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特·齐赛克神父：从俄罗斯归来

译者按：这篇文章是瓦尔特·齐赛克神父在返美后发表的一篇随感，读者可以将它当作《与天主在俄罗斯》和《西伯利亚的沉思》的后日谈。
发表日期：1964年3月28日

我搭乘的飞机于1963年10月12日上午6点55分，在天色灰暗的黎明时分降落在艾德威尔德国际机场（Idlewild International）。从莫斯科起飞后的漫长航程中，我一直在想，自己在苏联滞留了24年，其中大部分时间在西伯利亚度过，再次见到美国的情景会是什么样子。然而，当飞机滑行到航站楼时，我将这些想法丢得一干二净，我的所思所想，唯有见到等候迎接我的姐妹和耶稣会同伴。我的喉咙似乎不知为何突然收紧起来，对于初会的期待，使我感到一种紧张的幸福。因此，除了黎明时分闪烁的灯光、一群记者和那种回家的喜悦之情外，我记不得多少关于艾德威尔德的事情。过了很久以后，我才开始筛选出自己对这里事物的印象。

当然有轿车。每个人都会问起轿车，这是千真万确的。你会立刻注意到它们。莫斯科的街道很繁忙，而在这里，街道上挤满了轿车，它们从四面八方驶来，车水马龙，一个又一个街区的轿车停在车位上。不单城市，而且乡间道路和小城镇的主要街道、小路以及小巷看起来几乎停满了轿车。

轿车可真多呀！我在阿巴坎的政府修车厂ATK-50做了五年的机械师，为该市的出租车队工作。出租车事实上是那里仅有的轿车，因为很少有人买得起私家车。工人的平均工资是每月90卢布（约合90美元），而一份真正好的薪水是每月150卢布。但是，小型的四缸“莫斯科人”车（Moskvicz）差不多3000卢布（几乎是三年的工资！），大型的六缸伏尔加车要6000卢布左右。这些都是我在工作中经手过的车，实际上我看到的每一辆美国车与之相比都像一艘战舰——尤其是当它们在阿巴坎的周边道路上行驶了一个月之后。

另有两件与美国轿车有关的事令我惊奇。一件事是二手车的价格非常低，而即便是一辆破旧的、由ATK-50重新装配的老爷车，在阿巴坎也至少要花去2000卢布。另一件事是看到一名修女在驾驶汽车。当我停下思考，便料想修女作为司机并不强于或逊色于其他人，因为这里的大多数年轻人似乎都是跟在车轮后面长大的。但我已经有近25年没见过穿戴宗教服饰的修女了，看到一名修女在开车，我对此感到不可思议，而且觉得很有意思。

当然，楼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指的不是纽约的摩天大楼天际线，或者你穿行在城市时看到的一座座用玻璃、钢铁和铝片建造的高塔。每个人都对纽约抱有这样的期待。然而，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英里又一英里排列整齐、油漆鲜亮和状况良好的房屋——又大又舒适的乡间农舍，每个郊区的一排排修葺严整的装有玻璃的“现代”砖房，每座小镇上结实的砖瓦房及其带框架的门廊。

有时，我仍会在参观这些房屋时感到不安。一个家庭居然占用了六七个乃至八个房间！我无法摆脱这种异样的感受。而且每个房间都有地毯、图画、镜子、灯、椅子，甚至还有一台收音机。在西伯利亚，带四个房间的房子是一种奢侈，即便如此，“闲置”的房间一般也会被租出去。我在阿巴坎期间一直住在这样的闲置房间里，睡在一张用木板替代弹簧的小铁床上。坦率地说，你不可能在我在阿巴坎最后两年住的房间里装下任何“标准”的美国床——它们的框架过大，床垫有一英尺厚。

我也不习惯全天都有热水，或者你随时可以洗澡的观念。在西伯利亚，有热水供应的房子一周只能用上两次热水，冬季的供水情况还算最好的。在我曾经住的地方，中央供暖的意思是厨房的大砖炉的角伸进房屋的全部四个房间。但在这里，即便最贫穷的人家也有中央供暖，炉子是燃气或电动的，厨房里摆满了电动烤面包机、电动搅拌器、电煎锅、电烤炉——一切都是电动的，包括开罐器。每户人家都有吸尘器，我甚至见过十几岁的孩子拿着便携式吹风机走来走去。当人们在这里购买洗衣机时（每户人家都会买），他们可以在十几种型号中挑选，所有这些型号都有特别的功能，而且大多数有配套的烘干机。在俄罗斯，只有一种类型的洗衣机，即比尔卡（Bielka），配有一个手动拧干器，没有烘干机——而且你还得亲手朝洗衣机里注水！如果你能买到一台，它的价格是90卢布，差不多是一个人一个月的全部工资。

你并非只要走进百货公司（Magazin）就能买到一台洗衣机。你得预订一台，并把你的名字写在那些在先于你的预订者名单底部。然后你每周要回来在你的名字旁边打勾，以表明你仍然想要和需求那台洗衣机。如果你连续两周未在你的名字旁打勾，或者总共错过了三次，你的名字就会掉出名单。名单上可能有500个或更多的名字，但每个月只有35或40台机器会被送到百货公司，所以等待一年以上是很正常的。地毯和冰箱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宾夕法尼亚州谢南多厄的老家，我为一间厨房配有两个冰箱感到不可思议。

还有那些冰箱里或者商店里的食物! 你无法想象，在隆冬时节看到水果意味着什么。苹果、甜瓜和葡萄是我们在阿巴坎仅有的水果，而且仅限收获季节。如果你看到有人拿着苹果，即便是个陌生人，你也会马上走过去，问他是在哪里买的，然后立刻赶往那里。在那里时，我们确实买到过几次橙子，但全是小小的中国橙子，当然你如今再也见不到它们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葡萄柚，或者桃子、梨子、李子、樱桃和菠萝等水果。香蕉是如此稀少，以至于有些人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处置它们，他们无法确定香蕉究竟是水果还是蔬菜，该煮熟还是生吃。而在这里，商店的橱窗在整个冬天里都摆满了各种水果，人们却视而不见地走过。

在这里，你可以走进任何一条街上的任何一家商店，买到肉、牛奶、黄油和各种蔬菜，无论是新鲜的、冷冻的或是罐装的。当我在一家超市里徘徊了几个小时，睁大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么多食物，我的姐妹们开始觉得在西伯利亚的岁月影响了我的思想。所有的商店都是如此。除了女售货员检查每个人装食物的购物篮需要花点儿时间，你从来不需要排队购物。在阿巴坎，你无论买什么东西都要排队。当商店里有人排队，就意味着那里终于有东西可卖了。在你去上班前和下班回家的路上，如果你看到有人排队，就会自觉地走进队列。无论他们卖的是什么，都会是你需要的东西。

令我惊奇的不仅是商店里的食物，还有一户普通人家桌上的普通伙食。我头几次去看望谢南多厄的朋友时，感到心中有愧，因为他们为我如此破费。有几次我问他们怎么买得起这些食物。他们会仿佛不解地看着我，然后对着我微笑，相互使眼色。在阿巴坎，我经常用卷心菜、洋葱和土豆为自己煮上一锅汤，或许添进我保存的一些牛骨或羊骨，也可能是一块肉——要是我能弄到的话，这锅汤将是我的早餐和接下来三天的晚餐。在汤里加一把猪油，让它覆盖上一层厚度足以没过小指的油脂，是我在饮食中增加脂肪的方法。加上一大块有嚼劲的黑麦面包，这一餐就完成了。

除了偶尔会在午餐时吃一片香肠配上一块面包，我很少吃肉。其他时候，我在车库的午餐是一块面包和一颗洋葱，或者一块面包和肥膘。在美国，我见过厨房里的母亲们在餐后扔掉的食物，比我在俄罗斯半个星期吃的食物更多更好。这里的狗在一周内吃的肉比我一个月吃的更多。当人们留下盘子走掉，吃剩的食物有半盘之多，我不禁呆住了，他们在餐馆里经常这样干。

这里的用纸太浪费了! 所有商品都用纸捆扎，用纸盒装，用纸卷起来，用纸打包。而且用的不是纸就是塑料。每份水果都是单独包装的，蔬菜用玻璃纸袋装着，所有商品都被装在印色鲜艳的诱人纸盒里，然后它们会被统统扔掉或烧掉! 而在西伯利亚，你得自己带包装纸去商店。多数人发现最好的解决方法是买一份报纸，在漫长的排队等候期间，它也让你有事可做。

当然，我像这么说的时候，仅仅是在叙述我的印象，而不是提出批评。我有点像来自西伯利亚的“瑞普·凡·温克尔”，不由自主地被自己国家的事物所震撼，对我来说，这些事物看上去陌生而新奇。毕竟，我曾以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的身份过着西伯利亚人的生活，遵守所有的规定，习惯了所有的风俗，并把一切困难视为理所当然。阿巴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诺里尔斯克，我从集中营获释后获准在这些西伯利亚城市作为一个自由人生活——而不是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或敖德萨。作为一个获释并被指控为“为梵蒂冈从事间谍活动”的“政治犯”，我未获准住在这些主要城市或“政权”城市中。我也不是社会学家，所以我不会假装将苏联的生活与美国的生活作比较，抑或相反。我仅仅记录了我的表面印象，还有那些在我回国之初以及持续在许多细微处不时震惊我的事物。

译者注：瑞普·凡·温克尔（Rip Van Winkle）是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所写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故事背景是荷兰殖民地时期的美国乡村。瑞普为人热心，靠耕种一小块贫瘠的土地养家糊口。有一天，他为了躲避唠叨凶悍的妻子，独自到附近的赫德森河畔兹吉尔山上去打猎。他遇到当年发现这条河的赫德森船长及其伙伴，在喝了他们的仙酒后，就睡了一觉。醒后下山回家，才发现时间已过了整整二十年，沧海桑田。原本闭塞的山村现在一片沸腾，到处是演说、传单、竞选。恍惚中，瑞普发现酒店招牌上英王乔治的画像变了。红色的上衣变成了蓝黄色，手中的王笏变成宝剑，头冠三角帽，下面是“华盛顿将军”的字眼。瑞普终于知道，他现在已由英王的臣民变为“合众国”的一个自由公民。

例如，就在几周前，当我在费城的圣拉迪斯劳斯堂区学校（St. Ladislaus parish school）与孩子们交谈，墙上的十字架震撼了我。在俄罗斯，你绝不会看到这种场景。不知何故，我突然有种异样的感觉，竟然感到自己格格不入。我能从孩子们的眼中看到对我——一个他们称之为“神父”的司铎（而非对我个人）的热情和敬重。我想到那些曾经来找我辅导英语的俄罗斯孩子。我和他们相处时必须小心翼翼，决不能提及天主！而在这间教室里，在十字架下，我对这些孩子可以无话不说。在阿巴坎，我感觉遭到了束缚，不得不小心地避免吓到孩子们。

记得有一天我忘记了这事，提到了天主。我能看到他们眼中的讶异和惊恐。“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一个小女孩说，“像你这样聪明的人，怎么可能相信天主？你怎么还能让自己被关于天主和宗教的蒙昧故事所影响呢？”她好像是个七年级学生。我不想让他们在没有得到答案的情况下离去，于是对他们说，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会碰到和天主有关的想法，这是一个困扰许多人的严肃问题，如果他们不去仔细思考这个问题，不去试着为自己解答这个问题，就会铸成大错。在那种情形下，这是我所能做到的极限。当时我刚被克格勃再次警告：不许在宗教问题上“煽动”人民。如果我试图向这些孩子谈论天主，或者指导他们，就会被认定为“诱导不成熟的思想”。俄罗斯的国情就是如此。

苏联宪法第124条规定：“为了保证公民的信仰自由，苏联实行政教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一切公民都享有举行宗教仪式或者进行反宗教宣传的自由”。这实际上意味着，宣讲宗教的权利止于教堂门口或母亲的膝盖上。在开放的教堂里（一般只有东正教教堂，除了莫斯科这样的大城市）有仪式举行，人们可以自由参加——只要他们不是党员或不担任负责的工作，或者不会犹豫失去他们的地位。这就是“信仰自由”。但你不能改换宗教信仰，也不能谈论宗教或试图劝人皈依，而在学校、党、工会、报刊、广播和电视所行使的“反宗教宣传的自由”下，无神论获得积极和持续的宣扬。

因此，在俄罗斯，宗教并没有如这里的人们所理解的那样受到字面意义上压制或迫害，而被说成阻碍共产主义进程的事物，妨碍了“共产主义新人”的教育。在特别课程、培训会和讲座中，党员、学校教师、共青团员（Komsomols）和工会成员奠定了彻底的无神论基础，以便协助打击宗教——并非通过政府立法，而是通过宣传话术和树典型。在学校里，一切都被“科学地”解释给孩子们听，天主和宗教的观念被视为来自不科学的旧时代的遗留问题。孩子们被教导去调侃他们的长辈，因为长辈们依旧相信这些事物，而且从来没有接受过科学和技术培训——这些培训会告诉他们这些观念与现代科学是多么地不相容。这种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能造成破坏性的效果。

然而，长者们依旧相信天主，他们的影响力在家庭生活中仍然十分明显。因此，年轻人在学校听了反宗教的言论，在家里却仍能看到宗教活动的实例。这令他们感到困惑。在公开场合，他们不相信宗教，并会与任何劝他们信教的人争论。然而，在私下里，他们并不笃定。曾有年轻的已婚共青团员来找我，求我为他们的孩子授洗。当我问到对孩子施以宗教教育的可能性，以及他们为什么想让孩子领洗，他们会简单地告诉我，他们在学校和党组织中听到过关于天主和反对天主的各种言论，但他们并不信服。以防万一，他们想为他们的孩子做他们父母为他们做过的事。当我问他们是否会把父母所教的东西教给自己的孩子时，他们热切地表示同意。那是一段奇异而悲伤的经历，却也是一段充满希望的经历。我在美国看到的事物越多，那段经历在某种意义上就显得越奇异。因为那种隐秘的信仰与美国的信仰之间的对比，简直令人惊愕，前者始终如同风中残烛，却以某种方式维持了光亮，后者的表达则是公开的、自由的、甚至骄傲的。

然而，当我穿行在纽约的圣巴特利爵主教座堂（St. Patrick’s Cathedral），你知道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吗？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只有寥寥数人从那些开启的大门走进来参观。我明白我的印象是片面的，在工作日的中午，教堂里挤满了上班族，他们抽出午餐时间去参加弥撒和领圣体。乍一看，这里的宗教看上去几乎就是走个过场，如果你昨夜在外头呆的太晚，就可以免去这种义务。

在西伯利亚，在我做弥撒时，人们冒着被捕的危险前来，而在这里，他们不用冒任何风险，却不常来。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诺里尔斯克，当人们得知有司铎在镇上或这样那样的地方做弥撒，他们会不远千里赶来，带着自己的孩子来领洗，在弥撒之前办告解，然后在弥撒中领圣体，在弥撒后为他们的婚姻请求降福，求我来祝福他们的房屋或为死去的家庭成员举办荐度仪式（panikida）。他们冒着丧失工作、工会成员资格、获得公寓或子女受教育的机会的风险，来到棚屋、营房的房间或私宅里。因此，在牧养了那样的教友之后，想到这里的人可以把周日的弥撒看作一项例行公事，或将对于他们堂区和学校的支援看作一种负担，我感到难以置信。

我应当重申，这些是我的第一反应和我的印象，并非任何意义上的批评。我只是在陈述自己第一次重新审视美国时产生的印象。作为一名司铎，我曾奋力帮助那些渴望参加弥撒的人，而在一个对公开宗教活动毫无限制的国度，却产生了宗教冷漠这一最初印象，我对这一印象不禁大为震惊，仿佛被雷电劈中了。

人们总是向我问起一个话题——种族问题。坦率地说，当我看到黑人在餐馆里用餐，与白人一起工作（甚至在华盛顿的政府部门工作！），在火车和公共汽车上坐在他们身边，自由地和公开地与他们交谈，我十分惊奇。起初我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读到过关于美国的暴乱和黑人遭殴打的报道。我听说他们无法去学校接受教育，不能和白人一起用餐，也不被允许从事某些工作。我曾在电视上看到一些黑人穆斯林演说者在哈林区号召建立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独立国家，在那里他们可以享有自由并独立于白人。

我曾试图对向我询问此事的俄罗斯人说，这种故事一定是夸大其词的。但是，对于电视图像和新闻照片，或者苏联媒体频繁引用的美国知名领导人（包括黑人和白人）的声明，我又能说什么呢？我能想什么呢？我在1934年离开美国去罗马学习神学，无从得知30年后美国的情况是怎样的。我可以说新闻被夸大了，但我确定吗？你可以想象，当我看到黑人自由地四处走动，并得到所有人的接纳，那时我是何等震惊。同样，这是我的第一印象，是我对自己被诱导去相信的事物所产生的自然反应。我已经开始了解到尚存在哪些问题，尚有多少事要做。但或许我的印象会反映出普通的俄罗斯人对美国有多少了解。

我是一个美国人，很高兴能回到家乡，但你能从这些对美国的最初反应看出，我在许多方面几乎是一个陌生人。我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才能体会到家的感觉，但我很高兴能回来。然而，对于我们这些无从发现真相的人，别人又会有怎样的印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