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喜剧（1）

塔齐亚娜

1944年的一月份，恩里科因为抗议被捕，临时拘留的牢房没有窗户，没有散步，没有任何与外界的交流，地上只有一张床垫，房间角落里有个略微凹陷的坑，那就是厕所，狱警两三天拿水管来冲一次。记录说他被关了五天，在他的记忆里那长的像一辈子，他每天只做一件事情：尝试睡觉。床垫湿透了，在这样的天气里，躺上去不出半个小时就会失温，为了取暖，他在监房里走来走去，七步可以绕一圈，热起来以后，他就抱成一团坐在房间里最干燥的地方闭上眼睛昏过去。五天后，他被转移到正式牢房。

监狱是另一个星球，外面的期待、激动、战斗和牺牲，在这里没有引起扰动，狱警肆无忌惮的殴打凌虐囚犯。为了求得一丝生机，普通犯人们对管理者卑躬屈膝，监狱中弥漫着灰色的沉默。四个月，他经历过两起自杀，一个用被单结成绳子，挂在窗户吊死了，沉默着来，沉默着被抬走。另一个吞下藏的刀片和铁丝，他的惨叫响彻走廊，这是监狱里最鲜明的声音。

就在他觉得自己也要疯掉，要死掉或者要被监狱消化的时候，奇迹随着春天来了。在萨勒诺，终于成立了一个广泛的反法西斯政府。苏联的埃尔科利，他们的总书记，安德烈亚·莱昂帕尔蒂一手促成了这个联盟。他的党，那个他在孤独中苦苦期盼的政党，从被追捕的政治犯，一跃成为政府中的意见领袖。

他和他的同志不再是只能徒劳呼喊，被别人看作轻浮愚蠢的小青年，现在，他们背后有游击队，有苏联人强大的军事力量。就在新政府成立后不久，警察对恩里科宣布：初步调查后，证据显示他并未从事任何破坏活动，他可以走了。

六月，罗马解放了。看到消息后，父亲突然找到他，“我要去罗马汇报清洗委员会的工作了，你跟我一起去吧。我带你去见安德烈亚。”在党部的办公室里，他们谈论着国家的未来，有关建立一个民主的、团结的共和国。末了，父亲突然拍了拍他的肩膀，“恩里科加入了共产党，”他对安德烈亚说，“抗议食品价格，两个月前才刚从监狱里放出来。”闻言，桌子对面的人也将视线转向他，露出一丝欣赏的神色，“难得一个不是因为干了蠢事被捕的年轻人。你感觉监狱怎么样？”

恩利科如实描述了监狱里的情况，末了，他有些惭愧的低下头，“我知道有些同志在监狱里组织过斗争，但我们那里政治气氛还不够浓厚。”

“别沮丧，将来还有很多事等着你去做。很多时候斗争不是凭借意志能干起来的，你会明白这一点，党也明白。”

这话中的安慰不似作伪，说完后，莱昂帕尔蒂又转回去与父亲聊天了。听着父亲在话里话外向他推荐自己，恩里科有些惭愧，他心里希望做出一番成绩以后，党因为认可他的能力而再去提拔他。可父亲坚持如此，莱昂帕尔蒂考虑一番后，也答应为调恩里科来罗马，从党的职员做起。

拜访结束后，父亲松了口气，“既然你非要当共产党，我只能帮你走的更顺利些。”他朝楼上偏了偏头，“我已经很多年不和安德烈亚联系了，有人说他冷酷无情，可照我看来，他只是公事公办。而且，他一向很照顾自己的朋友。”

几年后某一天，恩里科就接到了莱昂帕尔蒂亲自打来的电话，希望单独与他在家里见一面。恩里科自然连连答应，挂了电话后便穿衣服出去了。门背后，是姑妈无奈的叹息。

那天似乎的确是恩里科的幸运日，罗马永不准时的电车居然准了一次，他顺利来到了莱昂帕尔蒂家。这间小别墅线条柔和，外墙暖黄，栅栏上爬着稚嫩的常春藤。恩里科长叹一口气，自从他成为党员以来，他终于以个人的身份来到了总书记的门前。

事实上，在这之前，他每天都天旋地转——共产党还有这个国家都光怪陆离地前进着，而他就在这场混乱行军的中央：1945年，恩里科被派往米兰去和党部以及改组的宪兵队一起收缴游击队战士的武器。但工作还没展开，有关美国支持的潜在政变的流言现在又扰动着一团乱麻的局势：据说与共产党一起经历抵抗运动的天主教和保守势力，如今收到了新的武器暗中操练着，准备着真正的最后决战——但据说现在他们成立了一个叫天主教民主党的政党——不过一个政党如果是天主教的又怎么是民主的呢？恩里科到现在还想不明白这一点——不管怎么说，缴枪工作得办得巧妙，一方面表达参与新的政治和平建设的决心，一边又要应对可能的反动……所幸最后完成的很出色，他对此感到很自豪。凭此，在年末的代表大会上，恩里科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由高级干部一跃进入领导者的行列。

紧接着下一年，在一个炎炎夏日，意大利人民在公投中选择成立了共和国，畏畏缩缩的国王和他的家眷自此再也不能登上意大利的土地。全国的大城市洋溢着节日的氛围，男男女女挥舞着新生共和国的第一份公报，仿佛这是开天辟地第一个属于他们的节日。但是对于恩里科，以及和他一样各个政党的干部们，还有那些领导们，节日的光彩就黯淡了很多；各股政治力量在议会大厅里为了新的宪法唇枪舌剑攫取各自的利益，而与此同时，在街头巷尾的深处，每个人都把还没擦干血迹的武器又翻了出来蓄势待发。最后通过的新宪法简直是分赃大会：在充满了相互冲突的纲领的同时，却设计了许多繁琐具体的制度，就是防止任何一方最后可以赢家通吃。在恩里科看来，这个道理和每天早上出门挤公寓的电梯一样：电梯一到所有人不由分说地往里面挤，三个人的电梯最后不知为何挤了五个人，以至于整个电梯最后变成了腌鱼罐头，每个人都不能腾挪哪怕一步——否则就要踩着别人的脚或顶到别人的屁股。

恰如这个新生的共和国——这是作为一个初涉政坛的青年干部，他目前最满意的政治论断。

宪法通过后不久，马歇尔计划又让恩里科忙得焦头烂额。战后的短暂团结如今彻底分裂了：工会之间相互分离和决裂，社会团体和协会撕下了普世中立的老好人面孔，各自翻出不知道准备了多久的旗帜来。于是党动员了起来，全力反对马歇尔计划，尤其是反对它背后的天主教民主党和美国人。

恩里科作为党青年组织的领导，自然要负责动员广大青年。在和其他干部的讨论中，暂时的方针确定下来了，要建立广泛的统一阵线：包括共青团员，进步青年，本土立场的自由主义者，甚至仅仅是反对扬基佬时尚的保守派，但即使这样也这还不够——最后的草案甚至把那些满心怨恨的法西斯残党都算进去了。

这必然要得罪许多经过枪弹洗礼的游击队员们，还有部分战前时期就参与党事业的领导人们，仔细一想，恩里科突然发现，波尔迪加还活着。虽然对他的近况全然无知，然而仅仅是他还活着这件事，就让恩里科觉得一个过往的噩兆如今又传递到了他的身上；莱昂帕尔蒂会对这份草案怎么想呢？今早本来他本来要汇报这件事，可总书记因为急事被叫走了。就在他以为事情还能再拖延几天时，他接到了莱昂帕尔蒂的电话。

他摁响了门铃，咽了咽口水，许多与他同期入党的同志们都从未被莱昂帕尔蒂叫去家里谈事，这让恩里科有点受宠若惊。但是浮现脑海的另一种可能性又让他惴惴不安——这位总书记以喜怒不形于色闻名，从不公开发作，然而那些与他不合或者办事不力的干部却最后总能在某天某个地方受到来自总书记的严厉训斥。

门开了，女主人——塔齐亚娜·洛蒂——站在他跟前，灯光从她身后流出。

“恩里科，快进来吧！这么晚叫你来，一定很麻烦你！”她笑容满面，亲切的和恩里科抱了抱，引着他向书房走去，随口聊着家常，“这个房子太大了，照顾它我快疯掉了。我一抱怨，安德烈亚就劝我，你猜他说什么？”不等恩里科接话，她继续道，“他说‘塔尼亚，它又不是国王的宫殿，不用处处都完美。’你瞧他这个人！“

恩里科连声应着，随着女主人的介绍，打量这个家。它还没有完全打理好，一些地方空荡荡的，而一些角落堆砌着大量杂物。然而即便如此，已经能隐约瞧见女主人布局的别出心裁。最新的吊灯悬挂在雪白的天花板上，放满书本的书架直抵天花板。家具则是时兴的包豪斯风格，朴素干练且舒适。桌上铺着新换的桌布，椅子上垫着厚厚的垫子，擦得干干净净。墙上挂着几副小画，全是战前的城市旧景，还有一张更大的现代主义风格画靠在墙脚，等待寻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一棵绿植孤零零的沐浴在充足的阳光下，花瓶里的花已经有点干了，花瓣落在橱柜上。

只消看看这个家，他便理解为什么她受到党内游击队出身的同志的不满。有些同志住的农舍用石头砌墙，每天晚上潮湿的地气让人寒冷刺骨，不到五十岁，腿脚已经痛的站不起来。有些来自城市的同志住在用帘子隔出床位的公寓房间，空气浑浊到能让人得肺病。再拮据一点的只能住到一年到头见不到阳光的地下室——在并不那么遥远的古代它被称为地牢。他们熟悉的女同志是那些聪明坚韧、经历家庭和劳动双重历练的人，洛蒂却被安德烈亚带到他们面前，轻盈快活，美丽时髦，背后是另一个世界，仿佛美国电影里的明星。

不，这个家甚至比上流社会更气势逼人，更加张扬自信。这是一种属于上层市民的文化，它的美学原型是商店橱窗和电影里的模范家庭。完全没有恩里科年幼时在撒丁贵族社交场合中所闻到的老木头酸涩衰败的气息，没有那些散发灰尘味儿的雕花沙发、厚重的窗帘和嘎吱作响的木地板，它让人无可指摘，正如洛蒂其人。

恩里科的父亲和老洛蒂都是行动党的成员，这是个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党，就像所有知识分子团体一样，组织松散，没有统一的理念。行动党成员间的差异有时像共产党与法西斯的差异一样大，唯一的共识就是反对法西斯政权。就连这也会打个折扣——他的父亲就在1926年退出政治活动，回家乡当律师去了。

而老洛蒂更加激进，也为自己的激进付出了代价。他被法西斯政权骚扰，镇压，最终不得不流亡出国。恩里科过去听说过有关他女儿的只言片语，她坚强，有才，是洛蒂教授重要的助手。年轻时，许多人因为她在文化圈的地位与她惊人的美丽围绕在她身边，可是，这个法西斯政权下长大的女孩却满怀骄傲地拒绝了浮华的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她遇见了从法国撤退到瑞士的安德烈亚，对他一见倾心。

塔齐亚娜嫁给了一个共产党、一个颠覆分子，又与他在战争中分离，不得不独自生下孩子，五年的煎熬过去了，她终于得以与丈夫重聚。而这时，他与他的党已经有能力左右国家的命运。

刚回罗马时，他们夫妻俩住在党部一间阴暗的阁楼中，恩里科曾瞥见过她匆匆忙忙的身影，她似乎还没有从战争和生育的打击中恢复过来，连那著名的美丽都显得暗淡了。来到这个明亮的空间，她才算回到自己的领域，踌躇满志地安排生活，重新焕发出自信的神采。塔齐亚娜夙愿得偿，从被竞相追逐的女孩，摇身一变成为反法西斯教授的女儿、文化领域的重要人物。她是共和国里的公主。

塔齐亚娜终于将他领到书房。她敲了敲门，等了几秒钟后将门推开，安德烈亚正在讲电话，见妻子进来，他冲她笑着点点头，算是打招呼。

她将椅子拉出，示意恩里科坐着等，又向安德烈亚回了个浅浅的笑，随后便转出去忙自己的事了。

出于无聊，他尽量不明显的打量整个书房，这里或许是整个家里最冷淡的地方，简直像一个教授的房间。书本整齐地呆在书架上，大大小小的柜子箱子被完美安置在房间中，没有多占一丝空间，文件分门别类，被有序安放在里面。唯一一点生机来自窗边的常春藤，花盆摆在一个铁艺架子上，墨绿色的枝蔓盖下来，只露出架子的四脚。他扫视了一遍又一遍，始终没有看见除了米色、褐色和那一点绿色之外的颜色。

电话对面那个人似乎决定永无止境地说下去，安德烈亚已经面露不耐烦，只是敷衍回答着。

恩里科实在没事干，开始检视起那些柜子，观察它们的颜色，型号，老旧程度，像个侦探一样胡思乱想，试图发现什么特别之处。他听说过一个传说，说自从上一任书记塞尔吉奥·格拉里在1938年病逝后，安德烈亚就保管着他全部的手稿，他对它们严加看管，无比珍惜，还为此和格拉里的家人起过冲突。哪怕在战争期间，从莫斯科撤离时，他都不忘将装有它们的保险箱带走。有同志曾经质疑他，是否对亡友的思念已经影响他的抉择？

而每次他总是同样的回答：如果我们能回到意大利——老天保佑我们最好能——我们的党将整个建立在他的理论上。

现在，国家政体已经确定，宪法也已定出，格拉里将去哪里呢？他猜测着，或许那个箱子已经不在这个家中，而是在党部的办公室，或者干脆已经交给了研究会。也或许，故事只是故事。

安德烈亚终于打完了电话。他接了恩里科递来的文件，迅速过目，签署，批示，房间里安静下来，只有钢笔写字的刷刷声。塔齐亚娜拿着两杯咖啡进来了，她走路真的很安静，没有一丝声音。在她将杯子轻巧的放在桌上后，安德烈亚才短暂的抬起头，“亲爱的，辛苦你了，”他伸手抚了抚她的背，“你去忙吧，别让我耽误你的事情。”

签完最后一个字后，安德烈亚放下笔，喝起那杯冷掉的咖啡。恩里科才注意到，他脸上是深重的疲惫的痕迹。随后，他看向他，声音因为持续讲话有些沙哑：“恩里科，让你久等了。耽误了你不少时间吧？”

他终于松了口气。“如果您需要，我可以等。”

“刚刚这个人，他在文化圈有点名气，我要应付他几句，”安德烈亚指了指电话，“你敢相信吗，仗着和洛蒂教授的交情，这位阁下要经费要到我头上了。塔齐亚娜选择成为一个同志，可他们眼中还只是一个自由派的女儿。”

今晚，他第一次看向恩里科，“在我这里我更希望直接地沟通，我们面临的问题以及你要做的事情比那点礼数重要太多了。”

”那么，你怎么看？”安德烈亚点燃一根烟，单刀直入地问道。

“我认为局势非常的复杂”，恩里科被迎面飘来的烟雾呛住了，“我们必须认为在目前政府和议会的政治斗争下，可能存在另一种——”他下意识想挥开烟雾，又担心显得冒犯，停下了手，”另一种潜在的划分，但实现这一划分却可能在政治上组成一个复杂的联盟，这意味着我们的动员工作将会很困难……”恩里科的声音越来越低，手里的草案和报告被捏得起皱。

安德烈亚接把那几页涂改甚多的报告接过来，但是却没有阅读，而是直接拍在了桌子上。“……这么说我们还得伺候部分的保守青年，我说得对吗？“他夹着烟送进嘴里，深吸了一口，火星闪烁着，往后烧了一长截，随后又若有所思地望向窗外，长呼一口气。

白雾在灯光下幻化成了各种光怪的形状，唯有他的声音听起来坚定不移，“你知道一个合格的同志应该具备的本领——共产党人从不会单独战斗，抵抗运动已经清楚地向我们揭示了这一点，我们必须善于组合社会的各种力量…..”

“组合社会的各种力量，但是我们的工作对象并不只是一般的党外势力，很多人对我们的政治理想抱有明确的敌意，比如在这里，除了保守派以外，我们可能还需要动员那些残余的法西斯分子……”恩里科拿过来那份计划，用手指道。

”每当提起那些法西斯分子时，我就会想起法西斯运动是历史上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而每一个不选择成为同志而成为了法西斯分子的人，都意味着党和社会主义运动自己的失败。”安德烈亚玩味地说道，“他们许多人只是在犯他们这个年纪的小子常犯的错误，我们有必要在他们彻底沦为反动派之前改造他们。“他把这件事说得如此轻描淡写，这让恩里科几乎感到害怕，可安德烈亚还与他打趣，“趁着现在这个机会，你们可以把历史上的错误彻底改正过来。”

恩里科感到一阵茫然，他不知道眼前这个人到底现在心里真正的想法——总书记是对自己不满意了吗？还是他其实根本不在乎现实工作的困难？

“既然是你们这些青年团和宣传工作的同志们集体做的决定，那我这里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安德烈亚重新从恩里科那里接过那份凌乱的草案来，不耐烦地开始阅读，“那么意思是，你个人有什么不一样的见解？”安德烈亚头也不抬地问道。

“是的，主要是那些党内相当一部分同志们断不会接受这个方案，无论是建党时期就已经开始加入我们的老同志们，还是那些游击队员出身的党员，他们一定会进行强烈的反对。”在发现根本猜不透安德烈亚的心思后，恩里科终于放弃了迂回，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那么你是想说的是，你不愿意做这个得罪人的工作，转而想把难题推给我吗，恩里科？”安德烈亚皱起眉头，从纸张间向上瞟了一眼恩里科。

“这怎么可能……”恩里科发现自己突然被逼到了墙角，他无法拒绝，也无法逃走。

“开个玩笑，”安德烈亚将烟摁灭在烟灰缸里，“不过不要害怕得罪人的工作……“

看着小鸡一样愣住的恩里科，他笑了笑，安抚道，“你们是年轻人，理应要比我们更敢于改变。党，运动和国家的未来最后总是你们的。“安德烈亚的回答让恩里科长叹了一口气，提出更多的异议也似乎只是徒劳，在莱昂帕尔蒂书记那里，党内的不满以及将来需要为此承担政治责任的干部们，较于他对国家和党的计划，似乎根本不值得关注。

“作为党员，理应准备好为我们的事业付出一切的努力和代价，包括丧失名誉甚至死亡，”安德烈亚斩钉截铁地说道，“这是我们在苏联，在漫长的流亡里学到的东西。”

恩里科知道，讨论已经结束了，他望着窗外出神，试图从这句话里窥探自己作为共产党员未知的命运。

安德烈亚却并未在意他走神，转而问道，“你父亲还好吗？”

恩里科还沉浸在有关未来的无数启示中，他几乎机械的回答：很好。现在，父亲和他与弟弟一起住在罗马，全家团聚。他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最近在考虑加入社会党。安德烈亚点点头，“向他问好，大学时我们合作的很愉快，现在也是。”说完，他看了看房间里的挂钟，“现在已经太晚了，你先回家吧。把文件留下，有几个议程我或许再考虑考虑。等我叫你。“

恩里科向他告别，推开门，走入罗马的夜色中。

没有等多久，安德烈亚就给了回复，他明确了动员的目的——社会团结，共同反对马歇尔计划，维护主权的完整。“现在，外面有美国人想控制欧洲，国内想发动政变的人不少。我们一方面要分化他们的力量，让自由派、天主教的青年、还有“爱国”的青年都暂时跟着我们走，另一方面，也要准备着……”他做了一个握拳的手势，用力捏紧了手。恩里科的心脏也跟着用力泵了一下，热血沸腾，他在米兰做过收枪的工作，最清楚那些游击队的同志从未真正交出武器，也从未真正与国家休战。他想起总书记最近在议会的最后通牒：如果你们执意卖国，我们就将用起义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