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紀錄者作為檔案人，可能透過紀實性音像作為媒介為我們帶來新的檔案，也可能藉著舊的檔案為我們再現不同角度的集體與文化記憶，更可能是在既有權力中心之外建構起新的檔案庫。

解構大師德希達相對晚年的著作《檔案熱：佛洛伊德學派印象》以精神分析的路徑出發，建立一個新的，有關檔案的廣義論述。由於記憶行為、書寫及存檔的相通，存檔、書寫，在德希達眼中無非是一種對「鮮活的記憶」的「外置化」，透過重複的形式，檔案在確立了「（外置化）記憶」的同時，確立了「毀滅」的可能——忘卻的可能，因而，檔案生於死亡驅力，且將永遠被死亡…

檔案作爲「人造的記憶支柱」，其使記憶免於淹滅在時間洪流之中，協助我們探查過去的真相，是以作爲「目標為追求真相、爭議及和解」的轉型正義的證據。但另一方面，檔案不等於真相。

「我們若忘了檔案的本身是技術性的儲存（因此是一種義肢增補物），而直接將檔案與自然或原初（或記憶）連結在一起，則會帶來暴力，因為對過去的繼承將被特定身分或民族所壟斷。」（李鴻瓊，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