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旅游热及其成因

口罩结束至今，旅游业迎来空前发展。当试图探究其成因时，似乎总有人以“口红经济”一言蔽之。诚然，与买车买房等传统高消费项目相比，一家三口节假日旅游的花销不及前者十分之一。但需注意，“口红经济”应当特指经济下行期，人们通过购买廉价的、非必要商品来获得即时性的心理慰藉，例如现在的盲盒、二次元周边、氪金抽卡、甚至拼豆等。和盲盒类商品相比，旅游难以被称为廉价，更何况旅游通常需要提前半月甚至半年的长期规划、提前预约和抢票，不符合即时性要求。此外，“口红经济”通常指可长期持有物，并将给人以一种“持有”的安全感。当其仅存在于桌面或展示柜中，便能给人以视觉上的享受、满足和充实的体验。而长线旅游必然会消耗人大量的时间成本和精力，在时间如此宝贵，几乎等同于金钱的情况下，旅游的投入可谓沉重。将旅游简单地视作口红经济，是一种偷懒的过度简化。

因此，我认为高消费旅游实际上是一种现代人的代偿方式。这种代偿分为两面：用向外的自由补偿向上和向内的不自由，以及靠对自身行动的掌控感补偿生活中的失控感。当工作数年都未必有盼头，还得时刻担心被裁时，精神的自由被锁死，人便只能退而求其次地寻求物理位移上的自由。仿佛只要能在另一座城市呼吸陌生的空气，就能证明自己还是自由人。中国常有“穷家富路”的说法，在家省吃俭用，在外则尽量消费并享受更好的服务。通过购买机票、酒店、餐饮、门票等，人即可短暂地成为被服务的主体，尽情享受消费者的权力。常说“顾客就是上帝”，消费将给人带来虚假的权力感和对自身及环境的掌控力，体验掌控着什么的幻觉。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网上有如此多旅游避雷贴：我都花了这么多时间金钱来到这里，居然还不让我好过？于是，游客将行使自己仅剩的言论权，通过在网上发泄情绪和寻求认同感来再次确定自身，却忘了工作人员或许也同样是这个结构下的失权者。这将导致高消费、高流量的网红城市通常会有更多避雷：受制于城市的经济水平，在普通城市15元所能买到的一碗配菜丰盛的面，去了发达城市或许只能买到难吃还吃不饱的素面。花了更多钱，未获得符合预期的体验，便能将人再次置于不安全的状态，这意味着靠消费所建立的权力感，是一种相对脆弱的感受。

倘若有人对这种代偿模式感到疑惑，不妨来举个更随处可见的例子。这种以消费置换权力的现象并非旅游业独有，假如把目光投向现代消费主义倡导的“伪女权”，就会发现极其相似的荒谬逻辑。此类营销号和商业宣传都极擅长偷换概念，将消费权等同于女权。这是相当可笑的招数，靠花钱来掩盖真正的权力核心。他们鼓动女性将财富、时间、精力等，统统花在背一次就贬值的包、吃完就没有的昂贵水果点心、买了只能吃灰的电子产品上。美其名曰这是“大女主”、“富养自己”、“独立又清醒”。我无意指责女性肆意消费和对优质生活的追求，只是想警告诸位在花费时应该三思：这到底是我自身的需求，还是被商品或宣传包装出来的需求？我的时间和金钱是否应该投入到不会贬值的东西上，或者真正能改变女性地位和处境的行动上？此类宣传善于散播一种“没钱就会被抛下”的焦虑感，强迫女性继续为虚假需求卖力劳动并上供。使得许多轻信商业宣传的女性都容易陷入“消费了就是女权”的误区，从而忽略了自己和女性的真实处境，也白白耗光了去寻求真正改变的心力。旅游中的盲目打卡与此类大女主消费如出一辙，都是在资本构建的虚假场景里，花钱买一瞬“我有权”的幻觉。

不仅个人身份的定义被消费主义绑架，就连承载着反思作用的公共文化空间也未能幸免。旅游热这一现象当然有其好的一面：GDP发展、拉动内需、拓宽眼界等。然而，这种报复式旅游所带来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最直观的变化即在于旅游景点的同质化：建造千篇一律的打卡点，无论什么地区都逃不开的臭豆腐章鱼小丸子鸡翅包饭，闻风造势的所谓网红店。来看看绍兴著名景点鲁迅故居的变化吧：到处是Q版鲁迅小人雕塑，书店不仅兜售同款摆件冰箱贴，还附带原神系列盲盒笔。门口卖轰炸大鱿鱼、东北烤冷面、新疆特色馕，里面卖黄酒、黄酒奶茶、黄酒棒冰。游客各自举着新买的吃食，沉默地预约门票，排数小时队只为拍下模糊不清的“早”字。以一个近现代最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的故居所改建的景点，竟然丝毫没有起到宣传发扬其理念的作用，哪里都是鲁迅形象，哪里都没有其灵魂。从百草园走到三味书屋的游客会因此对他好奇，产生一丁点去看野草集或故事新编的想法吗？会为他的思想所震撼或深受启发，因此做出改变吗？大概只发个朋友圈，感叹黄酒奶茶味道真怪，便算来见识过鲁迅和课本了。鲁迅一生都在批判看客，如今故居却沦为看客游乐场。或许有人会质疑：旅游不就是为了放松？随便去什么地方都带着学习的任务，是否过于严苛了些。对此我必须指出：江南地区完全不缺少古镇型景区，他们的建筑、布局与河道规划等，甚至比鲁迅故居更具代表性。可古镇商业街的恶性同质化带有扩张性，使得承担教育意义的景点也沦为商场，并终将导致其意义的根本颠倒。他们剥夺了游客与思想家隔空对话的空间，并将其降级为一个拉动内需的消费者。人只是从一个被算计的牢笼里，转移到另一个同样被算计的牢笼。

综上，在算法、营销、市场的共同作用下，旅游也未必能让人获得发自内心的真正自由。去过淄博的人获得了对烧烤大肆评价的权力，没去的人因无法插入话题而被边缘化。而当人对同质化旅游景点厌倦时，便极有可能转向挑战自我，去未经开发的山区或水系探险，靠征服自然来确定自己的掌控力。一部分人蜂拥至鳌太线徒步，试图靠征服自然来确立对生命的掌控；一部分人则被小红书所谓小众景点所欺骗，在无安保措施的山沟里露营，最终被泥石流冲走。受控和失控是一体两面，失权和滥权同样是一体两面。“口红经济”是萧条时期大众为自己所购买的些许慰藉，如今的盲目旅游更像一场时代的梦游，让人假装自己在算法裹挟的旅途中拥有世界。只要现实中对权力的剥夺没有停止，这场梦游便将一直持续到积蓄被榨空的那天。这并非呼吁所有人停止出行，毕竟在这密不透风的困局中，旅游或许是许多人熬到下一个节假日的盼头。只是不要把代偿当获得，不要把消费当特权。在行动前必须清楚：真正的赋权，不产生于消费账单上的数字，也不存在于流水线出片中，而应该来自自身的改变。在暂时无力改变环境的情况下，重新习得知识、建立真实的线下联结、在日常的细枝末节中夺回对生活的定义权、停止苛责旅途中遇到的每一个工作人员或游客、遵从自己的心意而非网上的打卡指南去探索目的地的历史人文，这样才能让我们在困境中撕开一道裂口，重新窥见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