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華強北生存日誌

一、开始

我被生活壓進手機商城的時候，差不多是在15年的寒假。

十年前的事了。仔細想想，那時候特別喜歡聽《給十年後的我》。十年前的我怎麼也想不到自己的今天，十年前的我對十年後的構想肯定是已經開了個大的手機店了，或者去某家品牌做銷售了。

不過我想，可能再過幾年我又真的去做銷售了也不一定。白天賣手機，晚上寫稿子，不過那是後話了。今天還是和大家分享下自己這些很有趣的人生經歷好了。

我去賣手機的根本原因是家裡沒錢了。一時間窮的連「要不要上大學」都得考慮一下，發生了一些變故，說不上特別複雜或者戲劇，但也沒人有餘力還可以管我上不上學念不唸書了，我剛過完16歲生日，不大不小，也得好好想想要怎麼活下去。在學校的時候我一直以來都比較喜歡跟那些學習成績不怎麼樣、但腦子很靈光的同學混在一起。大家講不出來什麼大道理，但生活都挺有意思，放學之後約著一起喝酒擼串，看電影滑旱冰，有個同學家裡開了KTV，我們老去他家的店裡蹦迪。還有個男生家裡就是在裕華道賣手機的。他常常抱怨說在攤上站一天累得跟狗一樣，什麼鬼客人都有。我當時就笑著說，你這麼說我反而更想體驗一下了，我放假閒著也是閒著，乾脆來幫你賣賣手機算了。

說著笑著就成了我人生中第一份「工作」的契機，寒假一到，我真就幫他站攤去了。我隱約記得那個冬天冷冷的，商店裡的暖氣不太夠，空氣裡永遠飄著一層薄薄的煙味。幾乎每個人都在抽煙，男的女的都有，給我一種電視沒有信號時候雪花紋的樣子。我年紀小，穿得倒不多，老是覺得穿太厚不好看——單層牛仔褲加一件棉衣、口袋裡插著冷得發硬的雙手。我常站在一台破暖風機旁邊，一邊搓手取暖，一邊看客人來來往往。

大家都知道我年紀不大，但也沒人明說什麼。有些同行會特別照顧我這個小朋友，總讓我先吃飯、教我看貨。有個懷孕七個月多的姐姐在隔壁攤位，肚子很大了，但動作特別利索，講話一點不拖泥帶水。我特別佩服她。那條街上沒有誰是真閒著的，大家都在努力「混口飯吃」，我也一樣，我覺得踏踏實實的還真就挺幸福的，我也是在這些日子裡感覺到了人與人之間流動著的大大的善意。

我算喜歡數碼的人。從小就對電子產品特別有興趣。上初中的時候就開始天天鑽研什麼ROM、系統版本、型號區分，肯定搞得比念書還專心。那時候攤位上很多大人講話一口氣唬人，但我是真懂。第一次把一台手機賣出去，是一台二手的蘋果5s，顧客是一個年輕女孩。她問我這手機會不會卡，我說你可以試試，卡了不收你錢。結果她笑了一下說：「這小姑娘說話還挺有意思的。」就買了。

我覺得我的身上有一種奇妙的矛盾，我覺得我是一個不會想太多又比較鈍感的人，但是後來從事了必須想太多必須動腦子的新聞工作——賣手機比做記者容易些，只是沒那麼有趣，有趣的不是銷售過程，是遇到各種各樣的人。我做銷售的時候不社恐，但一採訪就會緊張，可能因為做銷售相比採訪，更能掌控結果吧。那時候我就覺得挺好的，我根本沒什麼「不甘心」的想法。我甚至想，如果這就是我未來幾年的生活，好像也沒什麼不好。以後有錢再讀書嘛，反正什麼時候都來得及，人總不會輕易完蛋——腦袋掉了碗大個疤，基本能形容我說有時候的心態。

我媽知道我去手機攤上班，其實還挺開心的，她覺得人有個事情做就不會垮掉，我自己也這麼想，每天忙碌起來其實就不會想自己的處境多糟糕了，我們那一代的孩子，好像就都長得特別快，現在看十六七歲的朋友們，總覺得還是個小孩。真好啊。

我現在還記得，第一個月拿到手的工資三千多塊，那天下午我給攤位的幾個同事買了奶茶和正新雞排，晚上又帶我媽和姐姐去搓了一頓燒烤，人生第一次喝了啤酒，我姐說喝完你就是大人了，反正你還沒駕照，現在不管你。飯吃得很開心。我坐在塑膠凳上，看著街邊的燈一盞一盞亮起來，覺得——喔，挺幸福的。

我覺得那段時間對我最大的價值是建立了信心。就覺得，真的不管生活會怎麼變，錢會不會夠，人會不會走，我都能活下來。

二、一條街的呼吸

我上班的地方在裕華道，我管它叫小華強北，也是唐山的手機一條街——我始終堅信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華強北，或大或小，如果你找不到那就是還不夠了解。這種地方都有一種奇怪氣質，不鬧，也不安靜。他們是城市底部的一個有機體——不是喧囂和熱鬧，而是一呼一吸那樣的節奏感。上午它是睡著的，攤主們慢悠悠來到賣場，拉開鐵門、插上電源、給展示機充電。九點半開門，但十點前幾乎不會有客人，很多人還在補覺，或者剛從夜班回來。街上沒什麼聲音，除了快遞在走道裡咣當咣當拉著紙箱，和各個攤主在背後悄悄數錢。

我們那賣場攤平了看，是個大迷宮，從進門後就開始彎來繞去的路，每家攤位大概兩三平方，一台展示櫃，一塊白光燈，一兩把摺椅，有的老闆再豪華點會裝個暖風機或者小落地扇。攤位和攤位之間沒有門，但每個人的氣場都不一樣。熟的人會打招呼，生的人只在櫃子上放一杯奶茶，示意「今天先不說話」。沒有人在那裡大喊大叫說什麼「降價啦港版啦」——大家都知道，能走進來的顧客，已經是有心要買的，沒心思要買的誰會費盡巴力來我們這呢。真喊的，都是新手，撐不過一個月。

生意最好的，是週五、週六和週日。那時候人流多、節奏快、二手手機交易特別活躍。有人拿著自家用剩的舊機來問「你們收不收」，也有人想花一千出頭買個「能撐半年」的手機。從下午開始，顧客就陸續出現，最密集的時間在四點到五點半之間。六點賣場一關門，大家刷卡、收機、合上玻璃櫃子，各自散去。沒有人戀戰，因為第二天還得接著站著。

一個月內，我就從「學生妹」混成了攤位裡的半個老江湖。說到底，我不是那種怕事的性格，反而有點喜歡這種混雜、講話全靠臨場發揮的地方。手機是拿來賣的，但更多時候，我覺得自己像是在玩一場觀察人類的遊戲。

我見過各種顧客。有的進門一聲不吭，繞兩圈後突然停在你面前：「你這個手機是港版還是行貨？」語氣像審問。但你只要不慌，反問一句「您用來幹嘛？追劇還是玩遊戲？」他反而就鬆了。有的人問半天不買，隔天卻拿著剛買的機器跑來：「你昨天說能用，為啥我連不上WiFi！」你檢查一下，才發現他回家輸錯密碼。

也有特別好玩的時候。有一次兩個中年人說要幫女兒買生日禮物，原本猶豫要不要買蘋果，結果他們女兒打電話來說她想要「就想要一個能摳指甲的滑蓋機」，點名要懷舊復古風。這和我的審美太一致了，我精心找了一台黑色滑蓋的Nokia，他們開心得不行，還問我能不能包裝的更好看點，我當然就答應了。

同行其實大多都是不錯的人，也可能是我幸運，遇到的人都挺好的。有時候客人找我們店沒的型號，我們會找其他人幫忙調貨；也有時候乾脆請對方幫自己賣掉一台積壓機，省得佔地方。吃飯的時候大家會一起叫外賣，有人還會從家裡帶饅頭和鹹菜分給大家。我記得有一次，我站著忙得腳都麻了，一個隔壁攤的阿姨直接塞給我一杯熱豆漿，說：「哎呀，小寶呀！也別光站著不吃飯，賣不賣得了機聽阿姨的都先吃點啊，你和我女兒一樣大呢！」

有人覺得我們這個地方挺混亂，甚至有點可怕，我是不能理解的，我們這條街哪裡有什麼江湖傳說呢，沒人在這裡一夜暴富，但它很真實，很踏實。規則雖然模糊，但有默契。不能明搶客、不亂講別人的壞話、不搶回頭生意。最重要的是——你得看人看得準。

夢裡這個地方總會變成一個夢核一般的大大迷宮。不會是那種走不出去的迷，而是那種每轉一個彎都有點驚喜的迷宮。有時候我們會以為某天很無聊，結果突然來了一個外地顧客，驅車幾百公里來，一口氣拿三部手機；有時候特別期待成交之後去吃飯，結果客人繞完一圈跑去別家說：「那邊送耳機你不送，你要麼給我降價要麼我去別處。」

我覺得人只要還保持著覺得一切有趣的心態就不會覺得生活很辛苦。小孩子天天玩耍都不會覺得累，其實就是這個道理，如果可以把世界看成遊樂場，那其實夠有趣的，雖然沒有旋轉木馬，但是能在三平米的攤位裡講價、拆盒、換卡、貼膜。也是我十六七歲那些日子裡非常美好的記憶。

三、有人在的地方就有江湖

裕華道的攤主構成簡直可以寫成一部群像劇。

櫃檯旁邊的金鏈老哥，脖子上總掛著一條粗得像拉門鎖鏈的金項鍊，說話聲音特別大，定價也總比別人貴兩百，但生意反而特別好。沒人知道他哪來的自信，也沒人問。再往裡面走一點，有個傳說中「偷渡來的」刷機師傅，只幹技術不賣貨，摊位總是半開半關，他能徒手解鎖三星Note系列（後來換了安全芯片這招就沒用了），據說用的是國外論壇上的第三方工具，但從不公開。他的桌面上常年堆著燒壞的主板、碎掉的指紋模組和各種不明數據線。

還有個三無的女老闆娘，沒品牌、沒備貨、沒POS機，全靠嘴皮子。賣起手機跟說書似的，一邊報參數一邊說「你這臉型，拿這款拍照最好看」，活生生把一部庫存機講成限量款。我後來學會怎麼說話，估計也就是從她那兒偷師來的。

我們有自己的黑話。「卡貼」是美版機器，「走水」是那種來路不明但更新快的機器；客人有時候一進來就問「這是正規渠道嗎」，我們一般會說「你看咱這攤子開幾年了？」大概意思是：別問太細，能用就行。

我記得有一次，有個客人買了一部蘋果SE，第二天說Face ID壞了。我心裡就一驚，這款本來就沒有Face ID。結果人家說：「我女兒的iPhone有，她說你這是假貨。」我差點沒忍住笑場。最後只好給他解釋，還把Apple官網搬出來證明SE就是按指紋的。

偶爾也會出點亂子。

金鏈哥有次被人舉報賣假貨，兩個便衣進來晃了一圈，拉走了幾台「三網通」但實際是美版改卡的機子。我那天剛好遞了杯奶茶給他們還沒收回來，還好他們沒問我話。後來我們都學乖了，刷機記得留個備份、報價記得說「這是特價最後一台」。

後來我去了秦皇島上大學，沒課也沒拍攝任務的時候，我就繼續出沒在商場的手機攤裡面。那裡的英力電子城，是類似於裕華道的地方。它和呼和浩特的類似，一樓賣電子產品，二三樓維修手機。

秦皇島的顧客就有點難搞了——不是壞，是變數太大。你根本猜不到他們是真的想買，還是純粹逛一逛。好多人是從外地來旅遊的，手機進水壞了，或者摔了，過來找我們修，修不好，就乾脆在現場買一台能「撐得住一週」的便宜機。還有些是來拍婚紗照的情侶。我記得有次有個男生路過看到有個翻新iPhone顏色好看，說「拿來拍兩天照吧」，第二天又跑回來問能不能退。

有一次，有個男生一臉誠懇地說要送女友手機當生日禮物，我給他推薦了一部紫色的二手iPhone 12mini，機況很好，他看了半天說：「要不你幫我拍張我和手機的合照吧，她一定會覺得我很用心。」我當時還笑他「你這戀愛談得有點本事」，結果三天後他一個人回來了，臉色鐵青：「她說不喜歡小螢幕。」

還有一種客人，是來找我們解決問題的。他們在淘寶上買了卡貼機，拿過來讓我們調適系統、設定語言和激活。我那時候很擅長這類操作，幾十分鐘就能解決十幾個步驟。這種人不一定買手機，但你只要服務好，下次他們很可能會帶朋友過來。

因為靠海，這裡的客人還蠻在意防水性能和續航。我們賣得最多的是紅米Note系列和OPPO的防水機型。有一次一個爺爺來買手機，第一句話就是：「我要一部能帶著游泳的。」我說：「您是準備泡海里還是泡澡缸？」他說：「早上溜鳥完要順便下海游幾圈，手機不能掉信號。」我想了想，給他推薦了一部手機，但之後送了四層防護帶氣囊的防水袋，我跟他講，要想在海裡用，那你還是得用這個，不過最好別帶著下海。防水不能防海水，也不能防蒸汽，泡澡肯定不行。

在秦皇島的時候我好像意識到，要賣手機手機也要了解使用的情境。

來這裡的顧客有時在意面子，有時只是應急，有時只是用來說「我也有」。只要你能對上顧客的那個情境，你就能賣得出去。

21年，我去了呼和浩特讀大學，繼續我的手機江湖生活。這裡的數碼街在中山路上，以「誠信數碼廣場」為核心，這個數碼廣場聽起來很像有點理想主義，其實跟所有數碼城一樣，混雜、燈光刺眼、樓梯很舊、但氣味熟悉，我一進去就知道我到家了。商場樓上樓下全是手機、電腦、配件、修理工具，空氣裡混著塑膠膜的味道和熱風機吹出來的灰塵。第一次去就我轉了方向，又回到了熟悉的迷宮。

不過只要站在玻璃櫃後面，聽到「這個能便宜點不」、「能不能幫我看下WiFi密碼要在哪改的」，我就知道：啊，我又回到主場了。

呼市的顧客很混雜：有本地漢人，也有蒙古族，有企業單位的，也有牧區進城的。有的說話很豪爽，一進門就說：「最貴的給我拿出來我看看」，但轉頭其實只想買個一千出頭的機型；有的反而很謹慎，一台機子翻來覆去看了二十分鐘，還拍照發朋友圈問朋友意見。最可愛的是一些阿姨級客人，說自己想換手機，卻偷偷問我「小丫頭，你知道哪裡有賣藍牙廣播喇叭的？」

那邊的「技術流」氛圍特別濃。我認識一個師傅，修手機只用一套工具——一把鑷子、一個老式焊臺和一塊碎毛巾。他拆蘋果的速度快到可以當現場表演，刷機、跳鎖、重裝iOS系統，手起碼不停。他沒什麼表情，但你問什麼他都知道。每次我搞不定系統，他幾乎不用動電腦，只說：「你這個驅動沒關。」

我也在那裡幫過別人跑單、代班、我自己也能接修，換個屏幕，改個電芯換個電池，都沒什麼問題。那時候的我，已經不需要誰來「教」，我自己就是能處理全流程的人，這種奇怪的工作給我一種滿足感。有人開玩笑說我「是那種大學裡也能修手機還能寫論文的奇怪人」，我倒覺得挺準的。但後來疫情嚴重了，我的生活也就只剩下寫論文了，就還是挺沒勁的——雖然我對我的研究也有興趣。

我的老師之前還和我開玩笑說，你在江湖上混這麼久了還能寫出來論文，你這心怎麼就沒變野呢。我說我也覺得挺奇怪的，我好像就是什麼都可以做的，有趣就行。

四、數碼城總是給我一種千禧年幻覺

我第一次認真打量一部手機，也是在裕華道那條人聲不會太大、空氣總是微黃的走道裡。我學著老闆的樣子，輕輕擦著手機螢幕上的指紋，擺正展示角度。這些是翻新的、退貨的、舊款的、有時連來源都模糊不清，但當它們擺上架的那一刻，它們都得變成「新」的。

不是功能上的新，是身份上的。

千禧年之後的我們，學會了一種新的自我修辭方式：不是衣著、不是學歷，而是一塊玻璃螢幕、一次雙指縮放、一次當著同學面前的自拍。這一切，在手機市場裡都有等價物。打磨過的邊框，貼膜遮掩的細痕——不是誰在欺騙誰，而是一場有共識的演出。

後來有個女孩來買機，她大概和我年紀差不多，臉蛋乾淨，眼神卻飄忽不定。她想要一台 iPhone，但預算不夠，我從盒子裡翻出一台外觀完美、但電池損耗到80給她，我告訴她滿意的話我們能給你換全新的電池。她試了試手感，沒說話，只是低聲問：「能不能別讓人一眼看出是二手的？」

她最後還是買了，刷完卡後站在原地看了我一眼，說：「這個倒是挺像新的。」

我點點頭，沒說太多話。等她走了，我又從櫃子底下把那盒沒賣出去的手機拿出來，一台一台重新擦一遍。

這些手機像什麼呢？也許像舞台上回收的戲服，一場戲演完，它們會被掛回倉庫，等下一位主角穿上再登場。人們總以為自己挑的是手機，實際上是在挑一種可以撐起自己面子的道具。當然不是每個人都這麼在意，但大多數人，會在螢幕前停留多一秒，用力一點地試試手感，然後問那句萬試萬靈的問題：「你們這個，是新的嗎？」

有次，一對看起來像中學生的情侶來攤位，男孩指著一台XS Max說：「這個可以拍照嗎？她過生日。」我沒多解釋太多規格，只是點了點頭，給他裝了個美圖APP。那台機器，拍出來的照片顯得她膚色很亮，背景柔焦得像MV。他們很滿意，轉身就走了。隔天下午，他們又來找我，這次是女孩自己來，她問我：「你還有一樣的嗎？我室友也想要一台。」

後來，我習慣了這種微妙的鏈條感——手機成了社交關係的流通媒介，有點像當年的名片。

我想到當年說要把全部身家本事都交給我的老師傅，我給他買煙買酒，給他帶我自己滷的熟食吃，他特別喜歡我做的海帶土豆和雞爪，還讓我多加辣椒，平時他倒是話不多，一天到晚坐在玻璃櫃台後刷機、拆機、重裝系統。把一部「進不了系統」的手機給他，他瞄一眼型號和序列號，動作如行雲流水。半小時後，那台「死機」的手機又可以流轉出去，像剛從工廠下線的新品。後來開始模仿他改ROM、打開隱藏設置、刷入系統。我在想會不會以後成為他這樣的師傅，想著如果這些技能是某種地下貨幣，我能換幾頓餐飯和多少學費。

偶爾也有失誤。有一次，我幫一個顧客換系統，不小心弄丟了他所有聯絡人。他當場發火，但後來還是買了台翻新機走了。我給他便宜了一點，他也沒再說什麼。

我的心裡閃過一些模糊卻堅定的信念，我意識到，也許只要還有人想變得更體面，我就有活路。我在他們身上看到人身上各種各樣的特點。

然後我覺得我真的特別熱愛人類。人類小小的，人類的煩惱小小的，在乎的事情也小小的。

我也覺得我特別熱愛手機。

人和手機是相似的。不需要完美，都有些無關緊要的缺點，但又都特別有趣。後來我已經離開了市場，有能力正式開始媒體工作。但有時在夜裡打開手機，看到螢幕的藍光灑在牆上，我還會想起那一個個下午，在貼膜、在找卡針、和顧客一起看啟動動畫的那些瞬間。

我們都曾為那點亮屏幕的瞬間欣喜若狂。

五、我想到我第一次用心觀察人類，好像是在貼膜的時候

剛開始，我只是想著要怎麼把手機賣出去。
貼膜、開機、測試 Wi-Fi、教客戶怎麼設置臉部解鎖……這些我早已練得熟透，一套下來不過七八分鐘。如果客人急，我能五分鐘讓他帶著手機離開，還順便拿走一個充電寶。但真正讓我記住的，從來不是我賣了什麼，而是站在我對面的人，說了什麼、眼神飄向哪裡、聲音裡藏著什麼樣的渴望和謹慎。

我記得有一次，一個老爺子走到攤位前，手上拿著一張折了角的紙條。他說要給孫子買個手機，手裡那張紙上密密麻麻寫著幾個英文數字，像是誰幫他抄的「參考型號」。他戴著老花鏡，一邊拿手機對比紙條，一邊問我：「你說這個6 Plus和6s Plus差在哪兒？」

我蹲下來拉開玻璃櫃，指著一台翻新的銀色 6s Plus 說：「這個速度快點，相機好點，但電池不耐用。要不您給孩子買個新的安卓，價格差不多，保修也長點。」

他搖了搖頭：「他就要蘋果。我不太懂這些，唉，孩子上初中了，說要有面子。」
說完他有點自嘲地笑了笑，又問：「你們這個不是假的吧？」

不是第一次聽這句話，也不是第一次聽到有人說「他們說現在手機都不是原裝的了」，但那一刻我卻忽然覺得有點酸。他不是來挑手機的，他是來挑一個能讓他站在孩子面前不那麼拮据的選項。他買的，是一種能夠「不丟臉」的禮物，而不是工具。

那天我幫他包裝得格外仔細，還把盒子擦得乾乾淨淨。他走前說了句：「小姑娘，你這人靠得住。」

那一瞬間我感覺像完成了一場小小的祭祀。

在手機市場裡，誰都不是一直強勢的人。連最愛砍價的大媽，有時候也會在挑完機器、給孫女拍了幾張照片後小聲問我：「這個手機殼，是不是小孩子才喜歡的？」
我說：「不會啊，我就用這個。」
她就笑了，拿著那個粉紅色閃粉殼走了。

還有一個學生模樣的男生，頭髮染得黃黃的，一臉不耐煩地說要買「高配便宜機」。我問他預算多少，他說三百。我笑出來，說你這也太難為我了。他頓了頓，壓低聲音補一句：「我媽不知道我手機丟了，我得趕緊補一個一樣的，不然回去肯定挨罵。」

他看起來酷得要命，實際上比誰都怕媽媽。

貼膜的時候是最接近一個人的時候。光線從螢幕反射上來，把他們的臉照得白亮。他們不太講話，只是看著我的手，有的目光帶著信任，有的緊張，有的還會下意識摸出自己口袋裡的手機和我對比。我記得那些瞬間比我記得賣出去的機型還清楚。

貼膜這件事，有時像在幫人修補什麼。不是玻璃，而是某種「我可以重新來過」的信心。

我也不是從一開始就這樣看人的。剛開始我只想賺夠錢，讓我能夠上學、讓我媽不用擔心我、讓我吃得起學校食堂裡十二塊錢的蓋飯。直到有一天我意識到，我記住的不是我的成績單，而是那些在我面前講話、流汗、遞來一張卡片、問我「你這個有沒有米10 Pro的皮套」的人。

人類真奇妙啊。明知道手機可能不是全新的，還是會假裝沒看見；明知道自己可能講價講過頭，最後還是會說句「謝謝你啊小妹子」。這裡面沒有誰是壞人，只有人在努力活得像個體面的人。

而我，就站在那個場域中央，靜靜看著。

從那時起，我開始寫日記，記錄遇見的顧客，記錄自己看過的螢幕與表情。有些人我後來想不起名字，但他們站在我攤位前的樣子，我到現在還能想起。

那些貼膜的午後，可能就是我變成一個寫作者的開始。

我是在一個午後、一塊螢幕、一段沉默對話之後，在一個個手機商場裡開始理解世界的複雜的，我也是在這些地方開始了解中國，甚至是了解世界的，我學會了觀察和溝通，學會了與人相處，學會了用觀察來生存，一步一步長成一個有點有趣的大人的。

是的，我就這樣長大了。

六、離開手機市場後，我帶走了什麼

手機市場不像學校，沒有「開學」和「畢業」那樣明確的節點。

學業到了最後一年，疫情也結束了，我開始忙著做報告，修改我的畢業論文，寫研究計劃書，申請學校，也開始應聘，不過應聘的首要選擇還是手機銷售。後來，我半被迫半自願的出了國，新的城市沒有能讓我快速融入其中的華強北，我才真正感到自己離家已經很遠——我已經有一年都沒在攤位上賣過手機了，但我總夢到那些日子，我在夢裡驚醒。

我很想念它。就像在沒時間寫字的日子裡，我總想念寫字的感覺一樣。我的人離開了那一切，但是那些燈光、標價、螢幕和人聲總是出現在我的記憶裡。

那種在雜音中分辨人聲的能力，看穿一個人真實需求的直覺，在人還沒開口之前就知道他會說什麼的預判力。和「我永遠可以再找一塊摊位活下去」的底氣。刻印在我的身體裡。我的言行舉止裡。

我帶走了一種觀看的方式。
我認真記下過那些在我對面碎碎念、講價、退貨、炫耀自拍鏡頭、為孩子挑手機的陌生人的樣子。我想念之前，在下班後，在宿舍或出租屋裡，我總是打開備忘錄，記下「今天來了一個穿西裝卻說要買一百塊機子的男的，他買完機器後偷偷問我：你覺得我這樣能混幾天？」之類的句子。我特別喜歡寫這些。

我一直在寫，從來沒有真正停過。我習慣了用力記下一切，以對抗我的遺忘，我不想忘記，我捨不得忘記，我什麼都不想丟下來。從15歲開始打工的那一年，我就開始同時過著兩種人生：一種是站在市場裡，滿臉油光、學會講「這是拆機不是翻新你別誤會啊」的業務員，晚上回家之後，我就在偷偷寫「我看到那個大叔買手機時眼神閃爍不定，好像他也在演戲」。可我還要在每天早上開車回學校上課，去考試，去媒體實習。我不是全職學生，而是全職銷售。

回想起來。我不是從手機攤位「走出來」開始創作的，我是在賣手機的時候就開始創作的。我寫那個肚子大的女店員，也寫那個抱著手機殼哭的小學生。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還看到十七歲的自己寫的一句話：「手機是當代人身體的一部分，那我就是一個賣身體零件的醫師。」

現在回頭看，手機只是當時的符號，它是某種千禧年式的入口，裡面裝滿了慾望、階級、面子、騙局、信任和關愛，這些都是人性裡最赤裸的部分。人總是有小小的壞，但又有大大的好，為了大大的好，我當然可以接受小小的壞。
我從手機市場帶走了這雙「看見故事的眼睛」。

所以後來當我讀新聞、開始採訪、寫報導，我並不覺得這是什麼改變人生軌道的轉向。那條街的場景在我的腦海裡伸展，延伸到更多城市，更多國家。在不同的世界裡穿梭的我，學會了怎樣提問題、識別假話、處理情緒、和記住人。這是我在無數次「退不退貨」的拉扯中學來的。

多年後的今天，當我採訪一個工廠的老闆，聽他滔滔不絕地講著產能、訂單與合規認證時。我一邊記錄，一邊想著：「你這樣的語氣，我十年前就見過了。當時一個老闆娘也是這麼跟顧客打太極的，我還能怕你。」

如今，我離那條手機街已經足夠遙遠。我一落筆，就還能想起那個春天自己站在暖氣片邊貼膜的樣子，薄薄的牛仔褲、冷風從門縫裡滲進來、耳邊是一句句：「有現貨嗎？」、「能便宜點嗎？」、「要刷機得等多久？」、「今天能拿走嗎？」……

我沒有想要浪漫化自己經歷的想法，我恐懼自己寫出來的東西成為某個勵志故事的一部分，所以對待這些描述我總想保持謹慎。但我是可以在困頓的同時感覺到快樂的，是可以在瑣碎的，被迫和沒得選的生活裡感受到幸福的，在解決問題的時候學會勇敢的活著的。

我只是想說，我想念那些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