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格劳秀斯时刻

数字革命并非始于今日。它的历史已超过七十五年，但其节奏已经发生变化，并且不断加速。技术创新的规模以及其影响范围之广，最终改变了国际秩序的结构，甚至瓦解了其中的基石：民族国家。

仅仅观察到这一崩塌是不够的。一个新的秩序已经初露端倪。要理解这一变化，两个因素至关重要。首先，需要识别那些已经显现的指标；其次，要将这些变迁的动态与历史上类似的转型进行比照，以便理解那些尚未显现的部分。

但正如马克·吐温所总结的那样：“历史不会重复，但它会押韵。”即便在发生激烈动荡的时期，不同革命之间所起作用的深层力量往往呈现出惊人的连续性。

介于战争与和平之间

当前这一时刻，确实与另一场技术与媒体革命之后所发生的事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那就是 16 至 17 世纪间印刷术兴起所引发的变化。

若要理解这些媒体创新如何动摇了国际秩序，一位人物便不可不提：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

格劳秀斯于 1582 年出生在代尔夫特，1645 年逝世于罗斯托克。他的一生横跨一个历史上巨变的时代，与我们当下所经历的境况颇为相似。

在他漫长的一生中，这位荷兰人文主义者兼法学家经历了印刷术革命、哥白尼革命、三十年战争，尤其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这一奠定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奠基性条约。

格劳秀斯被公认为国际公法之父。他观察到在印刷术和商业推动下君主制秩序的侵蚀，于是构建了国家理论，并奠定了一个旨在规范国家间关系的体系基础。

美国国际法学者理查德·福克（Richard Falk）曾提出“格劳秀斯时刻”¹，用以描述一种范式性剧变的时期，在此期间国际习惯法中的新规则与新原则以异常迅速的方式涌现。

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当今正处于一个新的“格劳秀斯时刻”，其动力正是数字媒体的兴起，方式与当年印刷术在 16 世纪颠覆欧洲相似。两次革命之间的相似性令人瞩目。然而，区别这新时刻的，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它本身便足以解释当今国际秩序的侵蚀。

在互联网中，两点之间的距离被压缩至虚无。纵然你与某人身处地球的另一端，但在数字空间里，你们之间只相隔一次点击。两个交流者可以分享同一虚拟空间，无论他们实际相距万里还是近在咫尺。距离概念的消逝至关重要。它以无数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撼动了曾经稳定的观念：主权、安全、公民身份、民族认同，以及国内与国际领域之间的界限。

电信技术不再只是连接物理场所的手段，而成为一个目的地本身。这个空间如今是我们愈来愈多的生活发生之处——用于工作、娱乐或幻想。它成为一个不断扩张的社会空间，没有疆界，也没有距离，在其中，各国政府试图控制互动的努力，与其说是真正的限制，不如说是注定会被绕开的障碍。

由此可见，正如 16 世纪的欧洲曾围绕印刷术与商业的传播重组国际秩序一样，我们当今也正围绕这一数字空间的扩张来重组世界。

我们可以假设，在这动荡的二十年代里，我们正迅速接近一个深刻变革的时刻：当前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关系共识将被撼动，正如格劳秀斯时代那一幕，当时孕育了至今仍然有效的国际法奠基性理论。

一个被新的合成行动者所充斥的世界

在人类的数字空间里，我们已经不再是唯一的存在：我们与一些实体共享着这个空间，它们的力量常常未知，而其真实身份也难以捉摸，大致可对应于希腊人和罗马人所谓的 daimôn/genius（守护精灵）——一些可自我执行的软件碎片，从完成家务任务的简单程序，到能够与网民直接互动、愈发复杂的人工智能。

在希腊神话中，daimôn 指一种居于中介位置的灵性存在，有时有益，多数时候却反复无常、暧昧不清，既可能服务于人类的目的，也可能戏弄人类。正是这个词，在英文化为 daemon 后，于 20 世纪 60 年代被 Unix 工程师借用，用来指代负责执行系统关键职能的一类后台程序。

撇开一切隐喻，我们在数字空间中确实已经与这些 daemons 共存，而它们如今已呈现出新的维度。人工智能的快速进展，使这些早期程序转化为数量不断激增、愈发聪明且愈发自主的实体：真正意义上的网络空间原生居民，而且数量还在迅速增长。

它们是否终有一天会超越人类智能，这一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但按照当前的速度，它们在整个系统中的无所不在，很可能会在本世纪中叶前就成为既定事实。这些自主代理大多在暗中运行，直到某一刻，它们超越权限导致错误，从而引起人类操作员的注意。

Plantir在以色列进行的加沙战争中提供了AI技术支援，用以识别目标。并使用了大量美国国安局（NSA）所掌握的美国巴勒斯坦裔居民的私密个人信息作为数据训练的原料。

这些自主代理的“人口爆炸”构成了一项重大风险。历史上的冲突表明，战争常常源于一次误解或协议失误。而并无任何机制能够排除这样的可能性：下一场战争或许会因某个 AI 代理所犯的一次错误而被引爆，并以数字速度引发灾难性的连锁反应。

当代的镜像

格劳秀斯生活的时代，正处在印刷术革命、复杂金融体系的出现，以及海洋技术的巨大进步之中，这些变化促进了跨洋网络的蓬勃兴起。如同塞涅卡在《美狄亚》中所预言的那样，海洋松开了世界的束缚，从原本的障碍变成了广阔的商业与文化高速通道。思想蓬勃发展，商业迅速扩张，新制度不断涌现，而旧制度开始动摇。难怪格劳秀斯将他的大部分著作献给海洋法，并提出了“公海自由”（Mare Liberum）这一奠基性原则。

译者对作者将公海和公海自由作为举例的点感到不解，公海被格劳秀斯视为“无所属的空间”，格劳秀斯在其对国际秩序的安排里认为海洋不可被占有以及划分边界。在《海洋自由论（Mare Liberum）》以及同时成书的《掠夺法评注（De iure praedae commentarius）》里，格劳秀斯为了给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私掠船正在对西葡的私人战争和海盗行为进行辩护，做出了以下的判断：海洋不可被占有划分，航行与贸易自由是天然权利，因此可以依据自然法所赋予天然自卫权利的正当理由消灭对手并捕获战利品。

这一切与当代令人惊异地相呼应。网络空间是现代的跨洋高速公路，而数字金融则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商业工具——无论其带来的是福祉还是风险。

网络是否具有空间的向度？见伽利《真与假对我并不重要》，但或许只有从事信息宣传和颠覆的互联网游击队员才能回答这一问题。

昔日他们有造船术，如今我们拥有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与太空探索。昔日他们编织新的跨洋网络，如今我们构建数字化的网络。昔日印刷术的传播引发社会动荡，如今数字媒体正在催化更加深刻而迅猛的变革。

当年，印刷术——最初以教皇颁布的赎罪券、随后以路德的小册子为载体——引发了新教改革。随着基督教分化为无数新的宗教形式，罗马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今天，数字媒体——而如今又加上人工智能——成为宗教传播的强大工具，而这仅仅是开始。

格劳秀斯见证了君主制的衰落与主权形式的转变。

在谈论君主制度的衰落以及现代主权模式的确立时，可能要考虑到格劳秀斯青年（1601-1610）与成熟期的断裂（1618年以后）。与其晚期逐渐与欧洲大陆诸国家专制主义与封闭主权化的潮流合流（尤其是《论战争与和平法》中的专制倾向）不同，在其青年时期的手稿《论改进共和国（De republica emendanda）》，《论荷兰共和国的古代（De antiquitate reipublicae batavicae）》（1610）以及结合《海洋自由论》以及《掠夺法评注》后，可以发现早期格劳秀斯对联省共和国以及其治理的商人共和的愿景；尤其是《论古代》，此书成书于与西班牙达成和平协议期间，作为新生的共和国总理奥登巴恩尔维特的亲信，他奉命撰写了此书。

在书里，这本书借助通过介绍荷兰人对西班牙——对一个以不公正和专制自居的强权（因为它的目的是阻止通过贸易创造财富的扩张过程）所埋葬的战争和起义故事的重述中，奠定新的商人共和国的法律基础，即寻找历史上的力量托古改制，

根据塞巴斯蒂内利，此书成书时，”联省共和国实际上代表了一种宪法上的反常现象，其架构需要坚实的理论基础。由于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的角色，资产阶级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似乎永无止境，在反西班牙起义的过程中，资产阶级成功地赶走了旧贵族，夺取了政治权力，旧贵族要么被重新吸纳进贸易公司的董事会，与他们共同承担投资风险，要么慢慢沦为土地贵族，保留了一些重要的公职，但没有行使任何真正的决策权。这就是我们第一个论点的重点所在：16 世纪末的反西班牙战争中出现了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权力实例，也就是说，在战争及其所决定的制度性权力真空中，处于经济和社会优势地位的社会阶级掌握了指挥权，并在其自身宪法设计的旗帜下管理战后阶段。“

用格劳秀斯自己的话说，商人的收入惠及整个社会。经济积累和政治权力：这是共和政体能够完美结合的两个目标。商人和海盗的成功、财富的积累以及整个社会的受益（bene commune），必须通过让商人自己承担最高权力（summa potestas）和与之相关的公职责任来获得政治上的回报：

nedum ad ista republica, quae cuncta mari & aminibus debet, is ordo arceatur, maiore multo, quam olim fuit, mercaturae dignitate, ex quo orbem totum navigationes aperuerunt, & nunc divitiae fiere penes illos sunt; quarum in mandandis honorius haberi rationem priscis quoque ac severis legem latoribus placitum est; minusque suspectae esse debent ullius opes aut avaritia,ubi potentia nec perpetua est, & fere mandatis includitur

“遑论在当下这个一切皆赖于海洋与河流的共和国中排除这种秩序。自从航路向整个世界打开以来，贸易的尊贵地位远较古昔为高；而财富如今也大多集中在那些航海者手中。就连古老而严厉的立法者都认为，在授予公职时应当将这些财富纳入考量。并且，在权力既非永久、而又几乎总是被委任条件所限制的地方，任何人的富有或贪欲都不应因此受到猜疑。“

事实上，民族国家的衰落始于八十年前。

战前的民族国家主要由两个特征定义：排他性与领土完整。

世界大战前，民族国家在国际法中作为“人格主体”所享有的排他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这一排他性在 1948 年《世界人权宣言》通过后便宣告结束，因为它为国际法承认非国家实体打开了大门。自那时以来，此类主体的地位不断上升。

真正意义上的领土完整在不到十年后便终结了——随着第一批洲际弹道导弹与热核武器的出现。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能够在几分钟内抵达地球上的任何地点，这使得国家主张绝对的领土主权乃至完全的安全性成为不可能。

这一对经典世界秩序的侵蚀，又因无边界的数字媒体的无处不在而进一步加剧。这一问题如今愈发紧迫，因为网络空间正准备成为未来新型主权实体形成的出发点。

这正是新的“格劳秀斯时刻”的核心：旧秩序正在消解，而其继任者正从指数式技术与持续扩散的数字媒体构成的沸腾熔炉中浮现出来。这是一个变形不定的时刻，其最终形态尚不明确，将在未来十年内被塑造——如同 17 世纪格劳秀斯及其同时代人所塑造的那个国际秩序一样。

识别权力之所在

从格劳秀斯时代通向今日的道路上，权力不断经历转换。而每一次权力格局的更迭其实都清晰可辨：你只需观察城市中心那座最宏伟的建筑是什么。

13 世纪，大教堂取代了城堡。

15 世纪，权力再度发生转移。到了世纪末，大教堂开始与民事权力与商业权力的建筑共享城市中心。以威尼斯为例，总督府与圣马可大教堂同处圣马可广场。牧师、王侯与商人共存于一种富有生产力但脆弱的共生结构中。

16 世纪初，在格劳秀斯出生前夕，这一新的行政结构继续演进，将商业与政府更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荷兰米德尔堡的市政厅（Stadhuis）便是典型例子，它在 1520 年代后变得尤为重要。凸显政府与商业的联系，它最初的建筑内部甚至包含一座肉市场。

16 世纪末，城市中心被另一类建筑取代：议会。

在荷兰，这一地位由 1584 年成为荷兰共和国权力核心的国会大厦（Binnenhof）取得。

跳到 20 世纪：权力再次发生转移。

国家首都仍以宏伟建筑展示权力象征，但却出现了一个挑战者：企业总部。

这一转折的象征是 1960 年在曼哈顿落成的 Union Carbide 大厦——首座真正意义上作为跨国公司总部而设计的摩天楼。跨国公司由此诞生，并随之出现了一种新的共生关系——脆弱却持久——即国家权力与私人权力之间的共生。通用汽车 CEO 查尔斯·威尔逊在 1953 年向国会所说的那句话可谓为此定下基调：“对通用汽车有利的，就是对国家有利的。”

城市规模与城邦模式

我们已经见证了一段跨越数个世纪的演变：从城堡，到行会（或公司），再到国会大厦，其中经历了宗教、市民、政治与经济等相继主导的阶段。如今的问题是：下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形式将会是什么？

一个显而易见的假设是：城邦的崛起——这是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秩序的一种几乎自然的“权力下放”形式。这个想法并不新鲜：大前研一在 1990 年代就提出过相关论述；事实上，作为一种治理模式，城邦早于民族国家的出现。

关于主权国家的衰弱以及所谓新中世纪的到来：即超国家规范治理下的自治城邦的政治，公法学家&政治家，北方联盟（伦巴第分离主义&邦联主义政党）的创始人之一詹弗朗科·米利奥（Gianfanco Miglio）在柏林墙倒塌后的一篇短文《城市的欧洲》中有提到，译者随后会翻译。

当今存在的城邦可分为两类：法定意义上的主权城邦，如拥有联合国席位的新加坡；以及事实上的城邦，即虽然置于民族国家内部、不具备独立国际法地位，但却在经济、文化与政治上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实体。例如，如果将旧金山湾区视为一个独立国家，它将成为世界第十八大经济体。

然而，城邦的力量不仅来自经济实力，更源于规模结构。城邦之所以高效，是因为其规模足以影响全球经济与文化，同时又足够紧凑，使其人口保持社会身份的一致性。因此，今日许多事实上的城邦成为所在国家的主要经济引擎，并不令人意外。

城市区域——即所谓的“超级城市群”——如今已成为国家权力和国家认同的主要贡献者。但与此同时，它们也是国家内部紧张的来源，因为随着其影响力的上升，它们在寻求更大的政治与经济自主性，从而削弱了既有国家结构的稳定性。

在美国，如今大量社会裂痕集中在两类群体之间：聚集于高度生产力超级城市群、倾向自由主义的城市人口，和分散在农村地区、却因两院制与选举人团制度而拥有巨大政治权力的乡村人口。

美国的超级城市群长期以来寻求相对华盛顿拥有更大自主性。最近，由伊利诺伊州在州长普利兹克推动下与英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便是一个典型例子。加州州长加文·纽森试图与外国达成协议的努力也是同一趋势。此举并非新鲜事，也不构成政治叛逆：十五年前，加州共和党籍州长施瓦辛格就曾与日本及其他国家达成协议，与时任总统布什的立场直接对立。

加州亦在另一点上具有代表性：历史上曾提出超两百次将其拆分为两个或多个实体的倡议。除 1915 年因贯通南北的 Ridge Route 公路完工而被终止的一次外，其他尝试均迅速失败。然而，这些分裂倾向并未消失。在当下政治气候中，加州以及其他州的一些不满群体甚至开始认真设想脱离美国。

这些倡议短期内不可能成功，但数字技术增强了这一想法的可信度。无论城邦是否会成为新的国际秩序的真正模型，它们无可否认地加速了民族国家凝聚力的削弱。

新世界秩序中的“网络国家”范式

我研究未来，因此学会了关注那些表面上微不足道的奇异现象——那些看似格格不入的异常，因为它们往往揭示着深刻变化正在逼近。

例如，没有人真正阅读软件盒子上以极小字体印刷的合同条款，也很少有人阅读购买手机时必须接受的协议文本。

然而，即便你并未使用马斯克的 Starlink 服务，这些小字条款的内容仍值得一读。

Starlink 在法国的合同中，第 11 条是这样写的：

适用法律与争议解决

对于在地球、月球或其轨道上提供的服务，本合同及其相关争议适用法国法律，并受法国法院专属管辖。

对于在火星或通过 Starship 或其他航天器前往火星途中提供的服务，双方承认火星是一颗自由的星球，并同意地球上的任何政府都不对火星活动享有权威或主权。因此，相关争议将依据火星殖民地建立时本着善意制定的自治原则解决。

且不说对《外层空间条约》的第二和第六款的违反。太空和网络的空间划分本身需要集体决断，重新划分空间秩序。关于第六款所规定的国家负责原则，是由于太空与海洋相比，对大地上国家之间主权边界的侵蚀是难以想象的，虽然施密特曾在《大地的法》幻想过，但太空绝对不可能发挥欧洲公法里公海与殖民地的“例外空间作用”。同时译者在这里提醒，正如前面所说，我们可以联想到格劳秀斯的观点，比如《论海洋自由》和《对掠夺法的评论》里，在明确被视为无法主权化故人人享有自然的自由权利的空间里，非主权实体的私人战争也可以属于国际法意义上的正义战争。

这无疑显示马斯克对火星殖民计划的认真态度。

但这仅是故事的一部分，而且对国际秩序的未来而言，可能并非最关键。因为马斯克在地球治理方面同样怀抱宏大的雄心——而且他并非唯一如此者。

「网络国家」（Network State）的概念——一种介于网络空间与物理领土之间的混合体——已经流传近二十年。

其支持者将其定义如下：「网络国家是一种地理上去中心化、由互联网连接起来的实体，被设想为一个由分散的物理领土构成的全球群岛。它的增长依赖一种持续的公意式的表决，通过吸引因共同理念与价值观而联合的移民来扩展自身。」

666，还有我们虚拟国

换言之，网络国家同时以两种形式存在：

既作为一个在数字空间中的统一实体，又作为散布于地球表面的多个非连续物理领地的现实存在。

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一个单一模型：可能会有数十、甚至数百个网络国家，每一个都围绕某个主题或共同目标而形成。

例如，一个网络国家可能聚合致力于追求永生的人；另一个则由加密货币爱好者组成；再一个则由迪士尼影片的狂热粉丝构成——或者围绕其他任何可想象的兴趣。

由于网络空间在理论上是无限的，而某些网络国家的倡导者已经设想未来将扩展至太空站、探索月球、乃至殖民火星，因而理论上存在足够的空间去实现每个人的梦想。

网络另说，太空肯定不能这样瞎搞，我们地球人可不想被外层空间的动能武器激光武器砸死烧死口牙

这一理念长期以来看似异想天开，以至于在一个小圈子的追随者之外几乎未引起任何关注。然而，它却始终得到硅谷富裕且具有影响力的人物的支持，尤其是埃隆·马斯克与彼得·蒂尔。蒂尔更是投入了大量资源来发展这一概念，并推动其作为一种严肃的政治提案。

彼得·蒂尔尤其支持柯蒂斯·亚文（Curtis Yarvin），一位观点晦暗的自学成才的思想家。他的激进理念竟然吸引了硅谷中那些大规模投资的技术自由意志主义者。其中，亚文认为民主必然失败，因为它效率低下，应当被一种深度反民主的“开明君主制”所取代。

埃隆·马斯克与彼得·蒂尔有着悠久的共同历史，两人曾在 2000 年前后共同创立 PayPal。如今，这项服务似乎只是提供便利，例如让人能在 eBay 上轻松购买二手物品。但在最初阶段，马斯克与蒂尔的目标远为激进：“创造一种用于取代美元的互联网货币”⁹。

观察他们近年的活动，人们会发现表面上看似杂乱无章、互不相关的项目，实际上共同拼接成一幅激进蓝图，其方向正是构建一个“网络国家”（Network State）。

例如，马斯克曾推动美国退出其签署的所有太空条约——包括《外层空间条约》以及与弹道导弹相关的条约。他还主张美国退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¹⁰。

他的理念是以一种激进的自由意志主义秩序来取代制度化的国际秩序，这种新秩序以个人与私人实体为中心。这是一次深刻的变革，旨在彻底抹除布雷顿森林体系所确立的战后国际秩序。

请注意特朗普与布莱尔牵头的加沙重建计划，以及美国对中东的新安排也包含了类似的议程

彼得·蒂尔的愿景同样激进，而且他已经尝试在不同程度上将其付诸实践。二十年前，他资助了“海上家园研究所”（Seasteading Institute），其理念是在加州外海、任何国家司法管辖之外的邮轮上建立一个程序员的自由意志主义天堂。实验者们很快发现，即便是自由意志主义者也会晕船。然而，该研究所仍在运作，现阶段主要致力于寻求与太平洋小国达成法律合作。如果这一策略成功，这些物理飞地可能成为网络国家的组成部分。

此外，不应忽视蒂尔最成功的项目——数据监控与分析公司 Palantir。该公司公然以成为“美国的操作系统”为目标，并与特朗普政府关系密切。在这一点上，我们不难想象它将如何融入建立一个以网络国家为基础的新世界秩序的尝试之中。

网络国家的长时段视角

这段都是废话

小团体试图建立独立于主导性民族国家的微型国家，这绝非首次出现。

以下是几次最著名的尝试：

— 米纳瓦共和国

1971 年宣布在太平洋偏远海域成立独立国家。其创建者试图在西南太平洋的米纳瓦礁上建立据点，但很快被汤加方面阻止，汤加军队将潜在定居驱逐。自那以后，米纳瓦礁因海平面上升几乎完全消失。

— 西兰公国

这是一座位于英国近海、由二战时期海上堡垒改造的未被承认的微型国家，比米纳瓦共和国存续更久，部分原因是作为海盗电台基地而拥有忠实听众。它至今仍以自封的微型国家形式存在，但更像是一种奇观，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实体。

— 阿巴洛尼亚君主立宪国

这是两次试图在科尔特斯浅滩上建立独立微型国家的尝试之一。该浅滩位于加州外海圣迭戈以西 150 公里处，仅 2.5 米深。极端气象条件与巨浪摧毁了所有建立永久结构的努力——包括一艘如今已沉没的混凝土驳船。

从这些——以及其他更多失败的——微型国家创建尝试来看，打造一个拥有实体领土的网络国家似乎近乎幻想。

但如今的局势似乎有所不同：数字加速可能会改变一切。

数字网络确实为网络国家提供了潜在的基础，而 Starlink——由埃隆·马斯克建造并控制的全球关键通信基础设施——或许会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广泛地说，数字技术为那些决心脱离主体结构的小团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力量放大器。

“自由城市”：特朗普版网络国家的特洛伊木马？

网络国家的公民也许可以把他们的心安放在网络空间，但他们仍然需要在现实世界中睡觉——至少在马斯克殖民火星或建造太空站之前。这意味着他们仍然需要地球表面上的不动产。

这正是“自由城市”（Freedom Cities）的用武之地——这是特朗普在去年竞选时所推崇的一项构想¹²。

其理念是建立免受州与联邦监管的半自治区域，根据支持者的说法，这些区域将成为创造力与创新的中心。

事实上，在特朗普对这一概念表达兴趣之前数年，已经出现了多项试图建立类似自治区域的计划。

在加州旧金山以北，一个名为“California Forever”的神秘团体——由硅谷亿万富豪支持——已经在索拉诺县购入了 8 万英亩的土地¹³。根据其宣传材料的字里行间，这项计划旨在建设一个巨大的新社区，而其理念与自由城市极为相似。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曾提议将旧金山的 Presidio 从国家公园体系中剥离，交由私人投资者开发，以在金门大桥附近建立一座新城市¹⁴。

然而，最有可能成为特朗普版自由城市的候选者，其实正是华盛顿特区本身。由于其作为国会直接管辖的特殊联邦区地位，国会可以单方面改变其性质，使其成为一种准独立实体¹⁵。

事实上，当我们以网络国家 / 自由城市的视角重新审视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看似随机的行动时，一个令人不安的模式便浮现出来。

若要成功创建一个以网络国家为基础的新世界秩序，第一步必须是削弱那些最强大的国家——正是这些国家最有能力阻碍网络国家的诞生。

想象一下格劳秀斯在《论古代》里其实写过“联省共和国的诞生是因为贯彻贸易与航行自由暴打倒行逆施西班牙”这种东西。

在这方面，美国保守派右派长期以来就始终遵循这一目标。早在 2001 年，保守派活动家格罗弗·诺奎斯特便曾宣称：“我并不想废除政府。我只想把它缩小到可以把它拖进浴室并淹死在浴缸里的程度。”¹⁶

网络国家并非必然——它是一种趋势与一种症状

网络国家的倡导者，如亚文、蒂尔与马斯克，试图让公众相信，他们的愿景是唯一的未来道路。

但最危险的，莫过于那些能够敏锐洞察趋势，却又让个人激情蒙蔽了其对所有可能性全景理解的人。

网络国家的愿景之所以成为可能，只因为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在残酷的巨变之中变得松动——这种秩序曾被数字革命及其衍生效应所稳固，包括网络空间的出现与指数级技术的加速扩散。其结果是，一个变形不定的过渡阶段出现了：旧秩序的每一部分仍在，但将这些部分整合成一个连贯体系的矩阵正在解体。

格劳秀斯会立刻认出当下这一时刻，与他当年重新思考世界组织方式的时代极为相似——那时，印刷术革命及 16 世纪末无数技术与商业创新正改变着欧洲的面貌，并不久将重塑整个世界。

我们必须把未来可能出现的网络国家视为一种提示，而非必然结果：它揭示了当下变革的规模与深度。此刻，我们需要系统地思考那些可能从当前不确定性中涌现的全部未来世界；随后，我们必须辨识并捍卫那一新型国际框架，使人类得以实现其最高的愿望，并构筑一个我们愿意传给子孙后代的世界。

或许，在 21 世纪，一个新的格劳秀斯将会出现，带领我们穿越这片新的控制论领域的迷雾——正如人文主义者、学者与法学家雨果·德·格罗特（格劳秀斯）四百年前所做的那样。

“在此关头，还需要亚里士多德吗？商人和水手是比那个时代迂腐的哲学家和神学家更理性的动物。前者被海上的自由和他们希望合法化的侵占性暴力行为所召唤；后者则被没有超越 “就算我们承认没有上帝”（etiamsi daremus Deum non esse） 假设的思想实验所迷惑。”

在作者借格劳秀斯谈论谈论国际与国内秩序的更替的潮流时，译者想在这里老调重弹地重新谈论起nomos及其含义，nomos来自于希腊语动词nemein，nomos 属于动作名词（nomen actionis），指代由动词决定的动作过程。它指代 nemein 的动作和过程，而 nemein 的主要含义是“拿取”（nehmen）。德语单词 nehmen 与希腊语单词 nemein 词根相同，因此 nomos 的主要含义也可能与占有有关。 其次，nemein意为分享。因此，名词nomos的第二个含义是指分享和分配的行为和过程；它指最初的分割（Ur-Teil）及其结果——德语单词Urteil的意思是“判断”，既指“意见”，也指法律意义上的判断。施密特将其写作Ur-Teil，强调了该词的起源及其由前缀Ur-（指原始的、最初的）和单词Teil（份额）构成的过程。

nomos的第一个含义，即“占有”，在法学研究中早已被遗忘。而nomos的第二个含义，即作为分享和分配的首要和基础过程（divisio primaeva），则没有被任何一位重要的法学理论家所遗忘。霍布斯曾在《利维坦》第二卷写过这样的话：

“一个国家的维系在于生活必需品的充足和分配；法律和财产是这种分配的结果：古人深知这一点：他们称我们今天所说的法律为nomos（意为分配），并将正义定义为将属于每个人的东西分配给每个人。”

nomos因此是一种权利，指的是每个人所获得的份额，即suum cuique。抽象地说，nomos既是权利又是财产；换句话说，它是一个人在生活必需品中所拥有的份额。

nomos的第三个含义指的是放牧，即在原有财产基础上的再生产，这指的是通常基于财产权进行的生产性劳动。买卖和交换的交换正义预设了两种前提：一是源于初始分割（divisio primaeva）的财产权，二是生产。而这一切秩序都开始于对土地的占有，“土地，这一切生产力的基础（Grundlage），必然在某个时期被如今拥有它的人的先辈们所占有。”

格劳秀斯出生并思考在一个新的国家和生产方式不断拓展出新空间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经济活动和法律秩序将逐渐不再基于传统的土地（land）土壤（Boden），甚至是大地（grund）——这个词本身是不可译的双关语，在德语中，这既是基础、地形，也是原因、理由。伴随着资本主义作为新的生产方式开始出现，在作为其最深层隐喻的公海和无主的新大陆，国家和私人实体竞争和对抗超越了基于旧的基础-土地（grund）的nomos的管辖，因而才诞生了例如私掠海盗，私人战争的种种原始积累时期新常态。直到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确立了主权国家之间的秩序，终结了基督教共同体内残忍的内战形式，将其转化为国家之间的有限战争，并将公海作为例外空间视为主权博弈的容器。

青年格劳秀斯关于公海自由&捕获权的论证就是诞生在新旧秩序交替的混乱期间，他在仍然抱有中世纪式的正义战争观念的同时，也注意到了海洋作为例外空间，“牢固的界线不能刻在海上（keine festen Linien eingraben）”，因此才产生了他在《论海洋自由》《对掠夺法的评论》里抱有的观点——“他（格劳秀斯）认为在任何一种战争中都可以消灭敌人，不仅在自己的或敌人的或无主的土地上，而且包括海上。”，而这样的观点又基于他早期致力于将新生的联省共和国组织成一个不同于其余欧洲国家的开放商人国家。荷兰法学家试图从新生共和国的秩序为他提供的 "激进 "知识分子的特权和充满风险的地位出发，通过一个旨在捕捉正在发生的变革的概念工具来解释这个世界，以建立一个新的社会、政治和法律秩序。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面临与格劳秀斯时刻：一股新型的潜在的游击力量出现在旧世界秩序的裂缝中，随时等待着按照自己的意愿组织起自己的主权和空间秩序，而在价值链全球化与技术进步的当下，任何空间秩序都无法被目前国际的政治经济体系有效组织；无论是资本和企业的跨国界的自由流动，还是对网络和外层空间的管辖。因此，任何在其中的冲突和敌对行动如果发生，将一定是“正义战争”式的。

我们——所有反对这种未来的人，必须做好智力与身体的准备，重复这一“格劳秀斯时刻“。重新划分空间，寻找到新的大地/根基（grund），然后组织起新的空间秩序与和平，即使这也意味着投入事件之中成为某种游击战士，正如马里奥·特隆蒂所说：“政治是通过行动的智慧来了解时间（tempo）的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