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別處：來自第三文化小孩的自白

I. 我應該從哪裡告訴你我的故事？

那天傍晚，我在學校的餐廳裡。天空比平時低了一點。雲層緩慢地移動，懶洋洋的，像一位信使拖著不知名的消息。餐桌對面，一個來自比利時的同學問我：「你從哪裡來？」

這個問題我回答過無數次，每次都像是臨時編織的借口。我笑了笑，猶豫了一秒，說：「中國吧。」但我知道這個答案不準確，甚至有點自欺。她點點頭，沒再追問，轉而談起她在布魯塞爾的童年。但我的心停留在那個問題裡：我是哪裡人？

我出生在中國，但從沒真正生活在一個固定的地方。我的父親是外籍人士，我在十歲之後才有戶口，我沒有家族祖屋，我講著除我以外全家都沒人講的一種方言。我輾轉在不同的城市，像一枚總是找不到郵筒的信件。我覺得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完全理解我的處境。後來，我因為家境特殊進入了一所公立學校的國際班，那是我第一次見到來自世界各地的孩子——尼日利亞、蒙古、哈薩克斯坦、印度。我們一起用英語上課和生活，彼此之間有種誤打誤撞的親密感。

我們說著彼此都不熟練的語言，分享各自來歷不明的零食和音樂。有時候我想，也許這才是我的故鄉：不是某塊土地，不是哪個語言的聲調，而是這種斷裂與黏合之間的夾縫。沒有人的家鄉是一座學校，或者一間教室，可對我來說，幾乎完全是這樣的。

我對「家鄉」的概念一無所知。當其他人談論「從哪裡來」時，他們提的是一條街道、一棟樓房、一口湯的味道。我卻只能說出學校的名字，或者我曾經短暫寄住過的城市。家，是我跟著誰生活，就在哪裡，可是我十歲起就不和任何一個家人一起生活了，在我的父親去世之後，我也不再和他那邊的親戚聯繫，我和我的母親也保持著一種微妙的距離。如果我和我的父親母親都不怎麼交流，如果我講他們都不熟悉的語言，那該如何定義我的母語呢？這是我從小就在思考的問題。我在哪裡生活，就會學會哪裡的語言，像哪裡的人一樣思考。對於我，語言和地方，又能寄託什麼情感呢。

後來我開始明白，我是那種從小就學會拆分自我、重組身份的人。我的生活像拼圖。可是我沒有太多在家庭裡生活的經驗。我的身上或許帶了父親母親的痕跡，但是不多。我就是我自己。我的彩色拼圖里，一塊來自那些午後坐在教室角落，因為說了中文而被罰錢的來自哈薩克斯坦或蒙古國的同學們。它們拼在一起，就形成了現在的我。

現在，在瑞典的這張餐桌前，當我和朋友們講起「中國」時，我說的是一段記憶的集合，而不是地理上的答案。我說的是我在那裡拼命讀書、打工、寫作，和朋友坐在海邊唱哈薩克情歌的地方。。我說的是我好像永遠不好中文卻用它考上研究生的城市，是我學會如何用一種不屬於我的語言去理解自己、也試圖被理解的國度。

而這，或許就是我故事的起點：不是「我從哪裡來」，而是「我在多少地方，學會了如何生活，又如何離開」。

II. 非典型國際生

我念的學校根本談不上「國際」——不如說，它是城市邊緣一所公立學校裡的一個小班，附帶著一種外人很難理解的時代機遇與殘缺制度的產物。它收留那些在戶口制度之外的人、在移民制度縫隙裡的人、在全球化浪潮邊緣被捲來又落下的孩子。像我。

那年我十一歲，剛從另一個城市搬來。父親的證件讓我有機會就讀這個「外籍子女班」，儘管我家的經濟狀況並不太好。我住在學校附近的一個出租屋裡，牆壁發黃，廚房的抽油煙機總是嘶嘶地響。對我來說，這個學校學費便宜、不需要戶口，還有些老師會說幾句英文，我覺得蠻好的。

這個學校對我來說，是一個折疊的宇宙。我的同學來自蒙古草原、哈薩克平原、非洲大陸與南亞半島，他們有的中文流利，有的人連拼音都不會，但他們會背著大包的零食來學校，會講自己的童話故事，會在體育課後用破碎的英文邀我去公園踢球。我們之間沒有誰是本地人，我們都不屬於這座北方三線小城，當然也不屬於這個國家對國際學生的想像，我們不是小紅書上那些光鮮亮麗的學生，我們之中的好多學生都有中國護照和某位外籍家長，我的好朋友有一個越南媽媽，她告訴我，她媽媽是為了錢才嫁到中國來的，他們一開始都怕她跑了，但是她不會，因為這裡比她家鄉好上太多——但我們聚集在這裡，像不同語言拼湊成的合唱團，唱著誰也不太熟的旋律。

我記得那時的語言是混亂的。老師說英文，我聽不懂；同學說不流利的中文，我們互相雞同鴨講；有人會在講台上偷偷用哈薩克語或者俄語交流，然後被罰一塊錢，投進那個用透明膠紙貼起來的塑料盒裡。語言是界線，也是規則本身。它不是通向理解的工具，學會一門語言就成為了一場需要學會取悅的競賽。

我從沒見過這樣的教育，我也沒想像過這樣的教育。我甚至不知道在這裡讀書是我們的幸運還是不幸，我們僥倖逃過五六點跑操的應試教育，可是我們的教育質量實在讓我不好描述：我們的老師不教我們怎麼說話，而是告訴你「應該說什麼」；不問我們從哪裡來，而是說「你以後要去哪裡」。他們對我們講我們自己都不相信的「全球公民」，可那不意味著世界真的屬於我們，因為在我們眼中，「全球公民」屬於那些家庭背景比較好的，至少是來自發達國家的小孩，而對於我們，我們在哪裡都是在夾縫中生存的孤兒。所以一切都更像是一場語言的漂流訓練：告訴我們要棄掉原鄉，才能漂向所謂的未來，英語成了一種必須要學會的制度一樣的東西，而我們的本國語言被視為是不夠優秀的語言。

我的英文當時還不好，但我知道我得學會。我在這個學校裡找不到中文的容身之地。

後來，父親去世了。家裡的經濟條件愈發惡化。到中學的最後一年。後來，我白天去上課，下課後去考駕照，晚上去商場賣電子產品。那是個燈光很刺眼的賣場，玻璃櫃反射出一整排閃閃發亮的手機、耳機和小型音箱。我學會怎麼站得更久、笑得更穩，怎麼在別人質問我年齡的時候微笑搪塞。其實所有對「國際學生」身分抱有幻想的人，都難以想像這四個字，也可以和工讀生、邊緣人、掉隊者劃上等號。

後來，靠著一些積蓄和運氣，我考上一所內地的高校，因為那裡願意收下像我這樣的人，而且願意為我提供生活費。我選它，純粹因為它能養活我。這在多數人眼中或許是一個奇怪的理由，但對我來說，那是唯一的現實。

很多年後，我終於知道，那些我稱之為教育的年歲，其實是一種長時間的拼圖遊戲。我把每一段語言、每一位朋友、每一個遷徙過的城市都當成一塊拼圖，但它們從不曾組成完整的圖像。

我這個人很奇怪，儘管如此，我也仍在一直懷念那些日子，並且覺得那些日子是很好的，是閃閃發光的，讓人感到興奮和生機勃勃的。很多人說我是堅強的人，是沒被苦難擊倒的人。可是在一個覺得世界是巨大遊樂園而人生是體驗的人面前，我的眼睛是看不到苦難的。我只會想到我有趣的朋友，勾兌了香精的美味奶茶，我賣出去過的漂亮的手機。

III. 我是不是有文化的文盲？

直到現在我還常常懷疑自己是不是一個有文化的文盲。

我對語言有一種特別不正常的恐懼。我恐懼中文，也恐懼英語，我甚至恐懼學習一門新的語言。我甚至因此去見過很多諮商師。這種恐懼來自我的成長背景。作為一個不那麼優秀的第三文化小孩，我缺少使用語言的自信心。中文是我出生時接觸的語言，是我很多年來都在使用的語言，卻不像我真正的第一語言。因為我的基礎教育很差。我讀小學的時候，可能有將近一半的時間都不在學校，而在小學畢業之後，我就進入了國際班。我的中文可能直到我讀碩士，還停留在小學階段，我只能先用英文寫作，再把它翻譯成中文。

在國際班的前幾年，我的中文寫作停滯了。我在用英語寫作和表達中逐漸熟練，而中文——這個應該屬於我、應該承載我最深情緒與記憶的語言——卻變得遲鈍、遙遠，甚至難以操控。我說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卻在寫下第一個段落時，總是詞不達意。就像某種失語症，潛伏在意識與表達之間。更諷刺的是，正因為中文是「我的語言」，我對它的羞恥也格外強烈。我應該寫得更好，我應該不需要查字典，我應該不需要反覆修改一個句子的語序。可是我辦不到。

每當我坐下來寫文章，不論是中文還是英文，我的第一步總是「懷疑」。我會回讀每一句話，質疑它的邏輯、節奏、語法、語氣。我在內心模擬讀者的聲音，一遍遍將自己的句子解構、拆解，直到它們變得面目模糊。有時候我會因為一個連接詞卡上十分鐘。語言變成了一場戰役，而我不確定自己站在哪一邊。

我曾試圖向中文靠近，閱讀簡體中文、繁體中文、古典文學、現代小說，我試圖模仿、吸收、潛入它。但中文始終像一個不太親近的長輩，總是對我說：「你不太像我們家的人。」我也努力擁抱英文。英文比較寬容，畢竟我的中學教育都使用它來完成，我可以用英文進行更深刻的思考，可以思考哲學和科學，但中文不可以，直到現在，如果看中文的長論文，我甚至還是可以用Chrome的翻譯插件翻譯一下才能看的更快。英文本身也更簡單，它有更多非母語使用者，願意包容錯誤，容許簡單的句法。時至今日，我意識到自己用英語生活，用它工作、寫作和思考的時間已經超過了我使用中文的時間。

到了研究所，我在中文學術寫作中努力適應。我終於能完成一篇完整的報告、論文、訪談稿。但老師會說：「你這篇文章邏輯清晰、思考深入，但我就是覺得它不像中文母語者寫出來的。」這種評語像是一記柔軟的刺，沒有惡意，卻讓我無處可逃。

那我到底是誰？為什麼連我寫的東西我都控制不了？我在超市購物的時候看到一句話，叫本秤不具備欺騙性使用的特徵。我覺得我的中文有時候就是這樣的。很長一段時間都有點恐怖谷的感覺在。

有一次在學術研討課上，其他同學在討論一篇關於媒體控制的中文論文。我明明讀過那篇，甚至做了批註，但輪到我發言時，我的語言卡住了。我不知道怎麼用中文說出「structural repression」，不知道怎麼翻譯「editorial agency」。我結結巴巴地繞開這些詞，講得含糊其詞。課後，有人拍拍我說：「你說得還行啊，作為外國學生不錯了。」我苦笑了一下，然後我說，其實我是中國學生。我從開學那天就是一頭金毛，夾雜著我的結結巴巴漢語，這句話確實值得懷疑。

後來，我漸漸接受，語言的習得對我而言從來不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我必須主動地、費力地、一寸一寸地去擁有它。這可能跟我有閱讀障礙也有關。我小時候閱讀速度極慢，經常被老師懷疑懶惰。我直到最近才終於不再依賴語音轉文字功能，能真正地閱讀一本書、一篇新聞、一本論文，而不頭痛、焦慮或渾身發燙。

而就在我以為自己終於和語言和解的時候，我來到了瑞典。

瑞典語，又是一種全新的語言——陌生、規則詭異、發音像唱歌。它讓我重新回到語言學習的最底層，讓我再次感受到語言如何改變你的姿態與世界的輪廓。我逐漸發現一件荒謬又真實的事：我熟練使用英文的時間，已經超過我熟練使用中文的時間了，但也許以後，我熟練使用瑞典語的時間也會超過我使用英文的時間。

也許，語言在我身上成了漂流的證據。

IV.總是在別處

在別人談論中國，說到「我們中國人怎麼樣怎麼樣」時，我總會愣住一秒，像是在對號入座時發現自己沒有座位。我不是漢族，別人給我介紹漢服的時候，我總是一愣，我的成長軌跡也與大多數同齡人完全不同。我從沒經歷過中考，也沒有經歷過高考。那一整套關於青春、奮鬥、考場與夢想的敘事，我只是聽說過而已，像是在讀一本與我無關的小說。

我真正的青春，是在語言混雜的教室裡和商場冷氣的聲音中度過的。我不清楚什麼是校園卡，點名，不知道為什麼讀中學的時候不能帶手機，更不理解為什麼大家總是懷念高三。我的記憶裡沒有補習班，只有下班後腳痛得走不動路的夜班。即使後來讀了大學，我仍然是異類——不是外國人，也不是本地人，不是典型的國際學生，更不是國家派遣的留學生。我是那種需要靠打工養活自己、還得努力維持成績來續上獎學金的人。沒有人知道怎麼定義我，連我自己也不太知道。

我最親密的朋友們來自哈薩克斯坦、蒙古、烏克蘭、孟加拉。他們有著跟我一樣的流浪氣息。我們用英語交談，偶爾穿插幾句哈薩克語或俄語。有一次，我們在城市外的海邊露營，唱著《Напиши письмо маган》（「寫信給我吧」）——那是一首我當時還聽不太懂歌詞的情歌，但旋律裡藏著一種我熟悉的東西：渴望聯繫，卻永遠無法靠近的感覺。

夜色如水般溫柔，我們年輕，我們一無所有，僅僅擁有彼此的語言殘片與共同的孤獨。有時候我覺得，因為我們不屬於任何地方，反而幫助我們建立起了更深的連結。可這樣的連結是脆弱的——每一次畢業、轉學、搬離都像一次告別。那些友誼像漂泊的船，靠岸的時候熱烈而真實，但下一次見面，也許就是好多年後了。

我們的母語在學校裡是「違規品」。老師曾說：「這裡是用英語教學的國際班，你們要學會用英文生活，將來才能融入社會。」他們設下罰款制度——誰在教室裡講母語，就要投一塊錢進透明的罰款盒。那一塊錢像是對過去的懲罰，對自己文化的一次剪除儀式。

起初我們會偷笑，偷偷說一句就趕緊停下。但久而久之，我們真的不再講母語了。不是因為害怕罰錢，而是因為覺得它「不應該」出現在這裡。我們開始用語言彼此隔開，也隔開了自己與故鄉之間最後的一點連結。這些習慣潛移默化地進入我之後的生活。即便在中文環境中，我也習慣性地自我審查、壓低聲音、刻意尋找英文表達。這不是因為我崇尚西方，而是因為太多年來，我被教育要「講英語做國際人」，這和我討厭的「說普通話做文明人」有什麼區別呢？很長一段時間我憎惡英語，我執意要給我的英語注入中文口音，為了反抗而反抗，因為我不想成為英語敘事的一部分。結果是——我真的成了那個不夠本地，也不夠外地的人。

研究所三年是我真正進入中文社會的第一次嘗試。我以為這會是我和「母語」與「家鄉」和解的過程，卻變成一場延遲發作的文化撞牆期。課堂上我總是格格不入，別人聊起中考、高考、哪裡的老師會體罰學生，我都只能安靜聽著。就連那些關於課堂用語的小默契我也不懂。我會用很正式的語言發言，會寫出結構嚴謹卻情感生硬的論文。我知道我不笨，但我總像站在窗外往屋裡張望，猜測裡面人的語氣、眼神與潛規則。我的室友們都是少數民族，她們來自西南山區、邊疆縣市，也經歷過語言不適與文化隔閡。我們會一起偷偷在宿舍煮飯，一起吐槽口音被糾正的時刻。異鄉人和異鄉人之間，總是比較容易相認。我們不問彼此從哪裡來，只問你今天過得還好嗎。

那段日子，我一邊使用中文學術寫作，一邊重新回望自己的人生。我問自己：「我是一個在中國生活了這麼多年的人，為什麼我也會面對融入的問題？」

後來我才明白，所謂的「融入」，並不是只關乎語言與住所，而是關乎一種深層的文化記憶：你是否曾一起參加過一場統一的考試、是否理解「考前焦慮」與「家長會」這些詞背後的集體經驗。如果沒有，那麼你就不是「這裡的人」，不論你有沒有說這裡的語言、拿這裡的證件。

你只是住在這裡，但從來不是這裡的一部分。

V. 永遠的異鄉人

原本以為離開中國之後，會有一種「劇終—字幕—謝幕」的感覺，像人生第一部長片正式落幕。結果到了瑞典，字幕還沒開始滾，我就發現自己又被拉進了另一部續集，而且還是多語言配音、低預算獨立製片，主演依舊是我，情節依舊混亂。

瑞典的秋天初見時有點像上海冬天的前奏：風柔柔的，空氣裡總是懸著點濕氣。剛到這裡的時候，我覺得一切都很新鮮——公交車是綠色的，貓是奶牛色的，食堂居然有素肉丸，而且還挺好吃。更妙的是，我身邊又圍繞著一群來自世界各地的人，來自尼泊爾、伊朗、烏克蘭、南非，我的生活仿佛重新回到了那個國際課程的教室，只不過這一次，我們終於可以光明正大講自己的母語了，沒人再罰我一塊錢。只是往往找不到能用母語交流的夥伴。

這種「多語言並存的日常」帶來一種莫名的舒適感。語言不再是一種考核標準，而是一種社交選項。你可以在早上用英文問候老師，中午用中文講八卦，下午在地鐵裡用瑞典語說 tack så mycket，晚上再回家唱烏克蘭語歌曲。我開始覺得，也許我本來就不是單一文化可以定義的人，而是一個經常切換語言輸入法、習慣背著三本辭典生活的複合型人種。

不過，我也不是全無文化衝擊。

比方說，瑞典人的沉默——那不是普通的安靜，而是一種帶有道德色彩的沉默。地鐵裡沒人講話，連咳嗽都帶著一種「不好意思打擾」的音質。我在ICA超市買豆腐的時候，對著自助結帳機連說三句「It doesn’t scan」都沒人理我，直到一個戴耳機的店員終於慢悠悠地過來，像是剛從一首爵士樂裡被叫出來。我也學會了用「不打擾別人」來定義禮貌，用「慢一點」來理解效率，用「沉默」來讀懂熱情。這是一個非常適合 introvert 的國家，問題是——我很 introvert，所以我跟難以表達自己的訴求了。

但也正因如此，我終於開始享受那種「不必強求融入」的自在感。在中國的時候，我總是試圖追趕「標準的中國學生樣子」，想要補齊自己的中文、了解主流的青春故事、閱讀大家都在讀的微信文章。在這裡，我沒有人需要模仿，也沒有人需要我證明。我第一次覺得，「我是這樣的我」，也可以被接受，甚至有點酷。

我也遇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文化誤會」。有一次，一位瑞典朋友問我喜歡什麼運動，我脫口而出「跳廣場舞」，他眼神裡閃過一絲驚恐。我趕緊補了一句：「就像你們冬天跳Salsa一樣，只是我們是在水泥地上跳，而且人更多。」他點了點頭，似懂非懂。

又有一次，我在課堂上提到我曾經為了一篇報導在大雪裡蹲守一整天，老師一臉嚴肅地說：「我們這裡不鼓勵那麼高風險的行為，你應該申請安全設備或拒絕任務。」我當時愣住了。不是因為他的建議，而是我突然意識到，在這裡，你有權利拒絕過度勞動。這種權利對我來說，竟然那麼陌生。

也許瑞典給我的最大啟示不是自由、不是民主，而是：你可以不用時時證明自己。

我仍然在學習瑞典語，進展緩慢但不再焦慮。因為學習語言是快樂的事情，學會一門語言也不是拿到一個榮譽徽章，我也不再用語言能力來衡量自己的價值。我發現，真正的語言其實是「你能否好好地與人相處」，哪怕你只會說 tack 或 hej hej，只要眼神裡有笑意，世界就不會把你推開。

我不再是「哪裡人」，但我開始成為一個「能夠在很多地方活得下去」的人。

VI. 結語：我們從哪裡來，又要到哪裡去？

我有時會想，如果我是一篇文章，我可能從未寫完。我的開頭總是不夠清晰，主詞與語境都經常變換，語言混雜，註釋繁多，甚至連標點都是最後統一加上的。

可是也正是這樣，我才可以好好生活下來。

作為被放在地圖縫隙裡長大的我們，可能不一定知道自己屬於哪裡，但總能找到一些方式，把自己拼湊出來。我們學會了混合語言、混合文化、混合記憶，像一種新的合成物種：不再追求「完整的母語者」身份，也不再渴望「純粹的國族記憶」。我們只是希望——在漂流中也能留下自己的名字。

我曾經以為，語言是一堵牆，是衡量你「夠不夠資格」參與的門檻。但現在我發現，語言其實更像是一扇窗。你透過它看見別人，也讓別人看見你。當我用中文寫作時，我不是在扮演誰的角色，而是在試圖把那個「一直不夠母語、不夠在地、不夠標準」的自己，也寫進世界裡，我寫成一篇篇報導，哪怕有語病，哪怕句子彆扭，我也想用這種不完美的方式說出自己的經歷——因為我知道，有很多人，和我一樣。

我們從哪裡來？也許從一間廉價的國際班教室開始，從一座我們沒有戶口的城市開始，從一首聽不懂歌詞的哈薩克民歌開始，從母語被罰款的教室開始，從沒人回應的瑞典超市開始。

我們要去哪裡？也許仍然不知道。但我們知道如何生活在過渡中，如何在一張又一張申請表上寫下與現實稍有出入的地址與國籍，如何把流離失所轉化為一種文化資本，如何在「不屬於」的夾縫中找到溫柔的相認。

後來我終於明白，第三世界的小孩其實有很多家。我們的童年藏在很多語言裡，我們的身份寫在不同國家的課表上，我們的感情穿梭於翻譯與注釋之間。沒有一種語言能完全說出我們，但也沒有一種語言可以把我們消滅。

也許這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