客們多半忽視了這些判決與研究，只顧著將自己自我矮化為為帝國掩蓋真理的御用文人。
激進左翼學者吳永毅明確地指出了，在面對巴勒斯坦種族滅絕與加薩人道危機時，台灣不敢「HELP」，因為要是「HELP」了，就意味著必須面對整個台灣仰賴的西方保護傘黑暗面的問題，而這種問題不僅出現在當朝政府身上，更深深的烙印在國民黨與民眾黨身上。
主流的政黨幾乎不敢譴責歐美帝國主義在協同以色列種族滅絕上的問題，也不敢面對自身也參與其中的事實。吳永毅教授十分詳盡的引用多位學者及長年從事左翼運動的人士所撰寫文章確認了不僅政府如此，甚至於側翼的團體也如此，縱使這些側翼團體也發表聲明要求民進黨政權停止與軍工、種族滅絕事業的勾結，但是這種沒有看見背後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問題的抗議卻是十分的微弱與不堪（註二十五）。
革命社會主義者（Revolutionary Socialist）周世瑀引用大量歷史資料論證了台灣作為美帝國全球冷戰戰略的一環，長年積極參與對第三世界的鎮壓中。無論是威權國民黨時期資助拉美的右翼獨裁者和訓練行刑隊，還是民主化後陳水扁政權公然呼應美國入侵伊拉克，都戳穿了台灣自由民主人士與「獨派」的妄想（註二十六）。
周世瑀的論點犀利，沒有訴求空洞的道德主義文字與模糊不清的立場，而是選用了扎實的政治經濟學、歷史研究批判了台灣島上不少獨派、台派與自由民主派。她明確指出巴勒斯坦的解放事業與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息息相關，如果不承認這兩點，就算不上真正能夠解放巴勒斯坦，台灣島上的許多台灣國族主義者妄圖將巴勒斯坦解放事業與他們的台灣獨立政治議程相提並論，卻無視了台灣在巴勒斯坦的種族滅絕中扮演了從來就不是受害者，而是加害者，所謂的反以挺巴不過是偷換概念，既沒有要積極的反對帝國主義，也沒有要反資本主義，更遑論動員工人，發揮國際主義精神了，所有這些所謂挺巴台派的舉動，不過是為了洗刷自己的道德負擔而已。
中研院歐美研究員，盧倩儀曾以俄烏戰爭、台灣知名自由派媒體《報導者》為題撰寫了一份內容豐富且絕對是衝擊許多人認知盲區的文章（註二十七）。盧倩儀通過爬梳《報導者》撰寫有關俄烏戰爭的文章背後的資金鏈、知識社群的來源性質後明確的指出一個命題，就是：「跨國的認知操作網路正在台灣發揮影響力，但是這不是來自於中國，而是歐美國家與軍火商」。
盧倩儀文章的貢獻在於她提醒我們，在美中台三角關係下的台灣從來就不只是要擔憂來自對岸的威脅，還有來自美國等帝國主義國家對於當前台灣人面對國際事務時的認知操作。
僅以這次的外交部與以色列合作屯墾區相關事宜來說，許多台灣學者、政客可以說是公然展現了他們對巴勒斯坦問題的無知（註二十八），盲目跟隨來自以色列與歐美國家的宣傳，錯誤的跟殖民者站在一起，甚至將英勇抵抗殖民者的哈瑪斯戰士們當成恐怖份子，如此荒謬情事，實在令人嘆息。
面對這種無需強迫，就有大量學者跟隨權力與帝國核心的現象，社會理論家Steven Lukes在《權力：基進觀點》中明確表示了這其實才是權力的終極運作方式，無需壓迫與強制，透過意識形態操作來形塑個人的價值與世界觀（註二十九）。按照Lukes的理論，台灣的無數學者與政客其實就是在帝國的無形權力架構下，自甘願為其服務了。諷刺的是，Lukes的這本書的中譯版上卻有無數台派與民主派學者為其所寫的美言與推薦，但他們可曾知道，自己卻已經成為Lukes在書中所批判的那些向權力屈服之人？
如今，我們都是種族滅絕的一部分，歷史的罪人。台灣的社會，或許正如同周世瑀所寫的那樣：
「我們毋須麥卡錫主義者在校園、學界進行政治清洗，更毋須經歷由資產階級所扶植的極右翼團體發動政治動員，全面清剿工人團體，就已經能達成高度社會共識。中華民國的資產階級可以不戰而勝，這應該算是另類的「台灣奇蹟」。我不禁在想，台灣社會所認定的極右範圍、對象在何處？我們所稱的道德標準、政治標準與種族滅絕軸心的區別又在哪裡？」（註三十）
註解與參考資料
註二：
註三：
mearsheimer.substack...f73c4da
註十五：
註二十：見Sara Roy. The Gaza Strip: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 development(Expanded Third Edition).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Palestine Studies, 2016.
註二十二：大西洋主義（Atlanticism）是國際關係哲學術語，用以描述有利於歐洲與美國等國家的外交與全球政治經濟戰略立場。這裡我延伸用意，代指那些致力於捍衛歐美國家核心利益的人。
註二十六：www.wsws.org/en/arti...886244
註二十八：關於巴勒斯坦問題認識，與針對著名的「兩國解決方案」的批判，請參考：www.storm.mg/article...
註二十九：見Steven Lukes著，林葦芸、陳雅馨譯，2021，《權力：基進觀點（第三版）》。臺北：商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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