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多慧穿北一女校服爭議的重新解讀｜誰規定穿上制服，就必須表現出學生「應有的樣子」？

原刊載於《關鍵評論網》標題為《李多慧北一女校服爭議重新解讀：穿上制服的那一刻，你就不是你自己了》

幾乎每一個在台灣念過中學的人，都聽過老師、校長、教官說過同一句話：

「今天你穿上了這件制服，你代表的不是你自己，而是這整間學校。」

這句話說得如此理所當然，以至於沒有多少人停下來追問背後的邏輯有多殘酷。學校要求學生在穿上制服的瞬間，進行一次自我的消失。個人主體被集體符號吞噬，而這個吞噬還被包裝成榮譽感與責任心，讓服從顯得價值崇高，讓越軌顯得羞恥可憎。

2026 年 5 月 26 日，味全龍韓籍啦啦隊員李多慧，在台北大巨蛋中場表演穿上北一女綠色制服熱舞，當下滿堂喝采、掌聲四起。

隔天，一場延燒近兩週的論戰在 Threads、PTT、YouTube、乃至韓國主流媒體之間引爆。幾乎所有的評論者都在討論文化挪用、男性凝視、雙重標準，卻鮮少有人問出眾聲喧嘩之外的問題：

是誰規定了，穿上學生制服的人，必須表現出學生「應有的樣子」？

制服作為規訓裝置

要理解這場論戰，必須先理解制服在台灣教育場域裡扮演的角色。

制服從來不只是一件衣服。拆解制服的英文 uni-form（統一的形式）後就能發現背後是一套可見的規範符碼，讓身體的「正確性」隨時可被監視與評判。

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在分析現代規訓機制時指出，讓規範發揮效果的是讓被規訓者將監視內化，讓他們自己成為自己的看守人。

台灣的學生制服正是這套機制的具體化：

每當學生穿上制服走出校門，他們不只是穿了一件衣服，而是穿上了一套行為腳本。學生不可以性感、俏皮、搔首弄姿，只能是好好讀書、乖乖考試，展現出社會期待中「學生應有的樣子」。

更精確地說，「學生應有的樣子」從來不是由學生自己定義的。

這套腳本由校方行政、家長期望、升學體制共同構成，學生成了形象的載體，卻不是形象的定義者。「你穿上這件制服就不是代表你自己」這句話，其實是在說「你的主體性應在此退場。」

李多慧的中場 solo 表演之所以讓一部分人感到冒犯，是因為她的身體在制服這個規訓符碼的正中央鑿開了一個裂縫；穿著學生制服，卻拒絕表演「學生」。那個被冒犯的感覺，正是規訓機制被擾動的證據。

「代表學校」話語的雙重鎖鏈

「你穿上這件制服不是代表你個人」，其實包含兩層彼此強化的邏輯。

第一層是身份的取代：個人被集體身份覆蓋，「我是誰」成為次要的問題，「我是北一女學生」才是主要的焦點。

制服在這裡充當了一種帶有強制性的前台，借用美國社會學家高夫曼（Erving Goffman）的戲劇理論，所有的日常互動都需要一個「前台」，一套表演給他人看的形象管理；而制服的特殊之處在於，這是一個被校方而非個人預先設定好的前台，學生沒有選擇自己表演腳本的自由。

第二層更隱蔽，也帶著壓迫：這句話預設了「學校形象」是一個固定、純淨、需要被守護的品牌，而且這個形象的守護責任由學生的身體來承擔。

學生的每一個動作、每一次公開出現，都成了學校品牌的延伸。北一女制服的符號力量之所以特別強大，是因為這所學校在台灣升學體制中長期佔據最優渥的資源，深綠色襯衫和黑色百褶裙早已超脫布料的編織，成為一種階級與菁英的可見標誌。

制服的高度符號化，讓「北一女制服被外人穿上」無法止步於穿搭風格的討論。在批評者的邏輯裡，這不只是服裝借用，也是對一套精心維護的菁英身份秩序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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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的話語權

這場論戰中，最有力的批評聲音來自北一女校友。表演藝術家、OISTAT 國際劇場組織執行長魏琬容在 Threads 發文，先肯定李多慧的舞蹈專業，再提出 my culture is not your costume 的觀點並反問：

「為什麼要挑北一女制服，不是建中制服？建中超活力的啊。」

魏琬容的反問是整場論戰裡最具穿透力的一擊，她精準指出了一個不對等的凝視結構：市場渴望的是女校裙裝，而非男校制服。以男性觀眾為主的棒球場場域中，「女學生形象」被消費的方式，與「男學生形象」根本不對等。

這個批評當然是有效的，但不應輕易被「雙標」指控所消解。

然而，在魏琬容批評之外，另一群批評者的論述卻引發了「誰有資格發言」的問題。部分北一女校友認為自己擁有評判的資格，正是因為「我穿過這件制服、我在那套體系裡好好完成了學生的本分」。

這種「服從換取話語權」的邏輯，剛好在社會學上有一個對應的概念：

象徵暴力（symbolic violence）

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指出，象徵暴力的特殊之處在於，被支配者往往會主動認同支配他們的那套規則，並用這套規則來評判他人。

校友主張「我當年好好讀書，所以我有資格說什麼叫做北一女的樣子」，她們以為自己在捍衛某種珍貴的校園文化，但實際上是在社群上當起道德警衛，替一套壓抑學生主體性的規訓體制撐起正當性。

這並不是在說她們的感受是假的，毫無疑問，她們與制服、學校的情感連結是真實的。但感受背後的結構值得被檢視。她們的話語權，本身就來自那套制服體系的授予。北一女的校友已經是這套體系的成功內化者，不能僅看作局外的中立評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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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標論的效用與侷限

反方最強的武器是雙重標準的指控，而且確實打中了要害。

2024 年 12 月，K-pop 女團 BLACKPINK 的成員 Rosé 在首爾簽售會上，被台灣粉絲送上北一女制服當場套身，輿論幾乎是一面倒的好評；IVE 的隊長安兪真 2023 年 11 月來台，同樣穿小綠綠被封「最美學姐」，也沒有引發爭議。

北一女舞蹈社更是連續四年在天母棒球場穿制服表演，學生自己穿制服勁歌熱舞，更沒有人指控「性化制服」。

這些案例讓「為什麼是李多慧」的問題難以迴避。《新頭殼》專欄作家管仁健提出一個尖銳的解讀：

批評者專打「好欺負的個體戶」，而對跨國經紀公司的 BLACKPINK 卻選擇沉默。

管仁健認為背後是階級歧視，打從心底看不起啦啦隊這個行業，敢罵李多慧，卻不敢得罪演藝圈權貴。

然而雙標論也有其侷限。

批評方對此的回應並非全無道理：Rosé 是在非正式場合被粉絲「送上」的，非有意規劃的商業演出；李多慧的表演是球團企劃的正式中場秀，制服上繡有真實校名，在以男性觀眾為主的場域中作為視覺焦點登場。上述兩起事件的脈絡確實有所不同。

雙標論揭示了批評者的選擇性，但無法完全回答「這件事究竟有沒有問題」。制服對學生形象的的問題仍在：

問題是出在制服上？還是出在那套規定「穿制服應該是什麼樣子」的社會規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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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社社長的聲音

在這場論戰裡，一個幾乎被淹沒的聲音，卻是最值得被認真對待的。

北一女舞蹈社社長在社群媒體上留言澄清，她提及舞蹈社連續四年受邀在天母球場演出，穿著北一女制服是因為「希望穿上最能代表她們、最具標誌性的服裝」，並強調

「從未想過穿著這身衣服並展現日以繼夜準備的舞蹈表演，會被貼上『性化制服』的標籤」，更要求外界「不要隨意污化我們的努力」。

社長的肺腑之言被反方用來攻擊批評者的雙標，但我認為背後所蘊含的意義遠不止於此。

社長在做的事情，是主動重新定義「代表學校」的多重維度。學生不只能考試第一、端莊守禮，也可以在舞台上的汗水與青春、力量與技藝。她拒絕接受「穿上制服跳舞等於性化制服」這個框架，因為在她的經驗裡，穿著制服跳舞就是她作為北一女學生最驕傲的時刻之一。

這正是學生奪回主體定義權的時刻。不是透過抗議或宣言，而是藉由身體的實踐，在舞台上不顧規訓腳本的存在。

李多慧的熱舞，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同一件事。她是外籍啦啦隊員，不是北一女學生，她的制服表演確實涉及脈絡的移位，批評者的疑慮有其道理。

但李多慧的中場表演打破了整套「制服規定了你應該是什麼樣子」的社會腳本；而這個腳本，壓制的不只是李多慧，也壓制著每一個穿上北一女制服、被要求消失成集體符號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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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挪用」的侷限

這場論戰中，魏琬容援引了「my culture is not your costume」這個源自歐美反種族歧視運動的口號。這個框架的核心邏輯是：

主流或優勢群體取用邊緣群體的文化符號，在享受其「異國情調」的同時，卻不必承擔這個文化所附帶的歷史壓迫與社會代價。

然而，把這個框架套在北一女制服上，其實忽略了一個事實：

北一女不是弱勢群體，而恰恰是台灣升學體制中掌握高度社會資本、文化資本的菁英群體。

「我的文化被消費」的委屈感是真實的，但這種委屈並不符合文化挪用理論所預設的「強者消費弱者」的權力結構。

更精確的描述或許是：這場制服論戰直指了「菁英女校符號」與「女性身體展演」之間的緊張關係；前者是受過高度尊重的社會資本，後者在公共場域中長期被凝視與消費。

李多慧的表演把這兩者疊加在一起，讓兩套原本分屬不同場域的規範同時出現，才引發了那麼兩派人馬強烈的認知不適。

誰有資格定義「制服的意義」？

這場論戰最終以李多慧改穿其他服裝繼續表演、並於深夜淚崩發文「來到台灣之後，我從未後悔過」而逐漸退燒。球團與中華職棒聯盟始終未就表演內容規範發表任何聲明，北一女校方也未以機構名義介入。

味全龍僅透過李多慧經紀人發布簡短 125 字聲明，澄清這次演出是配合台北城市主題策劃，以青春與活力表達地方特色，沒有消費、醜化、不尊重特定學校文化的意圖，並承諾後續會更努力。球團官方未額外就「表演內容規範」或制服使用原則發表正式聲明。

一切好像回到了原點。但這場論戰留下的問題，並沒有因為新聞熱度消退而消失。

誰有資格定義「制服的意義」？

是設計這件制服的校方、是穿上制服的學生、是把制服奉為文化記憶的校友、還是在制服身上投射欲望與焦慮的社會大眾？當我們說某個人「穿著制服的形象不對」時究竟在捍衛什麼？是學生的尊嚴，還是我們對「學生應該是什麼樣子」的控制欲？

北一女舞蹈社社長給出了她的答案。她穿著北一女制服，在各個舞台展現自己；在棒球場上如何存在，不需要任何人的許可。

那才是學生主體性最清醒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