谴责受害者：从禁烟史到塑料史

谴责受害者：从禁烟史到塑料史

资本主义的通用剧本，七十年演了两次

资本的温柔与背叛

资本主义最擅长的手段，不是制造产品，而是制造罪名。
它先让你爱上一样东西——最好是会上瘾的——然后温柔地转身，把罪名丢给你。烟民如此，用塑料袋的主妇也是如此。

冷烟与龙虎豹

我十四岁开始抽烟。老爸也是烟民，但不是跟他学的。在那之前，我看到别人抽烟会皱鼻子——学校和家里把“吸烟有害健康”灌得我满脑都是。

转折发生在中学。那时朋友比家人重要。第一次听他们说“打飞机”，我愣住了。隔天，有人递来一本《龙虎豹》，还附字典。那年代的性教育，不在课堂，而是在这些地下教材和录像带里。

假期必备节目是黄色录影带。父母不在家，一群同学窝在客厅看。剧情最激烈时，有人塞来一支点着的烟：“冷烟，抽一口冷静。”

散场时，同学把半盒烟塞给我。我赶紧开窗、搬出电风扇，把证据吹走。那一刻，我正式拿到少年圈的护照——口袋里的香烟，象征零用钱够多，也有某种权力。代价是，从此过上躲躲藏藏的日子。

吸烟区与高效率

八十年代，吸烟几乎无处不在：电子游戏厅、咖啡茶室、戏院，甚至飞机舱。

我第一份工作在报馆，当美术员。办公室禁烟，却禁不到主编室——主编是同村人，没烟时会叫我进去陪抽。版面编得乱七八糟？没事，他们不敢投诉。

后来我去香港出版社当见习漫画助理。那是天堂——办公室里边画边抽，没人会皱眉。我们那组每星期要赶两本漫画期刊，谁还跑去走廊抽烟？老板巴不得我们一边吞烟一边交稿。

回国后，我只上过几个月班，因为那是最后一个允许办公室抽烟的地方。公司转行做广告，我就走人了。

禁令与羞辱

九十年代，室内禁烟潮来了。医院、学校、快餐店的空调区先行禁止。英国干脆把烟盒上的品牌去掉，换成恐吓图。匈牙利更绝：烟草只能在特许店卖，不挂招牌，玻璃要不透明。

这些规定里，烟民是重点羞辱对象。真正的元凶——烟草公司——账面依然漂亮。只要有人主动开口买，商家就能合法卖。

资本的高招是：让上瘾的人自己背锅，让供应商继续自由买卖。

塑料袋的好日子

这一套模式，也长在另一种商品上——塑料。

小时候陪妈妈去巴刹，是个苦差事。那个大藤篮能把人压得弯腰驼背。塑料袋一出现，小贩的生意立刻好三成——轻、干净、容易带回家。

当年的塑料袋是千年不腐的，婆婆会洗干净再用。她存的纸钞，用塑料袋包了三十年，完好如初。

汽水用玻璃瓶装着，瓶盖开了就关不上。大家都乐意喝完退回瓶子省一毛。

可电视广告换了剧本也换上了塑料瓶—用完即丢，“方便又卫生”。家长一听“卫生”，第二天就买两打。几十年后，他们再指着我们说：“你们毁了大自然。”

消费者的原罪

明明是商家用塑料包满整个超市，却指控消费者环保意识差。
明明是食品工业逼你买塑料封装的热食，却教你为海里的微塑料忏悔。

环保组织甚至在德国成了政党，呼吁“向消费者征环保税”，而不是限制生产源头。熟不熟？和禁烟一模一样。

在这些故事里，消费者既是受害者，也是代罪羔羊。企业的难题，都能用这一招化解——把问题变成道德指责，让群众互相监督。

塑料精致化与耐用化

塑料的故事，并不只是快消垃圾的故事。它完全可以被做得坚固、耐用、美观。只是当资本不需要它长命时，才会让它短命。

黑色塑料电话
八九十年代的通用有线电话，塑料壳厚实、油亮，防潮防尘，几十年不变形不脆裂。坏的永远是里面的电路，不是外壳。它用存在证明——塑料也能做传家宝。

街边塑料椅
大排档以前用铁加木板的折叠椅，沉重、易生锈，收摊要两手搬。而且它是街头斗殴的“第三杀器”，一椅下去轻则骨裂。塑料椅取代后，收纳轻便，一手能拖走一摞。斗殴时声势更大，却很难闹出人命。它不只是换材料，而是改写了街头的暴力规则。

亚克力颜料
艺术界的塑料革命，是亚克力颜料。干后漆膜防水、防霉、防裂，几十年不褪色。能上画布、木板、金属、墙面甚至织物——把作品从环境的囚徒，变成可以和时间对抗的存在。

这些例子说明：耐用的塑料不是不存在，而是被淘汰。短命化只是资本为了加快更换周期、制造持续需求的手段。

通用剧本

从烟到塑料，再到社交媒体的“仇恨机制”，剧本没变：

推出产品，让它无处不在。

等到副作用显现，把责任推给使用者。

用道德与法律管束需求端，放过供给端。

让受害者彼此谴责，企业全身而退。

资本主义的天才，不在于制造香烟或塑料，而在于制造可循环使用的原罪。
如果你觉得这模式眼熟，恭喜你——你已经看穿了下一个禁令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