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喜剧（2）

卢卡·托斯卡纳

1948年七月，莱昂帕尔蒂遭遇法西斯分子的刺杀，他倒下的瞬间，意大利进入了准内战状态。工业城市爆发总罢工，游击队员重新拿出了武器，街头爆发大规模冲突，所有被搁置的梦想、渴望、不满重新从冰面下涌出。

七月十四日一整天，他们都在办公室里等待手术结果，空气让人窒息，每一个电话铃声都像在催命。某种庞大而可怖的可能性突然在恩里科面前展开，他意识到，现在正在发生暴动，这就是书中反复书写的，他们在清醒和梦中都在期待，期待的喉咙发酸的革命时刻。而他想做一个革命家。某种难以承受的责任，以人的生命和无产阶级的行动写就的命运，降临在每一个共产党人身上。而他意识到，当它到来时，他茫然失措。

然后，莱昂帕尔蒂活下来了。他第一时间做出决定：同志们，要冷静。

暴动的党员被劝回家中，工人重新返回工厂，武器被收缴，或者包上油纸，沉睡在仓库中，等待下一次开火。事态似乎慢慢平息下来。

1950年。

几个月前，他发现，塔齐亚娜身影从罗马消失了。被叫去安德烈亚家时，给他开门的人换成了住在一楼的司机，或者他们十岁的儿子阿尔多。确认她不在后，恩里科心里竟然升起一种莫名的怅惘。虽然他们两人说的话不多，内容也无非拉拉家常，评价一下她的家具布置之类的，但是，塔齐亚娜却给他一种亲切感。她用姿态，用无声的语言，还有无可置疑的美，说出了他想说的话。

这个疑问被恩里科放在心里，直到他和一个去热那亚出差的朋友喝酒时才得到解答。“有机会你真该去看看！那里各种组织都听党的话，党还管着各种文化协会，人民之家也建起来了。市政府不敢把他们怎么样，老板怕他们。”恩里科敷衍着点点头，附和了几句，倒不是他不关心党的发展，只是，这位朋友已经整整赞美了这个城市一个小时——无产阶级众多，大众文化发达，党在这里很是说得上话——巴不得把每分钟经历的事情都复述出来。“总有一天，”他已经喝醉了，高高举起杯子，放出豪言壮语，“要么你是共产党，要么你什么也不是！”酒吧里的人也跟着他起哄，“说的对！”“得了，我们都知道热那亚有多好了。”

他朋友把剩下的啤酒全喝完，放下杯子，视线飘忽的看着恩里科，音量有恢复了正常，“我们无处不在。他们以为把我们赶出政府就万事大吉了，他们做梦。你猜谁在市里把右派弄的服服帖帖？”

“是谁？”

他神秘地一笑，“洛蒂。莱昂帕尔蒂的老婆果然也不是一般人。”

恩里科站起身，“我去结账。”他说。

那天晚上，恩里科与朋友分别时，的确真切地被喜悦所笼罩，缭绕在心中许久的茫然稍微减淡了一些。他从未对任何人，哪怕是最好的朋友提起过七月十四日他心中的恐慌，凭一种长久处于战争中的本能，他知道，怯懦最好独自消化，否则与动摇军心无异。表面上，他继续好好干着本职工作，一点问题不出。然而，在内心深处，他一直希望知道，是否有除了暴动和准备暴动之外可以做的事情。朋友的话，隐约指向另一条成功之路。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他留意起党内的变化。几个法西斯时期就在党内的老同志离开罗马，他身边也有好几个同龄的朋友被派去别的大都市里工作，从地方上脱颖而出的年轻面孔出现在首都。还有，在党部里，在他们经常聚会的咖啡馆中，他越来越频繁地听到别人用相似的口吻回绝聚会的邀请：“抱歉，今天不行，莱昂帕尔蒂找我有事。”

他们的语气中带着期待，带着对荣誉落到自己身上的受宠若惊。然而，有什么事，去做什么，收到了什么指示，他们谁也没有明说。

从人的嘴巴里问不出来的，他就转去问报纸。头等大事自然是生产恢复，经济斗争取得成果，文化领域的成功……党战略再明确不过：既然不让我们进入国家，那我们就成为国家。人的一生无非出生、工作和死亡，接管了它们，就是接管了社会。

与此并列的，是对抗的消息。菲亚特生产线致命的节奏，低工资，工会干部受到的排挤迫害，警察肆意伤人乃至开枪杀人。在这个宪法基于劳动的国家里，贡献劳动的无产阶级却没有尊严，这是不可接受的。我们会为了更大的自由，更好的生活奋斗。

然而到了这里，工会和报纸突然拐了个大弯——要注意方式，不可浮躁冒进，经济需要恢复，民主依然需要巩固......于是便要求大家把火热的热情投入到生产战线中去。

办报的经验能让他看到更多隐藏在字体、排版和配图中的线索。警察打死抗议工人。报导写很感人，配图是人群在游行致哀，沉默有力。但恩里科心里猜测，记者们的相机里多半有比这暴力的多的场面。集体谈判大获成功，工人们簇拥着代表，拳头高高举起，欢庆的场景。其它人都画面之外。党力图使自己显得坚定而克制，不给人抓住“挑衅者”的把柄，恩里科也开始用同样的标准要求手下的编辑们。

不久后，安德烈亚给他打电话，用他惯常那种平和而不容置疑的语调说，希望他能来家里一趟。恩里科自然不会拒绝，立刻推掉了当天所有事情和可能的邀约。“莱昂帕尔蒂找我有事。”好像一根魔棒，轻轻一点便驱散了所有质疑和疑惑，只留下某种了然的默契。又是一个莱昂帕尔蒂的人。

这次按响门铃后，他等了一会儿，才等来了满脸不情愿的阿尔多。他套着过于宽大的衣服，抬起头打量着访客。恩里科注意到，他长得更像他的母亲，只是眼睛更偏灰蓝，如同烟雾笼罩的天空。

“爸爸找你？”他问。

“对。”

阿尔多拉开门把他让进来，“爸爸，有人来找你！”他冲着书房的方向喊了一声，随后就跑走了，消失在房间和走廊之间。好在，恩里科已经走过许多次去书房的路，不需要人接引。他注意到，花瓶落灰了，看样子已经空置很久。那株植物死了几个分枝，活着的部分依然顽强地朝窗外探头，长得比之前更高。家具失去了完美无暇的光泽，窗帘和垫子洗的很干净，有点褪色。昨日的玫瑰已经离去，也带走了这里的独属于女性的美。填补进来的，是属于年轻人的喧闹，访客的痕迹充满了整个客厅，空气中有股香烟、咖啡和汗混合起来的味道，有点像人民之家。

当然，没人敢在安德烈亚家真正放肆，烟头都老老实实按灭在烟灰缸里，而不是哪颗可怜植物的盆子。沙发数量增加了，颜色也不配套，显然是从别的处拖来的，但它们摆放有序，向日葵似的朝着同一个方向，那里有张深绿色的绒布沙发，毫无疑问是属于安德烈亚的。墙边的桌子上放着远多于两人所需的水杯。在客厅之外，这些小小不整齐消失的无影无踪，客人们就像幽灵一样进入，在客厅里显形，又像幽灵一样离开。

他还从未得到进入客厅的机会。恩里科回想着自己近期的工作，现在落在他头上的会是这种幸运吗？

书房里，书柜依然整齐肃穆，箱子柜子摆放一丝不苟，然而，这里的气氛变了。一副画挂在侧面的墙上，其上是一间被煤油灯微微照亮的暗室，一个人在灯旁沉思。画面用了大量深色， 黑暗几乎吞噬了整个房间，只能隐约看见桌椅的轮廓。画中人简单穿着衬衫和外套，是世纪初穷学生的装扮，一半身体沉浸在阴影中，模糊不清，如同一个幽灵。

他走到它下面，看清了这个人，年轻，忧郁，温柔。他望向画外，似乎等待着有人回答他的问题。

它给这间原本冷淡的房间带来了强烈的情感，以至于恩里科感受到溺水般的窒息。他走向安德烈亚的桌子，每一步都像在海浪中跋涉。

“恩里科，”安德烈亚叫他的名字，把他从恍惚中叫醒。水消失了，空气又重新充盈在肺部，“别看塞尔吉奥了，他肯定不愿意耽误我们的工作。”

塞尔吉奥？

他脑子卡了卡，随后终于反应过来。塞尔吉奥，原来画上的是塞尔吉奥·格拉里。

桌前已经摆着一份文稿，安德烈亚指了指正对它的椅子，“坐吧。看看这篇文章。我相信你知道这个作者，卢卡·托斯卡纳。”

他当然听说过。独立社会党人贾科莫·托斯卡纳1924年在议会发表演讲，公开指责墨索里尼，不久后便遇刺身亡，成为法西斯政权手下第一位死者。卢卡正是他的儿子，他比父亲更加亲近共产党，曾经与格拉里密切合作。那天，他本该死去，却因为晚上没有回家而侥幸逃过一劫。很快，他不得不就坐上火车流亡法国。

在国家解放七年后，卢卡终于回来了。

但怎么会轮到他来评论呢？共产党和社会党从游击战时期起就结成了紧密的联盟，他们是共产党最重要的支持者。像卢卡这样烈士的孩子，理应由老同志来处理才是。

怀着疑问，恩里科翻开第一页开始读起来。这是一篇回忆格拉里、梳理他思想历程的文章。小托斯卡纳的文字充满热情，表述十分精准，又内含某种坚韧不移的力量。他讲述格拉里是如何从南方人身份出发，走向社会主义，并且在红色两年中真正成为党人，又是如何在失败后、乃至在监狱里探索一条可能的道路。在那个混乱激昂的年代中，唯有他捕捉到了时代精神。恩里科被吸引住了，这是黑暗来临前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所有可能性依然敞开。

他阅读一向很快，没一会儿就看到了结尾，几乎已经准备开口赞扬。可倒数第二段让他的心悬了起来，悄悄将嘴里的溢美之词咽回肚子里。

卢卡写道：“格拉里比任何人都更渴望生活、渴望参与运动。从南方山村到国家舞台中央，他走过了一条无比艰难的道路。因此，他有强烈的现实感。他早已理解资产阶级政治那套玩弄人际关系，在利益上相互妥协的手腕，对政治没有幻想，对正义不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希望。他清醒的认识到，政治乃是战争，有时会变得无比肮脏、丑陋，为了取胜，必须利用任何可能的力量。

然而，格拉里所求的，依然是未来，一场颠覆所有现实规则，创造新世界的革命。最终，所有调配、调整、部署，都是为了在现存社会中造成断裂，为了在那个X时刻到来时，能一击必胜。”

恩里科手心有点出汗，又重新将视线挪回了第一排，再读一遍，又故作自然地往前翻了几下，好像重新审视什么东西，其实，本能已经给出答案，剩下的他什么都没看进去。他把文件放好，拢整齐，又抚平了纸张表面的皱褶，实在找不到任何体面的拖延时间的动作了才开口：“这篇文章写的很优美，对二十年代的斗争的分析也和我们很相似。但是，他有一些……特别的观点。“

恩里科的声音发干，期待安德烈亚能说些什么，给他指示。然而，对面的人却只是静静凝视着他，等待他继续说下去，平时那双温暖柔和的栗色眼睛突然变得无比坚硬，在暖色灯光中，他像只被琥珀凝固住的虫子。

“他显然不只是在纪念一位朋友和理论家。我认为，他在通过历史隐射，他反对我们现在的路线。”与其说他是“说”出这句话，不如说他是吐出了一个个破碎的短句和概念，但好歹是说出来了。

“卢卡一向很特别，不是从今天开始的，有时他低估了语言的力量。”安德烈亚的声音中透露出一股冰冷的倦怠，“他能活到现在，真应该感谢他父亲。”

恩里科似乎听到了最终的宣判，安德烈亚悠悠地望着他手上的文件，在桌案的灯光下，他一半的脸笼罩在阴影之下，恩里科不知道阴影下的那张脸到底是什么样的表情“他想通过社会党的渠道出版些东西，你现在看到的，是他写的序言。”平静，坚决。

“只要您需要，我马上就去组织一批可靠的同志，批判他的观点。”恩里科试探地表态道。

他本该说的慷慨激昂，他本该抬起头来直视安德烈亚，表示自己的决心和忠诚。可更加沉重的东西压在他脖子上，是那两道目光，还是卢卡的文字本身，他不知道，解放后党内的巨变如同一阵狂风，撕扯着每个人的心和组织仅剩的团结。

一声叹气传来，带有轻微的不耐烦，“啧，恩里科，你以为我是什么人，苏联人吗？你不用搞那一套。“他感觉头上的重压消失了，终于能够将视线从地板上移开，刚刚那些令人忧虑的念头像一场梦一样，退回了意识深处，灯光重新变得柔和。恩里科意识到，今天自己走神太多次了，他尽力收回乱飘的思绪，考虑起眼前的问题：一位有名望的烈士子女归来，一个非共产党人所写的共产党领袖，一段隐含深意的正确评价。

对于过去，他知道的太少，也无意窥探；对于现在，他已经到了必须负起责任，发表看法的位置，而他有自己的忠诚。“您鼓励党内自由争论，也从未进行限制，然而……”他顿了顿，最后在脑中组织了一遍语言，尽量做到谦虚又坚定，“小托斯卡纳所谈论的内容可能会引起思想的混乱。”

他说完后，屋子里陷入寂静，安德烈亚视线越过他，似乎在斟酌什么。终于，他开口道，“实际上，这是一件微妙的事情，和塞尔吉奥有关。”恩里科保持着一张适度的脸，既不过分好奇，也不冷漠，认真地听着，“塞尔吉奥从法西斯监狱出来后，和我一起住在巴黎。为了防止意外搜查或者丢失，他将自己一部分文稿的备份寄给了卢卡。现在，卢卡似乎对有一些……不同的理解。他准备按照自己的意思整理出版，并且进行评论。”

这人怎么这么不懂事？

这个念头终于占了上风。格拉里的作品绝非无人在意，相反，党在局势刚稳定下来后不久，就开始着手进行整理。他家的书架上，有全套的格拉里的狱中笔记，由左翼中最可靠的艾瑙第出版社出版。买书时，他一摸便知道出版商下了大心思完成党的任务，用的上好的纸张，又轻又坚韧。封面设计极为漂亮，排版优美，而且字迹清晰，肯定是用最新的印刷机印的。党也曾经就格拉里的文化地位、作品解读与许多知识分子论战，这些都是明明白白登在报纸上的。

小托斯卡纳必然知道这些事，但他还是这样做了——除非他故意与党作对。

“他怎么能不和您商量？”恩里科有些不满。

“他为什么要和我商量？”安德烈亚冷笑一下，“他是社会党的。我们的组织纪律管不着他。”

可这是共识，这是纪律之外的共识。正是为了躲避党严格的组织，才有人在战后重建了社会党，从最初开始，他们就该知道共产党与他们不同——

“党好比一个国家结构的雏型，根本不允许分散自身的政治权力。党不能允许一部分党员要求有与党平起平坐的权利，来提出同“整体”结盟，正如一个国家不能允许本国的一部分国民（通过某个外国政府）在一般法律之外，另行签订契约，专门对他们与他们所属的本国之间的关系作出规定。”（1）

格拉里他过去和现在都是共产党的人。不论多少人评论他，多少人企图吸纳他，他首先和永远是我们的人。

和破坏共识的人没有什么好谈判的，尽管，他敬佩托斯卡纳一针见血的分析，尽管，他描绘的那个形象如此诱人。“我们得和他划清界限，属于我们的出版社不能出版它，至少也应当在出版前仔细进行审查。”话出了口，但这么做对与社会党的联盟会带来怎么样的影响，他又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他咽了咽口水，于是尽量把观点限制在个人看法上，“或许这本书本身没什么问题，但考虑到别的方面，它最后或许只会沦为那些窥探隐私的人的谈资，您知道，他们最喜欢用一些捕风捉影的‘线索’来攻击我们。“

今天晚上，或者这么久以来，他第一次看见安德烈亚脸上浮现出某种近似快乐的神情，他从书桌后探过身子，握住了恩里科挥动的手，抚摸着他的手背，“瞧你，去莫斯科开完一趟会回来变成苏联干部了，而人们还说我是苏联代理人呢，他们真该看看我们的年轻人。”

“我在社会党还是有些朋友的。”他收回了手，神情狡黠，“他们说，毕竟涉及我们的人，让我看看有没有不合适的地方。”

 从这种语气中，他知道自己答错了，安德烈亚有更迂回的处理方式。可是，恩里科没有感到恐惧或羞愧，或许自己的见地不是毫无道理，而现在他需要做的是进一步地学习和倾听。

安德烈亚站起来，绕过书桌，走到恩里科身前，“我看过了，看来卢卡还不想刚回来就把社会党的党籍搞丢，没有涉及什么会把我们全害死的东西，至少现在没有。 我准备让那边原样出版。”他本能地想跟着站起来，安德烈亚却拍了拍他的肩膀，示意他不用动。“恩里科，你忠诚，聪明，有决心，你已经超过了很多人。”

“能正确意识到问题，这很好，只是......"安德烈亚攒起了眉头，重重地叹了口气，“你似乎还没有明白这里的规则，”他径直坐在了恩里科对面，靠在后背上，眼神真诚，但又隐隐透露着威压和轻蔑；以至于周围的空气连着恩里科的心，似乎都随着他说话被提起来，皱缩，并含在嘴里咀嚼，“当然，你得全面了解你自己和你的对手，不能未战先怯，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和对手斗争都是为了达成某种和平；除非，对方根本不愿意承认我们的存在和力量。比如......那些直到最后都不投降的法西斯死硬分子，而大部分人，我依旧给了他们机会。”说到这里，安德烈亚抿了抿嘴，“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会用暴力解决问题，我们要做的只是让对方产生和解的意愿，最好是屈服。”他长叹了一口气，整个房间终于也放松了下来。他敲了敲桌上的文件，“托斯卡纳，当然，我想你也知道，他不是决计与我们以各种手段抗争到底的蠢货。”

“他或许是……”恩里科试图找到一个更加准确也更温和的词，“我想说如果他意图破坏我们的团结。”

“破坏团结，是啊，总要留意内部的破坏分子，”安德烈亚停顿了一下，似乎等着对面反应到他微妙的讽刺。但恩里科能听出来，那不是针对他的，“总之，我们现在不在俄国，现在也不同往昔，他没有翻云覆雨的本事；更何况能我们也不能和苏联人一样彻底做掉他，而如果只是试图一昧地妄想堵他的嘴，他总会找到门路。也许是社会党的哪个老朋友，哪怕去找那些老牌资产阶级的出版社，总会有人愿意和他合作。我可不想再搞出一个活着的被共产党迫害的圣人来了。“他微微偏头，朝墙上看去。恩里科追随他的视线，正对上画中格拉里的眼睛，那温柔到怜悯的目光，永远落在办公桌上。

“况且，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塞尔吉奥。”

 安德烈亚的语气十分平静，他对这一次的小小摩擦有必胜的信念，和卢卡不同的是，他的武器是整个运动三十年的经验，是一次又一次权力乃至生存斗争中磨砺的本能，而桂冠则是现实的政治胜利。“卢卡毕竟只与塞尔吉奥共同工作过四年，他没有看见那个在国际里斡旋，在党内进行艰难的、有时甚至绝望的路线之争的人。他更看不见那个被法西斯政权活活埋葬，却依然在思考的人。他不理解他的牺牲，我们的牺牲。”

“那时候，我是塞尔吉奥唯一的通信人。“

那话里，充满了苦涩和难以言喻的自豪。画像俯视着他，似乎幽灵在死后还与活人进行永无止境的交流。

安德烈亚将目光转回恩里科身上，也回到了那场有恩里科参与的战争，语调几近残酷：“他错过了三十年代，我们在最残酷的镇压中寻找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错过了我们与法西斯的战争；战后，我们从在这个几乎分裂的国家上建立新制度，面对列宁都没有遇见过的国际阻力，这时，他还呆在法国，继续当流亡者。所以，卢卡就永远停留在二十年代，他所写的，也是那个运动蓬勃发展，还没有被镇压的力量压垮的塞尔吉奥。”

恩里科再次想起饥饿的故乡，面包店里愤怒的妇女，地狱般的牢房。在罗马，他见过搭建在遗迹上的棚屋，无穷无尽的老鼠和河狸被居民抓来烤着吃掉了。还有，他忘不了听到希腊共产党失败时深切的恐惧，好在，他所在的党目前仍然愿意团结一心，得到了国内外共产党的认同。好在，人民广泛的同情，已经让它不可撼动。好在，1948年，他们没有贸然行动。

历史已经发生，重要的是当下，无关紧要的追忆…就不必再有了。

“卢卡谈论的，只是一种早已消逝的可能性。我们为什么要禁止已经消失的东西？”

他眼中有什么晶亮的光一闪而过，然而，当恩里科再看时，它已经干涸，化为一声轻如羽毛的叹息，

“尽管，我偶尔也希望能回到那时候。”

恩里科带着卢卡手稿的备份回到了家。他好像刚从一个充满寓意的梦里醒来，而这一叠纸是证明梦中启示绝非虚言的证据。他将它小心收好，避免无关人员注意到。卢卡的新书出版最快也要三四个月以后了，安德烈亚却早早的让他去了解其中内容，“卢卡非常聪明，他总能提出有趣的看法，我得说，只谈理论，我们党内许多同志不是他的对手。”说这话时，他神情坦荡，毫不吝啬承认不足，“我印象里只有塞尔吉奥能说服他。”

他走屋子里那繁茂的常春藤旁，恩里科这才发现，层层叠叠的叶子下盖着一个保险箱。安德烈亚从里面拿出了那份文件，交给恩里科，“不带偏见的读一读，然后给我一篇评论。得好到我把能它登在《团结报》上。”他拍了拍恩里科的手，像是给予保证，“恩里科，你还年轻，不要有那么多顾虑。外界反响，哪怕是最坏的，我们都会去处理。”在恩里科想把手抽回去就此离开的时候，他发现安德烈亚在直视他的眼睛 ，”当然，我对你很是放心，我应该可以，不是么？“

他变得更加忙碌，除了工作，还要抽出休息时间读书。恩里科将墙上的格拉里的作品拿了下来放在案头，很快，它们开始从他家每个角落长出来，床上，床头，餐桌。最初，自然是有点困难的，尤其是狱中的笔记，段落破碎，充满隐喻和联想，谈论历史为了未来，谈论法西斯国家为了党和阶级，他又开始猜谜了。好在，至少这次安德烈亚给了他线索。越过设置来防备敌人的烟雾弹，他走向秘密的核心，他惊讶地发现一切又那么熟悉，这是一种作为原型的知识，是一切斗争形式下所必须的必要智力准备。

“卢卡愿意说就让他说去吧。我们甚至可以大方点，请他来参加些讨论会，请他去研究所辩论，让他登报说话。多的是受我们控制的刊物，有的是那些看起来更有权威、让人信服的知识分子，他们也就这种场合管点用了，党不是白给他们钱的。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广大经历过压迫和战争的同志，是他们选择了现在的路线。”那天，安德烈亚倚靠在墙上漫不经心地说着，眼睛看着别处，他的心思似乎早已飞去了不为人知的地方。

现在，机器已经开动起来。

（1）引自葛兰西《狱中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