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可以忍受黑暗，如果我不是在小学母校见过阳光

谨以此文，献给我那两位曾在我人生最初阶段点燃思想之光的小学班主任。

我常常在成年后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对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张力，始终无法闭眼不看？为什么我总在拒绝极权与剥削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或许，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我童年时在深圳的小学母校。

我成长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圳，那是一座中国最开放的城市之一。我的小学是一所普通的公立学校，却在那几年里给了我非同寻常的阳光。在那里，我们选班干部是通过全班公开投票进行的。每个候选人名字下面划「正」字计票，一个人一票，笔画多者胜。这种做法简单、直接，却第一次让我真实地感受到什么叫「多数决定」与「集体选择」。没有人教我什么是民主，但我已开始体会它的滋味。

有一次，我听到语文老师，也是我的班主任、一位中共党员，在课上把「铀」读成了第四声。我回家查了字典，发现是第二声。第二天，我私下告诉了老师。出人意料的是，她不但没有责怪我，反而在语文课上公开表扬我，说我「求真，勇于指出错误」。这对一个小学生来说，是多么强烈的正面激励。从那刻起，我第一次明白，真理和权威，是可以分开的。

还有一节语文课，我至今记得老师曾问我们，「敌人是谁？」一个男生回答，「敌人在日本。」但老师却没有顺着这种情绪发散，而是非常认真地纠正我们，「敌人是一些日本政客，不是日本老百姓。日本普通人，其实跟我们一样，也希望和平。」在民族情绪时有起伏的氛围中，老师这番话，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区分人民与政权、反对盲目仇恨的理性视角。

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班级里的政治氛围。一些同学会公开表达对一些开国领袖的质疑，甚至有人直言“某领袖是土匪”，班主任老师听见了也不曾阻止。班里一半同学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我们甚至听说过有人支持香港的游行抗议或谈论「邪教」，老师有时不知道，有时则选择沉默。这一切竟然都在中国的校园里发生过，这不是神话，而是我亲历的现实。

上了小学六年级，我们换了一位新班主任，也是一位语文老师。她说话时常嘟嘴，往往主动安抚我们的情绪，像朋友一样与我们相处。在一次轻松的课余活动中，她忽然对我们说，「中国也是资本主义」。这当时让我大吃一惊。年幼的我意识，到这绝不是体制内老师能轻易会说出口的表达。但如今回看，这也许正是深圳的真实写照。这里比中国其他地方更早经历市场化，也更早产生对「制度真相」的朦胧感知。

我不是一夜之间成为自由社会主义者的。我不是主动寻找「罗莎主义」的，而是在不断质疑发问的过程中，在被一些教条主义者拒绝、被现实撞击之后，渐渐与罗莎·卢森堡的思想不期而遇。我仿佛听见她从一个遥远的时代温柔地回应我，不是命令，不是指责，而是带着微笑轻声说，「来，我们一起看看，你的点子到底哪里有趣，哪里需要改进。」

所以我始终相信，革命不该是灌输，而是唤醒；不该是死记硬背的口号，而是充满生命力的讨论；不该是由上而下、排斥异见的一元化，而应是多元声音下的民主协商与集体创造。我知道，中国还有许多人从未拥有过那片阳光。他们从小只学会了顺从、记忆、封闭与对「正确答案」的膜拜。而我幸运地生活在一个小小的、微弱却真实存在过的思想绿洲。

我本可以忍受黑暗——

如果我不是在小学母校，见过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