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正传. 续章》（1）

第一章（1990–1999）

我叫福瑞斯特·甘，大家都叫我阿甘。要是你忘了，我还住在阿拉巴马州的格林博。这地方挺合适像我这样的人——喜欢无事坐在家门前廊、清楚地知道五邻四舍的哪只狗守着哪只信箱。电视里的人说冷战结束了，说得跟预报天气似的——“长达44年的历史终结。”在我看来，历史不过是脱了件冬衣，照样往前走。

那会儿我有两份全职工作：把孩子带大，和把草坪修平。这两件工作都不用打卡。小阿甘腿长、话不多，像他妈妈。他问的问题需要地图或图解，我都没有。但我会煎鸡蛋，也会用平静的语气说“我不知道”，这样能让我们的早餐顺利进行。

学校七点四十五上课。每天我们在那棵木兰树下等校车，那树像一位善良的阿姨为我们撐着伞。我给他准备三明治，还塞一张小纸条，上面写：“把你擅长的，做得更像你。”我本想天天换句式，后来发现对一个人说“我爱你”，花样其实有限。话说回来，重复也不是坏事——很多事第二遍才听进去。

苏联在电视上“散伙”的那天，小阿甘问：“爸，那是不是我们赢了？”我跟他说，战争不像橄榄球，记分板有时只是墙上的一排名字。他点点头，像是明白了——孩子常这么做，好让大人觉得自己有用。

学校来信说：“电脑是未来。”我们就买了一台。主机屁股挺大，旁边还连着个会发出“被挠痒痒的机器人”那样怪声的小盒子。卖场的小伙子告诉我它配了“鼠标”。我说家里不养动物，容易过敏。他笑着还是把“鼠标”卖给了我。

开机后，屏幕问我要“密码”。我打了“please（请）”。它嫌不够“特别”，还要加“符号”。我又添了个星号，它还是板着脸。跟“未来”较劲一星期无果，我把鼠标搁在杯垫上，把邮寄来的那些闪亮“上网光盘”用来垫杯子不出水印。我们照旧看报纸——凡是得自己走到你家门口的新闻，一般没那么急着撒谎。

虾业的收入稳稳进账，偶尔还会收到一封公司寄来的信，信笺页上有一个被咬过一口的苹果。密密麻麻的小字像远处的人群，上面写着“股息”。我拿去银行问卡特小姐是不是好消息。她说：“甘先生，非常好。”那语气像牙医夸你“有认真用牙线”。我说我什么都没干。她说，有时候“什么都不做”就是诀窍。

这给了我一个我能懂的主意。我去找校长，问“有没有那些聪明但买不起铅笔的女孩？”——因为我认识过一个那样的女孩。校长说每个女孩都该有机会。我说“说得对”，把银行的信封推过去：“我想以珍妮的名字设个奖学金，给那些不光靠运气的孩子。”校长抽起纸巾笑着哭了，说还得填表。世界正要变善意时，总少不了表格。

我们把它叫作“珍妮·柯伦奖学金”。我每年开学和圣诞各送一张支票——好事应该一年有两季。第一个获奖的姑娘叫哈莉，她写来的感谢信像条跃出水面的鱼：**“甘先生，我买了计算器，也买了足球鞋。看来我可以不止做一种人。”**我把这信揣在口袋里很久，钱因此变得“更轻”。

九十年代的格林博也有点变化。帕特尔先生接手了加油站，教会我“刷卡机会把小票吃掉，而且从不吃饱”。老杂货店变成了“超级中心”，你不挪车就能买到榔头、金鱼和婚礼蛋糕。街角的蓝房子住进了一对从俄罗斯来的小两口。男人叫谢尔盖，拿一把螺丝刀和一记“凝视”就能修好一切。我们话不多——语言老是“跌跌撞撞”地道歉——但会隔着篱笆互换番茄。番茄不需要翻译。

小阿甘试过运动，又试过“别那么试”。他腿不错，可棒球不太爱他。后来进了象棋社，不挪窝也能赢。我去看比赛，像去教堂那样安静。他把＂车＂走得像它真有急事。赛后我问他秘诀是什么。他说：“时间。”我告诉他有意思，因为修草坪也靠这个诀窍。

我照旧如常去修草。把草推成一条条直线，斜着看像面国旗。有人路过会说：“阿甘，这草坪真爱国。”我就说：“也没想整花样，只是让草坪与地面‘平等相处’罢了。”偶尔小阿甘也推着手推机在一小块里来回，我沿边修修。我们不多说话，草自己会发出正确的声音。

电视上播报海湾战争像打电子游戏，结束也是那样。我关掉声音看新闻——这样更体面。夜里我坐在屋椽前廊听着凄凄声数蟋蟀。 老实说，数看不见的东西有点难。

社区大学请我去做职业日演讲。我问自己算哪门职业。院长说：“坚持不懈。”我把它写在一张卡片上，免得忘了我是谁。我告诉学生：我靠能跑的时候就跑，该走的时候就走，智慧追上来就站着不动，才走到了今天。他们拍手，好像我说了了不起的话。我挥手，告诉他们我并没有。

有天小阿甘带回一项作业：“用绳子搭一个‘万维网’。”我们把大头针钉在软木板上，用毛线把格林博、伯明翰、华盛顿，以及一个叫“别处”的地方连起来。完工后，像是一只手艺不错的蜘蛛先认真编网，再慌张了一把。他问：“爸，你懂这意味着什么吗？”我说：“懂，别把这玩意儿靠在墙上。”

那时候我们几乎不吵架。最大分歧是就寝时间。他老想再读十分钟书，我大多允许——世界需要多点翻页的人。有时他读给我听，有时我读给他听。我给所有角色都用同一种声音，这是最公平的配音方式。

我们每周日去看珍妮。带不怕热的花——百日菊或万寿菊，都是温吞却耐看的小脸——我就跟她说一周内发生的事：小阿甘的科学课得了B；割草机皮带断了，我用谢尔盖的“凝视”修好了；银行的卡特小姐跟音乐老师订婚了。有时对着石头说话傻是傻了点，但会跟一种东西说话，就会跟另一种说；悲伤总在听，只是少回应。

95年那会儿，学校开了电脑课。我签了家长同意书，还交了一笔所谓的“上机费”。学校开放日那天，老师特意给我演示了一下，说互联网得发出点动静才算连上了。那声音听起来就是拨号的杂音，怎么说呢，就像是那机器吃坏了肚子在那儿翻江倒海似的。

小阿甘迷上了电子邮件，说发出去就到。我问邮差知不知道。他说邮差有了个新岗位叫“垃圾邮件过滤”。我说这名字像放在橱柜里、跟果酱摆一起的东西。

不久，学校图书馆新建了一个小翼厅，牌子写着：**“珍妮·柯伦阅览室——社区朋友捐赠。”**我算那“朋友”之一，但牌子上没有我的名字——正合我意。剪彩那天，个头更高、穿着像招生海报的哈莉握住我的手：“是你让它出现的。”我说：“书堆够高、灯一直亮，阅览室就会自己长出来。”

世纪末，格林博办了场游行，有敞篷车、彩纸，还有一辆做成阿拉巴马州形状的花车。我和小阿甘、老邻居新邻居站在一起。大家都在谈千禧年，说电脑可能忘了今天几号、一起罢工。市长说别担心，电力公司有台非常聪明的发电机。大家像为四分卫一样给那台发电机喝彩。

乐队走过时，小阿甘靠着我，问我觉得未来会是什么样。我认真想了想——我擅长认真地慢。“儿子，”我说，“我看未来就像过去，只是它还没发生。我们还是要吃早饭；还是要准时还书；还是要在错的时候说对不起，在被帮助时说谢谢。剩下的，就够我们忙的了。”

午夜到了，除了烟花，什么都没炸。我们在前廊分了一块巧克力。他把最后一块让给我——他是好孩子，而我从来不擅长省糖。忽然有根羽毛不知从哪儿飘来，在廊灯下跳了个小舞，又悠悠走了。我向它道了声“顺风”。对不需要祝福的东西说句好话，也是礼貌。

这就是我们的九十年代：学校与奖学金、被推成直线的草、比礼貌更看重符号的电脑、会互送番茄的邻居、学会一种新噪音的小镇、一个把象棋各子名字都记牢的小男孩。历史总像有急事那样大步流星，而我们就在该在的地方“准时出现”。这其实也是一种“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