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政府言论管控的思考

二零二五年 十一月一日

最近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个现象的一个面是中国官方是会严厉打击政治言论的，就算擦边也不放过，比如说户晨风一类人，他们把社会横向一刀切为上下两个阶层，根本来说是在中国内部把中国官方和中国人民切割开来了，形成了一种“我们”和“他们”的对立叙事，从而削弱甚至替代了中国官方民族复兴的宏大叙事，这肯定是中共不允许的。

而这个现象的另一个面是，中共甚至默许和放任一些言论，它选择性管控那些把社会竖向切割的言论，比如性别对立、地域歧视、饭圈对立等，这本质上是削弱群众组织能力的，就像文革以后政府就不靠政治动员维持国家了，而是依靠官僚体系运转，不仅国家机器得到强化，群众的组织能力更是弱化到没有，形成了原子化的个人，这是它乐见其成的，只要不威胁到它，一旦越界它就会重拳出击。

另外关于学历贬值的言论。你很少见到有人说高考无用、读书无用的言论，因为那是对于教育体制的直接攻击，而你会经常见到大学生就业难、毕业生多、985送外卖之类的言论甚嚣尘上。这是很有意思的。

大学生就业难的真实问题是就业市场结构错配、经济波动增量就业减少，于是社会无法提供足够多的匹配大学生期望的就业岗位，这是社会问题。但是联系到最近几年官媒总是在喊“脱下孔乙己的长衫”、“眼高手低”之类的话，你会发现官媒试图把一个政府责任的社会问题，转化为个人责任的心态和择业观的道德问题，这很有效，这个国家最大的宣传机器就是它，它能控制引导主流舆论，于是学历贬值的现实与学历贬值的预期相互强化，学历贬值得更快了，可以说，官媒在学历贬值中起到了总加速器的作用。

官方媒体的本质在这个过程之中显露无疑，它们从来不是新闻机构，而是党的喉舌、舆论引导的工具，当官媒批评年轻人“孔乙己”的长衫，的时候，是在执行意识形态任务：教育年轻人认清现实、放下身段、服从大局，主动适应国家设定的路径。就是在说“啊，政府没有问题，国家没有责任，问题是你的期望和心态，你的痛苦完全是你个人的责任。”

但这也不是没有代价的，代价就是相当一部分人根本不吃这一套，他们的想法是“我寒窗苦读十多年我做错什么了？”“为什么等我毕业了一切都变了呢？”，于是官媒、政府在这些人中间持续损失公信力。在很多公共事件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只是反贼，甚至小粉红也开始质疑政府的通报了，这就是隐性的代价。

解决就业难的问题，本质上需要社会共识需要“政府进行结构性改革”、“恢复经济发展”的共识，好吧，现实却是“年轻人降低预期”、“脱下长衫”、“不要眼高手低”。官方允许讨论“找工作难”，却不允许讨论“为什么找工作难”，这其实是一个社会情绪的减压阀，允许你抱怨，但进一步追问，就不行了。

中国官方始终在社会舆论的背后暗推学历贬值的共识，因为当“脱下长衫”成为社会共识以后，年轻人就更愿意进入制造业、服务业等基层岗位，或进行所谓的灵活就业。怎么解决失业问题？提高判定失业的门槛不就好了！

如果中国官方承认是教育体系扩招、经济结构转型画满、优质岗位不足等问题造成了年轻人的失业，那么责任的主体就是政府，是政策制定者。而塑造“脱下长衫”“学历贬值”的舆论氛围，那么责任的主体就巧妙的变成了年轻人自己了。

说到这里好像都是中共坏，引导舆论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但不完全是，也有出于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的考虑，设想一下，如果像管控政治言论一样管控学历贬值言论会怎么样？

从社会心理层面来说，短期内，年轻人会更有希望，相信努力会有回报，社会的主流舆论依旧是“知识改变命运”（最近几年很少听见这句话了），暂时缓解了焦虑情绪。但经济基本面并没有变，一旦人们发现现实无法兑现自己的期望，失望只会更加猛烈。

从劳动力市场层面来说，短期内年轻人的求职热情会上升，就业市场供给上升，同时工资或许会高一些，但就业市场的总体需求还是变化不大，因为这由经济基本面决定。那么就业竞争就会更加激烈，用人单位还是会压低工资。长期来看，劳动力结构失衡，技术工种较为短缺，而大学毕业生过剩，这已经是中国正在经历的困境，目前默许甚至放任学历贬值论，其实在心理上引导年轻人向基层、技校、蓝领岗位流动，让他们认命，是一种舆论引导的就业分配。

中共其实在维稳方面很高明，在管控舆论的时候，它都是具有选择性的，优先管控挑战政权安全的言论，对于能够分散社会注意力、缓解不满、弱化行动力的言论则是默许和放任的，甚至背后推波助澜。“学历贬值”、“孔乙己的长衫”、“你不干有的是人干”，其实都是中共乐见其成的，因为它把政府责任的社会问题，转向个人心态问题，让年轻人不在质疑这个体制，让他们变得焦虑、愤怒、沮丧，进而质疑自己，“都是我不够努力”。它没有解决问题，而是转拜年了人们看待问题的方式，这是一种社会心理维稳工程。于是政府不需要兑现任何承诺，只需要引导舆论就能维护社会稳定。

中共从来不希望年轻人想着改变世界，而是希望他们学会在世界中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