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者談為克格勃工作的“性工作者”

▢ 格蘭特·阿普列西揚
《新觀點報》 1993

出於可理解的原因，這名男士要求匿名接受媒體採訪。以前他是國家安全部門高級官員，後因病辭職。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時候，該人曾做過賣淫女監護者，她們在克格勃“保護傘”底下跟外交官、外商和貿易代表團成員進行性交易。
我國至今絕對禁止報道盧比揚卡國安人員活動，所以我請受訪者詳細談一談。（譯註：從訪談內容判斷，此人可能曾在負責外勤跟蹤監視的克格勃第七局）

受訪者介紹：據他所知，此類業務活動是在一位副局長：薩維諾夫將軍（已去世）的積極倡導下開始討論的。將軍是個精力充沛之人，特殊的工作風格近乎冒險。也許這就是他挑起這副擔子的原因吧。克格勃第2總局——最高反間諜機關——基於各種原因已經從此類業務中抽身，稱之為與風險類型的代理人合作。為什麼說有“風險”？因為她的任何錯誤舉動都可能給我們招來非常不好的意外後果，可能使我們同警察、同大使館身後的外國公民發生衝突。失足婦女說不定哪天就會“出賣”你，變成“雙面間諜”，為誰效勞都搞不清楚了。畢竟她們就是靠著滿足人類本能討生活，陪酒、陪睡，拿錢拿好處。這已經離人格墮落不遠了。故只有少數新手願意找這類代理人合作。

儘管如此，薩維諾夫的局仍決定組建相關隊伍，既要控制、利用可能的代理人，又要從外國人裡面尋找潛在的易招募者。

— 這是專屬貴局的特權嗎？
— 是的。除了跟蹤監視，本單位還要保衛大使館和外國人公寓，包括把賣淫女帶過去。否則她們自己很難進去。有些女人常年足不出戶，唯恐走在街上被巡邏的抓住。
我們成立了七人小分隊，隊長是我們副處長謝爾蓋·安德烈耶維奇·羅曼諾夫，他也去世了，是個優秀的人，真正的國安人員。
工作開始。技術裝備十分簡陋，主要憑著失效的安全保衛系統在幹活。我們同內務部建立了區域性聯絡，因為抓人之後得請女士走一趟警察局。另外還有別的辦法來處理“妓女問題”。有時候採取行動的形式。
賣淫女年齡在15-40歲之間。命都不怎麼好：父母酗酒、或沒爹或沒媽、自己早早沾染酒癮、缺吃少穿…… 一些女人到莫斯科考學或找工作，因為種種原因最終流落街頭，無固定住所，大街小巷遊蕩，偶然認識外國人，給一條連褲襪或一雙亮面高筒皮靴就跟著走了。
那時候莫斯科的皮條客們已經劃分了地盤，他們保護、照顧接外國客的妓女。我們有這些妓女的檔案，任務是對正在發生的事情進行客觀描述。要掌控這個過程。類別分為陪侍外交官的、陪侍商人的、陪侍其他外國公民的，他們為了辦各自的業務進入莫斯科。
當然，我們也有自己的辦法檢查賣淫女，維護跟她們的關係。順便說一句，我對她們多數人的印象非常好，她們是有公民良心的。總之挺有用。
有的外國人跟一名女子同居數年，就像養個妾。還有的人同時跟五、六個甚至十多個女子交往。

— 您最開始怎樣跟她們聯繫的？是否要求她們簽保證書？
— 從預防性談話開始。假設一個賣淫女和外國人過夜，第二天走出旅館，我們請她去警察局談談。對她說：已經知道您跟某某人長期同居…… 接著告訴她將有何種後果。當然了，她們不會承認違法，我們進行的是不出示證據的公民逮捕。查明身份信息，由於這些人基本不帶國內護照，所以要去問住址查詢處。這時候人的反應就表現出來了。找各種藉口逃避。有的尖叫不配合，有的大言不慚說：“這樣吧，長官，你拿鑰匙鎖上門，我現在就陪你睡，咱倆和平解決。給錢也行，我今天掙了不少。就沒必要寫材料了吧”。第三種人直接講：“記我電話，隨時效勞。這種場面我見得多了，你又不是第一個……”

— 您亮明國安身份嗎？
— 不用，警察先上。我們跟大使館所在區域的警方有合作關係，必要的時候專門找個房間便於我們跟她們談話。

— 您本人親自談過嗎？
— 談過八百次了，什麼樣的都見過。應該說她們的品行程度各不相同。曾經見過一個女皮條客，相當稀有，從她口中得知許多有價值信息。您現在常見的小廣告：二十四小時親密服務，電話號碼多少多少…… 當年她就已經是行家裡手了。她養著一批接送妓女的司機，有專職婦科大夫、公寓和外國客戶群，她可以這樣跟後者說話：“你個白癡，我送女孩子給你，你只付她一戈比。剩下的錢明天趕快派人送來，老娘不找警察也能收拾你！”她用自己方式照顧她們：給予住所和精神支持，監護保障她們身體健康。
有的賣淫女憑藉語言能力、交際技巧和藝妓禮儀大把掙外匯。也有的農村妞一路走過大雜院、停車場、火車站，最後靠青春拯救自己。這就說來話長了。

羅蒙諾索夫斯基大街38號外國外交官公寓，門衛注意到近一年來有個貌似未成年的少女頻頻出入某非洲國家大使館參贊房間。按照我國法律，對這種事向來睜隻眼閉隻眼，雖然住戶擁有外交豁免權，但我們也可以就此施加壓力找他談談。而且這位先生已經結婚，家人住在莫斯科。我們決定先訪一訪少女。
有一天參贊讓她下車之後，我走過去請她進警察局。查明果然十五歲。既然未成年，我就遵守預防性談話的一切規定和她交流，講明是非，問她為什麼去非洲人房間等問題。她回答的很含糊，滿臉通紅，不明白要她做什麼。
我又去找她媽談話。她母親是黨員，在研究所上班。我直截了當問：“您知道您女兒放學去哪兒嗎？”她說：“是的，我知道，跟非洲人在一塊兒。”
我試圖擺出各種道理說服她，她心平氣和都給我頂了回來。我就提議：“您最好能寫一份聲明。然後我們去用另一種方式找那位先生談話。您想想看，在我們國家跟未成年同居…… 何況他有家庭有孩子”。這就是蘇聯人慣用的說辭，凡事總扯高尚道德。
她媽說：“你們政府以前在哪兒啊？怎麼不來談道德呢？丈夫領我到莫斯科，把我和小孩扔在街頭不管。沒地方吃沒地方住。這麼些年我倆麵包白水勉強過活，從沒見什麼官方機構來幫我，多虧善良人伸援手”。
她輕鬆熟練把我擺平了。我提醒她黨員身份，她回答：“您想讓我立刻退黨嗎？您說的是早就鏽爛鏽穿的槓桿，只給官老爺服務，不問凡人死活。沒錯，我是故意邁出這一步的，我絕不會傷害這個人。為什麼？因為他給她吃給她喝，給她買衣服。還幫她雇了英語老師。他是個非常正派的人。感謝命運讓她認識他。我們關係很好。所以我什麼東西也不簽。理解理解我這個做母親的吧。實際上她到二十歲就會結婚，憑她的教育、禮貌和打扮，我對此毫不懷疑。而且她會很幸福”。
我只剩驚訝。這事兒可不尋常，她繳了我們的槍，拒絕繼續交流。我們悲慘地失敗了。

我們有一位女聯繫人與一家奧地利航空廠的總經理保持著密切關係，此人在圈內聲望卓著。而且，這位女士當過時裝模特，是個非常美麗、優雅的人。

— 她為你們工作嗎？
— 什麼叫“為我們工作”？她同意跟我們合作，保護國家利益、國家安全。我們需要她探聽他泄漏的任何信息、可能對蘇聯造成的任何損害，以及有可能出現的商業貪腐。

— 可她為什麼同意呢？僅僅因為她擁有高尚的無產階級情操還是什麼別的原因？
— 她爸爸是蘇聯有頭有臉的人，富於創造力，在市委工作，能給女兒優質教育。那些年蘇聯公民尋求涉外婚姻是很扎眼的行為，但她不這樣認為。他對她感情很深，而且這個女人頭腦機靈，模樣也漂亮。
再者，我們必須知道某個人的一言一行，掌握他對蘇聯的看法和意願。我們沒必要招募他，通過日常生活調查了解就行了。這些她都不在話下。
這樣的女代理人我們有許多。但之所以把她單獨拿出來講，是因為我倆發生過不尋常的事情。就像傳聞描述的，我也會去她家裡，不經常去，大約一個月一次，持續三年。

— 她只和您聯繫嗎？
— 只和我聯繫。然後有一天她說：“給您個驚喜”。我緊張起來：“什麼驚喜？”她說：“不，不，別害怕，不用叫警察，您不會有麻煩的。就是他送我一輛車，我決定轉送給您。鑰匙和文件都在這兒，您自己辦手續吧”。
這種事情當然不允許。這樣的禮物怎麼能收呢？！最新款綠色“大眾”啊。無論如何我都有義務匯報上級。跟羅曼諾夫講了，他聽完建議：“何不把這輛車用作掩護車呢？反正你也留不下”。
他對自己的主意很熱情，給韋尼阿明·阿列克謝耶維奇·科茲洛夫將軍（譯註：時任克格勃第七局副局長）打電話，他不反對。接著匯報更上層，他們說：“你想什麼呢？什麼掩護車，萬一藏著竊聽器怎麼辦？”按下葫蘆浮起瓢，我開始接二連三寫報告，因為上頭警覺了，懷疑我是不是叛變了。
再一次跟女士見面，她說：“我沒駕駛證，不能開車，你快把車弄走”。
我只好推脫，三推兩推入了冬，車頂蓋滿一層雪，新車變成頑童的冰滑梯。好好一輛車就因為我們的人過度警惕給毀了。如果檢查、測試一番，這車是能用的。但我們鐵一般的指示絲毫不可違背。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訴女主人，她決定：“讓它見鬼去吧，只要您別有麻煩就行”。

— 你們手下這麼多特工女郎，有沒有誰帶來過真正有價值的信息？
— 問題在於反間諜部門認為我們玩的是小把戲，尤其我們的地位不允許我們自主行動——這是最高反間諜機構壟斷的特權。我們把材料準備好交給交上去，他們往往不屑一顧。
可是有一天開會，上級領導突然問：“你們的大專家某某是哪位？” 羅曼諾夫叫我：“報告你掌握的情況”。
我有一位十分聰明的女護士，她跟一個伊拉克人同居。根據我們的情報，此人與間諜機關有聯繫。伊拉克人非常信任女護士，甚至允許她動他的保險櫃。她發現裡面放著一大堆蘇聯證件、護照及各種證明材料。我讓她統統拍下來。
每當伊拉克人開車出門工作的時候，必定叫女護士幫他望風，比如後面有車尾隨的話就記下牌號。這情況很可疑，足以證明他屬於某個間諜機關。那麼證件和護照是替誰準備的？他的祖國伊拉克還是第三國？要麼是美國人在背後操縱他？可以有各種說法，但我重複一遍，最初信息是非常重要的。這些就是我報告領導的內容。然後總局對此採取了一些措施。

— 您的同事果真去監視伊拉克人了？
— 真去監視了。把女護士講的情況跟我們查到的一對照，很多地方相符。他也注意到我們了。
我還有幾個“聯繫人”跟阿拉伯人交往，這些傢伙往往是潛在的投機商或外匯販子。只要和他們談起鑽石，立刻兩眼放光、呼吸急促。這次行動涉及法魯克兄弟倆，案值巨大。為了阻止他們，必須出動多個部門的力量。
我的一位被保護人塔季揚娜雖然五官不好看，但性格很有吸引力。她有個筆記本，寫滿了她所謂的“我的外國朋友”。
她的工作方向是探聽聯邦德國來的商人，這些商人同我國部級官員有官方聯繫。我的職責不包括直接接觸德國人，雖然塔季揚娜好心建議我這樣做。但如果我們要求她對這家公司或那家公司的老闆施加壓力，我認為她能夠勝任。
然而最厲害的是，塔季揚娜和一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公使銜參贊關係密切。有時候他會在下班時間、沒有官方活動和來賓的情況下帶她進大使館。塔季揚娜熟悉門衛，門衛也很熟悉她，而且她的英語、德語非常流利。
塔季揚娜的一大壯舉，是六九或七零年《共青團真理報》的一篇文章，詳細介紹莫斯科外國使館工作人員不光彩的生活方式，其中信息都是塔季揚娜提供的。

— 那麼文章是按要求定製的？
— 這是一次行動。記者撰稿，文末有署名。
姑娘們提供了關於我國官員和外國商人交往的大量情況。我們知道他們找誰買東西、怎麼買的，平日可以視而不見，除非發現某些部長、副部長，更不用說部門負責人直接叛國。曾發生過為了晶體管出賣經濟秘密的案子，或者以對外國人最有利、對我國最不利的條件簽署合同。
可惜這些事實得不到重視。畢竟調查就得深挖，可某些人不能深挖，人家官兒大。我可以舉很多例子，求見高級官員處處碰壁，反倒被責罵說：“抓你們的間諜去，別亂來啊”。
姑娘們為促成簽署有利合同做了力所能及的貢獻。其中一位與奧地利某航空公司業務代表走得很近，成功賣出幾架客機。她說：“我就對我的小傻瓜明講：你到底買不買？買了！”
在這些被保護者之中，我遇見過有趣的，有時甚至是傑出的人物。她們語言流利，掌握某種文藝——或者擅長寫詩、或者會唱歌、或者廚藝高超，還有的兼具以上特長。
從我們的角度來講，總是儘量幫助手下姑娘們。

— 物質上？精神上？
— 嗯，物質幫助比較有限。但我們努力做到最好，比如保護她們免遭來自內務部門和社會組織的可能麻煩。我經常半夜出門救“女友”，她們在賓館、飯店被突擊搜查堵住，讓警察給我打電話，我就直奔警局。有時候到醒酒所撈人。

— 這些女人的經濟狀況比您好嗎？
— 那當然。我們的收入跟她們比簡直可笑。
塔季揚娜有一次跟我說：“我坐計程車出門，你坐無軌電車。我給你錢吧，你就可以打車來找我。這點錢對我不算什麼，你能用上”。她講這番話絕沒有別的意思。
所以她們都挺慷慨。

— 有沒有哪位女士嫁給外國人、出國生活之後繼續為您服務的？
— 這倒沒有。曾經有個男的居留期滿，倆人戲劇性分手，但女的懷孕了，生下小孩。於是他繼續跟她保持聯繫，我們儘可能利用這種聯繫。

— 這些女人後來命運怎樣？
— 在國內結婚成家的不少，嫁給蘇聯丈夫就不能再陪老外了。但我們記得她們的貢獻，給我們帶來過一定好處，所以會幫她們安排工作，比如難進的大使館。在這種地方上班，當駕駛員、女清潔工、女傭，可不是隨便誰都行。但我們找到漏洞，能夠滲透進去，也算辦件好事吧。如果將來需要探聽什麼信息，總歸有人可用。

— 您個人怎麼評價您的女聯繫人？
— 某些人值得欽佩。儘管她們扮演的角色一言難盡，仍然保留了做人的尊嚴和自豪感。我們尤其讚賞那些辦過不少好事的人——既是充滿愛國精神的普通人，又是對自己人生定位有清晰認知的明白人，同時也是盡到公民義務的熱心人。
但大部分人確實婊子，和她們相處一段時間就像傳染病似的纏著你。輕信某些女人很危險，求著你跟她在某些問題上達成協議，一旦她翻臉，我們就不好看了。將會演變成醜聞的口實，對某個特定的人施加壓力。

— 發生過這種事嗎？
— 屢屢發生。有時候您認為一切正常，其實她已經拿走想要的信息了，您卻毫無察覺——這種情況下您如何自保？我們採取了可靠的措施，通過技術手段檢查、面對面監督和“外勤”。

— 您喜歡這工作嗎？
— 很有意思的工作。能讓人在你面前坦言許多不為公眾所知的事情。當年這種行為屬於道德敗壞，國家想法設法拯救賣淫女——出席大會的模範女共青團員陪外國人睡覺，那不跟噩夢一樣嘛。但我們心裡明白沒必要採取思想專政的法子鬥爭青年人。姑娘們向我們尋求支持和保護，知道我們某種程度上代表國家。她們信任我們，我們幫助她們。

後記：我當然不了解那些曾經扮演秘密角色、在床上取悅法國人、德國人、意大利人的女性對國家安全做出過多大貢獻，估計只有極少數當官的對此心知肚明。無論怎樣，本文揭開了曾經全能的克格勃的又一秘密篇章，沒準檔案館裡就藏著60、70、80年代女共青團員執行危險勤務的驚奇故事。那些雖未參加修造貝阿鐵路、卡馬河汽車廠的人兒，為祖國立下的功勞也許並不少於建設者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