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埔之火：被低估的风险，和未设防的认知

大埔宏福苑的火场已冷却。
无论具体数字如何变动，那些被火焰吞噬的生命，都已成为公共记忆的一部分。
官方进入调查程序，社会情绪在哀悼之后逐渐回归平静。
这一切看似进入惯常的“灾后流程”。

但如果我们的追问，只停留在“发生了什么”，而不进一步追问“为何它必然发生”，那我们便会错过这场灾难背后真正的结构性问题 —— 一种长久存在却被忽视的“低成本安全”模式。

这场火焰烧穿的不只是外墙，更烧穿了一层我们自以为稳固的认知保护膜。

一、悲剧不是偶发，而是成本计算的结果

我们似乎习惯将灾难视作“疏忽”或“个案”。
但大埔的火灾呈现的，不只是某个项目的失误，而可能是一种 制度化的风险结构：

“低成本安全”是一套社会机制，而非某个项目的意外。

其逻辑并不复杂，却极为稳定：

1. 可省的安全环节尽量省（材料、施工、流程）

2. 将风险外部化给住户与公众

3. 倚靠侥幸心理作为“默契的缓冲区”

4. 在没有事件发生时，被视为“合理”甚至“高效”

例如：

• 在材料选择上，非阻燃网与阻燃网之间的成本差距，使“省钱”成为强烈的诱因；

• 旧式搭建方式在许多情况下被视为理所当然；

• 居民的前期预警常因“看似没事”而难以进入行动阈值；

• 监管体系内部也常受限于“没出事就算合规”的逻辑。

这些并不是某个人的失误，而是一个系统性激励结构的自然产物。

换言之：
悲剧的发生，并非概率，而是迟早。

二、灾难后的“认知战”：为火道辩护的话语体系

大火熄灭后，另一场火却开始燃烧：
认知上的火。

我们看到一套熟悉的话语正在迅速流动：

• 以某些技术参数为根据，暗示竹材“并不危险”

• 以“保护传统工人就业”来反对材料升级

• 用“本土方式”、“成本压力”稀释风险讨论

这些论述有共通之处：

它们不在讨论风险本身，而在讨论如何为既有利益结构维持合法性。

比如：

• 把“火道易燃”转移为“导热系数比较”，

• 把“安全标准”转移为“就业问题”，

• 把“责任讨论”转移为“民生情绪”。

这种框架转换极为高明：
它把公共讨论从“安全与生命”挤压进“技术细节”或“道德绑架”。

其结果是：
资本的成本计算不变，公众的风险却被重新包装。

我称之为「认知降级工程」。

三、如何破局：用制度重新改写成本公式

如果问题是结构性的，那么解决也必须是结构性的。

1. 技术标准前置，而不是被折价

高层建筑外墙维修、临时构筑物的阻燃标准，应是“准入门槛”而非“推荐选项”。
即：
不是允许替代，而是禁止非标。

并辅以：

• 生产端的认证

• 施工端的抽查

• 使用端的追责链条

才能真正压低风险。

2. “就业保护”应转化为“产业升级”

产业工人不应成为技术落后的牺牲品或盾牌。

更负责任的做法是：

• 政府/行业推动阻燃材料普及

• 设置资金支持与培训体系

• 让工人从“高危低薪”转向“安全高技能”

这不是淘汰人，而是淘汰风险。

3. 重大风险点应纳入穿透式监管

特别是高密度居住区，应有：

• 住户参与的前期预警渠道

• 独立技术人员的巡查机制

• 跨部门的即时响应程序

让任何层级的侥幸，都无法形成合力。

四、最薄弱的防线，其实是认知

大埔的火灾让我们看到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

物理火灾可能瞬时发生，

而认知火灾却可能在无声中蔓延。

当公众被一套“伪专业、伪民生”的话术说服，
愿意接受对自身不利的风险结构，
那就意味着——
思想主权已被局部卸除。

因此，防灾不只是技术升级，
更是认知升级：

• 追问本质： 风险与成本究竟由谁承担？

• 警惕情感绑架： 民生、传统、本土不应成为阻挡安全的盾牌。

• 重设价值排序： 生命与安全，高于任何形式的成本合理化。

这是现代社会真正的“防火墙”。

结语：让悲剧止步于一次，而非成为结构循环

大埔之火告诉我们：
风险不只是物质的，
更是制度的、文化的、认知的。

要避免下一场悲剧，
不只是建筑要升级，
制度要升级，
社会意识也必须升级。

当规则足够硬、
当侥幸不再便宜、
当公众能识破被精致包装的风险谎言，
生命才真正被托举在制度之上，而非侥幸之上。

这才是对逝者最真实的纪念。
也是未来不再失守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