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六年夏天，Q和男友一起來諮詢。男友是送貨員，薪水發不出來，眼神裡有種撐不住的沉。我提醒Q要多陪他。一週後，她深夜傳訊息：男友自殺未遂。電話裡她語氣很平，那種平是哭過太多次之後才有的。有些話說了不代表擋得住，擋不住也不代表是你的錯。

室內設計師Q做了四年，一直想自己開工作室，卻一直在等「更確定的那一刻」。她去看了一間房子，算過數字，心裡已經放好家具，卻還是站在外面吹了二十分鐘的風才打電話給Aris。Aris問她：妳怕撐不住，還是怕萬一撐住了，就沒有藉口不去做？她說：你這樣說很過分。然後說：沒有說錯。確定不是等來的，算過了、看過了、家具了，剩下的只是還沒有開口說出…

2008年秋天，出版社編輯Q在主管批評業績後當場辭職。她打電話給Aris，說不確定剛才做的對不對。Aris沒有給她答案，只問了一句：今天走跟三年後走，差在哪？Q沉默了很久，說：今天走，是我自己決定的。Aris說：對了。這通電話不是要問去留，是要確認那個她其實已經做了的決定。有時候人打電話來，不是為了找答案，是為了讓自己聽見自己說出那個答案。

二○一○年ECFA簽完，外商話題正熱。一位女生收到外商offer，起薪少了快六千，打電話來說不知道要不要接。Aris沒有分析利弊，只問一句：「妳現在多拿的那六千，是在換什麼？」她沉默了一下，說：換那個悶。十天後傳簡訊來說接了，還說那個悶不值那個錢。Aris回她一個「好」字，沒有再說什麼。有時候帳算不清楚，不是數字的問題。

二○○九年，金融海嘯讓台灣失業人數創歷史新高，銀行業缺位稀少、升遷不易。一位銀行科長升上副理後，打電話來問的不是升遷本身，而是能不能跟公司談彈性時間、每週三準時去接孩子。Aris沒有給建議，只是問她：「妳覺得不能談，還是妳沒有試過？」後來她備好半年業績數字去談，主管說好。走出辦公室，她說腳有點軟——不是緊張，是想到差點就這樣…

在眼鏡行工作的Q，每天幫別人找一副看得清楚的鏡框，卻在自己的感情裡看不清楚。男友劈腿三次說會改、三次沒有行動，她打來說很亂。問到最後，她自己說出了要做什麼。我插上耳機，放了自己想聽的歌。

工作五年、每天原地踏步的Q，某個深秋夜晚打電話來，說她終於想清楚了那個「應該」是誰的聲音。她查了國考、問了前輩、報名了課程，打來不是要問我意見，只是要跟我報備一聲。我聽完，沒有多說什麼。

Aris在忠孝東路7-11門口接到Q來電。Q剛被主管問要不要接受資遣，躲在停車場不敢回家。Aris問她留下來打算怎麼讓自己不被裁，Q答不出來。再問資遣費之後想做什麼，她說一直想學設計卻沒時間。Aris把她說的話還給她：「這兩件事是妳講的，不是我。」Q笑出來：「算你厲害，再見啦。」

2008年11月深夜，Aris在竹圍7-11接到貿易公司業務Q的電話。Q這幾天到處問朋友要不要換工作，每個人說法不一樣，聽到後來自己也搞不清楚在問什麼。Aris沒有給答案，只是把問題還給她：妳問的不是「要不要換」，是「我還喜不喜歡這份工作」。Q說有點煩、但也有點踏實。掛電話前她說：「算你厲害，靠。」

二○○七年秋夜，Aris 在民生東路 7-11 接到私立學校老師 Q 的電話。Q 決定先考完教師認證，放下轉換跑道的念頭，卻又說教書十四年，愈來愈看不到邊。Aris 沒有開導，只問她記不記得學生、學生記不記得她。Q 停了一下，說有些人還會傳訊息來。邊不是沒有，只是太長，一眼看不完。

二○○七年，一個準備進銀行的女生面試三次都沒上，不是因為不夠好，是不知道怎麼讓人看見自己。後來她去做業務，半年後決定考研究所。繞了一圈才發現，有些路不是白走的，是用來確認方向的。

夜市裡隔了幾個攤位的兩個人，一個用一年的臭豆腐當藉口靠近，一個用打翻的飲料製造機會。兩個人都在等對方先開口，卻都怕開口就沒有退路。有時候感情不需要說清楚，只需要有人願意先走那一步。

家裡，洗完澡收到簡訊。Q 是男生，同一家公司做了三年，累了一年多，說不出為什麼。Aris 一步步問：身體累還是心累？最耗的是哪一段？他說「坐在位置上，不知道自己在幹嘛的時候」。關鍵一問：想離是因為想去哪裡，還是不想待在這裡？他承認是後者。一週後他傳來：決定先不離職了。累變成背景就說不出從哪裡來，但要不要走，得自己想清楚。

新埔站路邊，Q 下午問的是感情，晚上傳簡訊說想離職。Aris 沒有給建議，問她「妳想聽的是什麼？」她說「就是想說給人聽」。說完了，輕一點了，對話就結束了。核心觀察：人在真正煩的事上問不出口，要繞一圈從另一件事進來。

承德路路邊，晚上十點。Q 是大學生，下午問感情，翻完牌說「感覺有希望」。晚上再傳簡訊問「可以在一起嗎？」Aris 用三個問題讓她自己數：他有找妳說話嗎？不多。有約妳出去嗎？沒有。上次見面誰先說的？她沉默了。她說「可是我還是很喜歡他」，Aris 回「不蠢，只是比較累」。有時候要先把希望帶回家放幾天，才能知道那是希望還是捨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