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人，而不是被標籤成什麼的《我們不是什麼》

「我是一名爆破手 (Artificier)。我所製造的東西最終會被用於圍攻、戰爭以及破壞。我不是為了破壞，但我是為了能夠讓人們得以穿行、前進、推倒圍牆。」- 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

這番話恰好與邱禮濤的電影《我們不是什麼》遙相呼應。導演以影像作為炸藥，猛烈炸開社會對邊緣人的冷漠，揭示隱藏在規範圍牆下的深重痛苦。電影中的「我們」是江𤒹生飾演的暉仔與陳毅燊飾演的 Ike，這兩位角色都是同性戀者、低收入與缺乏家庭溫暖。若要探究片名中的「什麼」究竟指涉為何，表面上看是與他們相反的優勢階級——如異性戀、高收入或高學歷，但深入剖析，那其實是權力體系強加於個體身上的定義與標籤。

在傅柯的視角下，權力最殘酷之處不在於顯性的暴力，而在於它奪取了定義「人」的權力。社會要求個體必須成為有產值的員工、順從的公民或符合常規的異性戀，否則便會被貼上「廢青」、「死基佬」等標籤。暉仔與 Ike 跟社會預設的模版格格不入，更受制於制度的冷暴力。暉仔在地盤辛勤工作卻「有汗出，無糧出」， Ike 在街頭賣畫卻面臨檢控。彷佛底層人士掙扎生存，看到的卻是別人冰冷的地板，而非遼闊的星空。

這套電影讓我聯想到台灣寫實劇《我們與惡的距離》（The World Between Us）中的一段話：「到底什麼是好人？什麼是壞人？有標準答案嗎！」龍Sir是電影中少有對人和善，富有同理心的角色。他為人小心謹慎，把案情抽絲剝繭，找出巴士爆炸的事發經過。難能可貴的是，他試圖理解暉仔與 Ike 的情況，所承受的心理壓力。當然，暉仔與 Ike 所做的事情絕對是錯，而且令無辜的人受害。他們是壞人嗎？他們天生就反社會嗎？如果世界上多一，兩個龍Sir，少一，兩個隨便閙人「死基佬」和「變態仔」的人，結局會不會不同呢？

願我們就算什麼都不是，也可以成為彼此的「天使」。

天佑我們  全為我們還算鬥士 能在最壞時刻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