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蒋雨融的演讲看当代精英的出路

哈佛女孩蒋雨融的演讲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本就高度撕裂的舆论场早已被各种立场的情绪化言论所淹没。有人嘲笑她的口语发音，有人质疑她的家庭出身，有人把矛头指向哈佛，有人指责她的演讲“假大空”，还有自觉的民族主义者批判“白左”以及担心境外势力渗透。而支持的一方被这种铺天盖地的反对声音所吓到，要么重复蒋雨融演讲中的理想主义呼吁，要么以精英的自我认同来反对各种民粹言论。

平心而论，蒋雨融的演讲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大问题。作为一名二十多岁的毕业生，以自己生活中的经历为例，阐述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和展望，而且其理想也非常积极正面，这没有任何问题。假如一名国内普通大学的毕业生能够有这样的演讲水平，她身边的所有人应该都会为她感到骄傲。

然而为什么蒋雨融会被如此反感？抛开自觉的保守主义言论不谈，很多即使认为蒋雨融的理想主义立场没错的人也对她口诛笔伐，认为其代表的精英阶级伪善至极，一方面给民众灌输大道理，一方面又垄断着所有资源自我标榜。在蒋雨融的演讲中，大家感受到的是割裂，不明白演讲内容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在提到买不起卫生巾的女孩以及战火中丧生的孩子时，这种对同理心的呼吁反而让民众认为这种居高临下的怜悯像是在道德绑架。

这种思维逻辑本质上和他们所反感的精英没有什么不同，它并非追求平等，而是根植于一种幻想。民众幻想着精英们能够真正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做出一些实质上的举动来解决问题。一旦精英没有满足这种期望，民众就认为自己被精英所背叛，从一种期待迅速转化为愤怒和不满。而哈佛大学，本身就是一种精英的标志性象征，人们理所当然地觉得哈佛毕业生就应该是自己期望的样子。也正是因为如此，对蒋雨融的批判才是一种“爱之深，恨之切”，就像自己翘首以盼的清官居然是个贪官这种幻想的破灭一样。如果一开始没有这种期望，自然也不会有失望。

这里其实是两个幻想，一是幻想精英应该满足群众的要求，二是幻想哈佛学生必然是精英。这些幻想在最近几十年一直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强化，以至于如此根深蒂固，稍微打破一点就会引发巨大的民粹主义反弹。

我们先来分析第二个幻想。在阶级社会中似乎这是不言而喻的公理，布尔迪厄由此提出“文化资本”理论，他指出如学位、学历、各类证书一类的制度化产物构成了一种官方承认的、得到保障的体制性文化资本，这些文化资本同其他资本形式一起构成了统治阶级的垄断资源，哈佛大学的学位也就自然成为了“精英”的一项标签。

这种名校学位与文化精英绑定的现象并不是自古就有，就算在资本主义下也是最近几十年出现的新现象。拉塞尔•雅各比有一本知名著作叫《最后的知识分子》，他指出：“知识分子在当下生活中唯一的去处就是大学，大学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塑造就开始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文化空间。学究和乏味的论文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服从学术界封闭而狭小的关系网，则关乎他们的未来。曾经美国更早的年代的知识分子，他们不受论文框框条条的拘束，他们在乎的受众不是学者，而是大众的历史，已经成为了过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知识分子一般以书籍、评论和报刊为生，从没有或很少在大学里教书。他们为公众而非同行写作，是公众崇拜的偶像。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知识分子陆续开始进入大学，接受大学的教职。然而即便如此，大学对于知识分子的束缚仍然不强，正如布尔迪厄在《学术人》中的描述：“所有那些知识分子英雄——阿尔都塞、巴特、德勒兹、德里达、福柯，更不用说当时那些次要的先知——在大学里往往处在边缘位置，甚至无权指导正式研究工作。”而在二十世纪80年代之后，大学通过一整套制度化管理限制住了所有知识分子。研究风格、专业术语、对特定“学科”的认识，以及自己在学科中的位置，成了知识分子的关注重点。也就在这时，大学与文化精英完成绑定，布尔迪厄定义的文化资本才真正成型。

这种现象其实标志着资本主义在文化领域的倒退，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开创的文化革命倒退到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从热情洋溢的政治活动家到封闭保守的类似教士阶层一样的学院派。在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潘恩、卢梭、马克思这样的思想家，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学术垃圾生产商。即便是具有批判性的学院知识分子也同样如此，正如雅各比所说：“非理性的、前卫的、松松垮垮的60年代知识分子长成了比前辈知识分子更衣冠楚楚、更职业化而深藏不露的一群。有上千名激进的社会学家，但没有米尔斯；有300名好斗的文艺理论家，但没有威尔逊；有大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但没有斯威齐或布雷弗曼；有成群的城市批评家，但没有芒福德或雅格布斯。”

葛兰西在两种知识分子之间进行了区分。他把与特定社会阶级保持紧密联系，兼具组织与教育功能的知识分子群体称为有机知识分子，而把自认为是独立自治的，维持文化传承稳定性的知识分子称为传统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诞生初期，有机知识分子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只要回忆一下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托马斯·杰斐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等知识分子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影响就能很容易分辨出来。中国的情况更加特殊，严格来说，中国没有传统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一直都是一种“半有机知识分子”，他们并非是一群“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而是至少在表面上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的读书人。在知识分子学院化之后，他们已经普遍失去了这一目标，光明正大地支持精致的利己主义。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变化，更关键的是大学本身失去了人类文明引领者的作用，而变成了类似中小学一样的阶级再生产的社会机关。学校貌似脱离统治阶级而自主，实际上只是现有秩序的一环，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布尔迪厄定义的文化资本其实还有另一种含义，布尔迪厄称之为“具身化文化资本”，指个体通过长期社会化过程内化的文化能力，如语言风格、审美趣味、行为习惯等。而大学，尤其是名校，就成了资产阶级子弟和想阶级跃迁的小资产阶级学习这种文化能力的地方，是资产阶级进行阶级再生产的工具。这种文化能力对于人类社会并没有什么进步的意义，它只是资产阶级彰显自己阶级身份的装饰，满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一种虚荣心以及识别同类的能力。一旦人沉陷在这种环境中，即使他本人具有一种批判性的意识，也会不自觉地跟着学校氛围完成这种阶级再生产，而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有机知识分子。因此，在今天我们很难将名校毕业生视为精英，他们既没有知识也不有机，毕竟想跨越阶级需要学习的文化能力和真正改造世界所需要学习的知识完全不一样，也完全缺乏和其他阶级的有机联系。

其实，资本主义本身是无法生产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即使在资本主义早期也更大程度上是依靠同化传统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来为资产阶级服务。最典型的就是英国，我们普遍认为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英国资产阶级就掌握了国家政权，但事实上当时英国的托利党和辉格党都不能算是资产阶级政党。马克思对这两个党有精彩论述，他说：“第一个叫托利党，按其性质和历史发展来说，是一个纯粹中世纪式的反动透顶的党，是旧式贵族的党。”至于“英国辉格党只能是这样一种令人厌恶的、各色各样的分子的混合物，其中有拥护马尔萨斯的封建主义者，抱着封建偏见的大富商，失却荣誉感的贵族，无力经营产业的资产者，满嘴进步词句的保守分子，狂热迷恋保守主义的进步分子，一点一滴地贩卖改良的掮客，各式各样裙带关系的庇护人，营私舞弊的老手，以及宗教中的伪善者和政治上的伪君子。”只有到1867年议会改革，内阁的大门才向工业资产阶级敞开。但是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土地贵族在议会和内阁仍然拥有相当大的势力。熊彼特一直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非道德的经济制度，驱动它的是追求利润、打碎一切市场障碍的一种动力，就像马克思所说：“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绞首的危险。”而它主要依靠前资本主义的——实质上是贵族的价值观和风尚，以便维持自己作为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存在。而资产阶级的贵族气质，在新自由主义之后几乎完全消失了。总的来说，波德莱尔、马克思、布莱希特甚至萨特所认识的资产阶级已经成为过去式，当前的有产阶级已经普遍堕落，社会地位的文化标志和心理标志越来越减退。信念坚定人格高尚的林肯或正直虔诚的艾森豪威尔，让位给了保镖充当皮条客的克林顿和满嘴粗鄙言论的特朗普。我们已经无法再维持对于资产阶级精英的幻想，即使是其中的道德高尚者，他们在今天也无力解决任何问题，就像桑德斯的处境。问题并非是群众的民粹主义，而是统治精英自己的民粹主义。

但是这种对精英的反感并不意味着一定要选择右翼民粹主义，我们并非只能在“伪君子”和“真小人”之间作出选择，而是要重新建立针对“精英”的定义，将话语权从现有的统治阶级手里夺回来。在教育普及化以及获取知识的手段多样化的今天，工人阶级相比以前更容易产生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从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来看现在早已成熟，所欠缺的是其主观条件。工人阶级必须不断打破对现存“精英”的幻想，努力使自己成为真正的精英，成为自己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就像斯图亚特·霍尔指出：“有机知识分子的任务是要比传统知识分子了解得更多，真正地了解，不能只是装作了解……要深入、深刻地了解。”这需要持之以恒的深入学习各种知识，并在自己的岗位上担当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角色。对葛兰西而言，典型的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不仅像是受过技术训练的人，还是一位工会成员或党派活动家。也许，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创始人詹姆斯·坎农是最符合这一定义的人。总之，反感精英的出路并不是搞民粹主义，而是所有人都成为真正的精英。在此之前，有志于成为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的人就要毫不松懈地承担自己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