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長照 3.0 與實際執行的落差

近年來，「長照 3.0」被視為台灣高齡政策的重要升級版本。
官方文件裡，它代表的是：
服務擴大、資源整合、醫療與長照銜接、科技導入、社區支持網絡更完整。

從政策語言來看，這是一個理性、進步、回應人口結構危機的制度設計。

但如果你真的站在照顧現場，就會發現另一件事：
制度看起來更完整了，但實際執行的壓力，並沒有因此消失，反而更集中。

一、官方在做什麼？——制度層級的「合理想像」

在官方論述中，長照 3.0 的重點大致包括：

• 擴大照顧對象（年輕型失智、中壯年失能者）

• 強化醫療與長照銜接（PAC、居家醫療）

• 提升社區服務、交通接送、喘息服務

• 導入智慧輔具與科技照顧

• 補足城鄉資源落差

這些方向在紙面上都沒有錯，甚至可以說是必要的。

但問題從來不在「方向對不對」，
而在於——這些設計，最後是由誰來承接？

二、實際執行的真相：所有「整合」，最後都會落到人身上

政策文件裡講的是「跨專業整合」：
醫師、護理師、治療師、社工、營養師共同合作。

但在多數家庭的日常裡，真正每天出現在現場的，只有一個角色：

👉 居服員

居服員要面對的不是制度，而是：

• 今天要不要換尿布

• 情緒失控時要不要硬撐

• 家屬期待、個案能力、時間限制三者衝突

• 做太多被說「代勞」、不做又被怪「照顧不好」

在長照 3.0 之下，服務項目變多了、期待提高了，
但居服員的時間、薪資與決策權，並沒有等比例增加。

整合，在文件裡是協作；
在現場，往往變成壓力疊加。

三、沒有說出口的事：隱性的「功能期待」

官方文件並沒有明說「要賦能、要復能」。

但在實際執行中，常會出現這些話語：

• 「是不是可以讓他自己多做一點？」

• 「不要什麼都幫他」

• 「復健師建議可以試試看」

• 「現在政策方向是延緩退化」

這些話本身並不惡意，
但它們隱含一個前提假設：人是「還能被訓練的」。

問題是——
對多數高齡者、重度老化者、失智者而言，這個前提本身就不成立。

他們不是不願意，
是能力結構已經不允許。

於是，現場就會出現一種荒謬的狀態：

• 政策沒有明講

• 但期待存在

• 而承擔期待的人，還是居服員

四、失智與高齡：不是「不配合」，而是「做不到」

長照政策常談「延緩退化」，
但很少正視一件事：老化本身就是不可逆的。

對於失智者來說，
你要他「學會新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種認知錯位。

對於九十歲、視力聽力嚴重受損、行動困難的長者而言：
能自己洗臉、刷牙、吃飯，已經是極限中的極限。

再往前一步，不是復能，是折磨。

而這些「不能再被推一步」的現實，
在制度設計裡，往往被忽略。

五、2.0 的問題沒解，3.0 只是換一種說法

在長照 2.0 時期，現場早已出現結構性問題：

• 居服員人力不足、流動率高

• 家屬與居服衝突頻繁

• 照顧內容被切割成零碎時段

• 全人照顧變成不可能的任務

長照 3.0 並沒有真正解決這些問題，
只是在其上加了更多任務、更多服務項目、更多期待。

當人力沒有根本改善，
制度再升級，只會讓留下來的人更辛苦。

六、最誠實但最不政治正確的一件事：照顧就是經濟行為

不論制度如何包裝，現場始終存在一個殘酷事實：

👉 照顧品質，與經濟能力高度掛鉤。

• 能請得起長期看護的人，照顧品質相對穩定

• 只能依賴破碎化長照服務的家庭，壓力與衝突必然更高

這不是道德問題，也不是誰比較努力，
而是資源配置的現實結果。

要求在有限預算與人力下，
同時達到「尊嚴、專業、情感陪伴、功能維持」，
本身就是不切實際的期待。

結語：真正的落差，不在政策，而在現實

長照 3.0 的問題，並不是「方向錯誤」。
而是它假設制度升級，就能彌補人力、老化與經濟現實之間的裂縫。

但照顧不是系統更新，
不是版本號改了，人就不會累。

如果政策制定者沒有真正站在照顧現場，
沒有承認「有些人就是無法復能」、
沒有正視「居服員已經在超載邊緣」，

那麼再多的整合與升級，
最後都只會變成一句話：

制度看起來更好了，
但現場，卻更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