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观察者网》看中国的国家－媒体复合体

在上次分析馆长「中国行」文章中，有一个关键结论：这毫无疑问不是一个自主个人的独立行程，甚至不是一个典型的统战邀请行程，而是馆长被卷入了中国庞大的网络民族主义宣传系统。而这个系统的中心，就是我们上次提到的《观察者网》，也是本文的主角。

简单来说，《观察者网》是中国一家民营媒体机构，其主要媒体平台为网络，拥有自己的网站、短视频、文章、长视频等平台。这个网站在中国有惊人的流量和影响力，根据可查考的数据，2020年6月仅一个月，观察者网的B站帐号就有3.7亿次的播放。

但往复杂来说，《观察者网》不管从人员、角色上，都在中国庞大的宣传机器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在中国的体制中，以「国营—民营」二元结构去审视这些组织，恐怕会错过其中关键的因素。而如果能读懂《观察者网》，对于中国当前的「官民复合体」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这为「反统战」提高了难度，传统「统战」认定要求「官方」介入，如果一个台湾个人、机构与中国「官方」合作，则可以认定为「外国政府代理人」的敏感。但在国家－媒体复合体的背景下，从角色暧昧的《观察者网》，到旗下更多关系人和协力者，从表层身份上看，这些企业是私营企业，这些人甚至是一个没有官方身份的个体。从「官营－民营」的二元划分来看，属于绝对的民间。但以国家－媒体复合体来看，则属于灰域统战，与宫庙统战、学生交流等一道，成为巨大对台统战的一环。只是基于互联网的信息化统战，具有更高的效率和爆发力。

这需要改变「官－民」二元结构的视角，当然也为应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过这是我们未来可以继续探讨的事了。

唯一拥有「采编权」的「民营公司」

用一个例子就可以道出《观察者网》的特殊性——采编权。按照中国法律《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管理实施细则》第五条的规定：

申请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布服务许可的，应当是新闻单位（含新闻单位控股的单位）或新闻宣传部门主管的单位。新闻单位是指经国家有关部门依法批准设立的报刊社、广播电台、电视台、通讯社和新闻电影制片厂。控股是指出资额、持有股份占企业资本总额或股本总额50%以上，或出资额、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50%，但依其出资额或持有股份已足以对企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新闻宣传部门包括各级宣传部门、网信部门、广电部门等。

《观察者网》是一个非国有控股，且非上述任何一种媒体机构，按照规定，应该只拥有「互联网新闻信息转载、传播平台服务」许可，而没有「采编发布新闻」的许可。即便中国有新浪、腾讯、网易、阿里巴巴、字节跳动这些超大互联网巨头，他们的新闻网站也只能转载各种官方文章。但近十年来，《观察者网》却一直在进行采编，并发布大量原创新闻。这家民营公司，竟然成为了中国网络信息管理的「唯一例外」，足见其特殊。

为何会如此，恐怕可以回溯《观察者网》的创立过程。观察者网的出发点非常暧昧。从表面上看，《观察者网》的运营主体是上海观察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这是一家私营企业。然而，深入挖掘其背后的结构，一条通往官方体系的路径便清晰地显现出来——该网站的实际运作方是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上海春秋研究院）。这个研究院才是《观察者网》真正的思想中枢和运营核心。

上海春秋研究院并非一个完全独立的民间智库，公开资料显示，它隶属于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社联）。上海社联是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下的学术性人民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社会科学界的桥梁和纽带，这清晰地表明了上海春秋研究院与官方意识形态管理体系的从属关系。

此外，上海春秋研究院的创始人，同时为《观察者网》总编辑的金仲伟，其背景也进一步印证了这种联系。金仲伟曾是上海官方媒体集团——上海报业集团（SUMG）旗下《东方早报》的副主编，拥有深厚的政府人脉。这种由前官方媒体资深人士创办、并挂靠在官方社团组织下的「民营」智库，来实际运作一个新闻评论网站的模式，本身就充满精心设计的制度安排。

这种结构赋予了《观察者网》战略上的模糊身份。在西方分析语境中，媒体通常被划分为国家媒体或私有媒体的二元对立结构——《观察者网》则巧妙地游走于两者之间。它被广泛认知为「私有」平台 ，却与政府存在复杂的关系。以我们上次介绍的「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复旦大学中研院）」为例，《观察者网》与其已经构成复杂的人士交叉关系。

《观察者网》创办人暨董事长李世默，是复旦大学中研院的理事会理事、咨询委员会主任。 而复旦大学中研院的院长张维为，在《观察者网》旗下制作的节目《这就是中国》担任常驻嘉宾。复旦大学中研院的副院长范勇鹏，是《观察者网》的专栏作家和课程讲者。

而《观察者网》创始总编辑金仲伟；上海春秋研究院副理事长沙烨；《观察者网》旗下品牌「观视频」的CEO、制片人和主持人；上海春秋研究院研究员潘晓力；上海春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韩竹；曾任《观察者网》北京学术代表的上海春秋研究院执行院长李波，全都是复旦大学中研院的研究员。

《观察者网》的「民营」身份非常模糊，其兼有国家智库、高校智库、社会智库和和媒体的角色。但在经营上相对独立。这种「附属」而非「所属」的关系，是理解其运作模式的关键，意味着《观察者网》在日常运营上享有一定自主权，但在政治方向和核心议程上，与国家意志保持高度一致。

中国宣传机器的完成式

中国的宣传机器核心，当然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可以直接掌控的国家级媒体，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一众地方的党媒体。虽然这些媒体近年都加强了互联网化的运作，但与一般公众心态还是脱节，且因其减负的政治角色，在叙事上必须维持绝对「主流」和「正确」，灵活性和容错空间都非常小，显然不适应这个高速变化的互联网时代。

而《观察者网》就不同，台湾民众和媒体人应该还记得，2018年大阪关西机场撤侨事件，台湾驻日本大阪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苏启诚，因为假消息带来的巨大压力，而自杀身亡。这一波假消息的发动机就是《观察者网》。这种以假消息进行舆论炒作的手法，官媒亲自下场当然不合适。

同样的例子出现在对美关系上，中国官方与美国长期处于「斗而不破」的策略，官媒还经常在一些关键周期释放对美的亲善信号——但在《观察者网》却可以无度对美国进行攻击。例如，2021年加拿大人质事件中，《经济学人》报导指出，《观察者网》曾「造梗」嘲讽白宫声明的hashtag，社群媒体阅读量累计超过三亿，展现出强大的媒体能力。这种通过网络运作爆发强大流量的能力，也不是官媒具备的。

《观察者网》的受众也与官媒有所区分，因为官媒的风格，加上全国党政机关的订阅，其受众主要是体制内人员，影响力很难向社会投射。但《观察者网》则精准面向「年轻男性—技术民族主义」核心人群，根据第三方流量统计，《观察者网》受众男性占比约74%，以25到34岁为主。在意识形态竞争的「市场细分」里，《观察者网》抓住了最活跃、转发意愿最强的舆论「生力军」，这类受众的评论、二次创作、线下情绪反馈，都反向塑形成更大叙事。在中国的宣传机器中，《观察者网》据此可能掌握最关键的资源。

在两相对照下，可以看出《观察者网》与《人民日报》的分工与区别。《人民日报》是权威定调与制度性合法性的生产者，因而空间有限；《观察者网》是网络情绪与叙事框架的构造者，可以通过大量媒体行为实际执行宣传意志。在突发或争议议题上，前者的约束更强、节奏更慢；后者通过互联网运作快速把复杂议题转译成可传播的对抗性标签，在完全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目标的基础上，引发社会更大的应和。

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把《观察者网》看作宣传机器的某种「完成式」。在当前的互联网上，重要的是输出「叙事」的能力，简单的事实无法有效传达信息，官媒没有实验和未完成「叙事」构筑的能力。在整个宣传机器中，《观察者网》恐怕就是完成最关键的「叙事」步骤的角色。

《观察者网》长期运营的叙事包括「美国衰落，社会撕裂」、「俄乌战争是因为北约东扩」、「COVID期间全球陷入混乱中国独好」、「西方媒体对中国系统性偏见不可信」、「境外势力介入2019香港反送中抗议运动颜色革命」等等。当然还有——「东升西降」。可以笼统地看为，这些叙事的集合就是所谓的「中国故事」。

说到这个话题，就不得不提及《观察者网》创办人——李世默在2013年TED上的演讲〈A Tale of Two Political Systems〉。在这个演讲中，他将世界简化为中美两种政治模式的对比，主张中国的「贤能政治」（meritocracy）在改善民生、选拔人才方面优于西方的选举民主。

在此之前，李世默是一位与美国保守主义势力渊源颇深的投资家，他所供职的「成为资本」（Chengwei Capital），在中国和美国都有复杂的政治关系。在创办《观察者网》之前，他曾经在北京奥运会前后投资了中国另一个反西方的民间网站《anti-CNN》，这个网站就是后来的《四月网》，中国著名的反西方媒体人司马南就与《四月网》有着长期合作关系。

从李世默的经历来看，他很早就将「讲好中国故事」当作一门好生意，他不断地下注与操作，最终成就了当前在中国宣传系统中，掌握了流量、叙事发动机、庞大网络的《观察者网》。

国家－媒体复合体的灰域统战

到这里你已经可以了解，《观察者网》不是一个民营网站，而是一个体系，在这个系统中，可见部分是其本身，又有复旦大学中研院、上海春秋研究院，其关联对象包括中国外交系统的高志凯、俄罗斯的杜金（Aleksandr Dugin）等重要学者，外延是我们上篇文章提到的王骁、李翔、杨升。当然最末端，是台湾「历史哥」李易修、「馆长」陈之汉。

这不是一个民营、官营泾渭分明的结构。而是类似费孝通所言的中国「差序格局」的国家－媒体复合体。这个复合体从上到下灌注中共意志，不断对外渗透。在这个复合体中的人，可以不具备官方身份（但其实每个人都有半官方身份，例如李翔是北京市朝阳区新联会理事），甚至可以不与里面的机构有正式雇佣关系，例如王骁已经从《观察者网》离职。

这是一个被国家塑造，由《人民日报》提供强力正统性，并由国家力量背书的政治事业和生意，牵涉其中的人拥有三种关系和激励路径：一是直接雇佣关系，不管是受雇于《人民日报》下辖的《环球时报》、《观察者网》，还是复旦大学中研院，或其相关智库；二是政治身份延伸，在这个复合体上有大量平台和政治身份，不管是各个单位的理事、顾问，国家级评奖，统战部相关平台的协力者，都可以为一个人提供一种政治身份；三是生意，背靠国家默许的政治话题和统战目标，任何人随其起舞，都可以获得巨大流量。

因此形成一个由直接雇佣到项目合作，从《人民日报》的绝对体制内，到馆长这样台湾协力者的「差序格局」。而这样的复合体，会需要一个「做市商」，毫无疑问就是《观察者网》。不管是直接提供职位、搭建平台，还是通过自有流量分享给相关人，都让这个网站成为国家－媒体复合体的枢纽，也无怪这样一个民营网站，可以取得官家媒体才拥有的「采编权」了。

这为「反统战」提高了难度，传统「统战」认定要求「官方」介入，如果一个台湾个人、机构与中国「官方」合作，则可以认定为「外国政府代理人」的敏感。但在国家－媒体复合体的背景下，从角色暧昧的《观察者网》，到旗下更多关系人和协力者，从表层身份上看，这些企业是私营企业，这些人甚至是一个没有官方身份的个体。从「官营－民营」的二元划分来看，属于绝对的民间。但以国家－媒体复合体来看，则属于灰域统战，与宫庙统战、学生交流等一道，成为巨大对台统战的一环。只是基于互联网的信息化统战，具有更高的效率和爆发力。

这需要改变「官－民」二元结构的视角，当然也为应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过这是我们未来可以继续探讨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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