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韓民主家政課》：「不只此刻動盪，這是序章」

「我們是時代的孩子／這個時代是一個政治的時代」（辛波絲卡〈時代的孩子〉）

兩星期前在導演南雅琅（남아름 Nam Arum）那裡率先看到《南韓民主家政課》（K-Family Affairs, 2023）在Giloo上架的消息，自己小聲驚叫出來，顧不得自己人還在外面。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2024年5月放映時自己人正好不在，後來幾次台灣的放映都擦身而過，再看到香港2025年上半院線上映時，想著台灣可能也快了——但沒關係，這樣也可以的。雖然已經被爆雷得體無完膚，但真的被朋友推薦太多太多次。

1995年12月18日。韓國新聞的頭條是盧泰愚因為貪污，成為史上第一位受審的韓國前總統，但在這個家裏，一對雙胞胎出生了。

讀片介時還沒有發覺，直到看到片中的家庭錄影帶上，寫著雙胞胎姊妹的名字 아름 A-rum 和 다운 Da-un，才驚覺姐妹的名字合起來，正好是韓文裡美好、漂亮的意思。忍不住在想，或許那是這對走過抗爭年代的新婚夫妻，對自己的國家、與對新到來的孩子們的盼望。

要與這個煥然一新的國家一起好好長大啊。出生在那一天的這對姐妹，從此每五年的生日就會遇到一次總統大選。民主，是最好的生日禮物了，導演說。生日影帶裡她用孩子的鄭重唱著國歌，還沒有投票權的年紀，用孩子尚難受控的字跡大筆寫下，自己支持哪位總統候選人⋯⋯

只是往後的日子卻少不了為向望沉重。

想從體制內改變，又難逃被體制改變（？）

導演的公務員爸爸，仕途很難說是平步青雲。每逢政府換屆就會被調動到其他單位，這時管理青少年事務，沒幾年又被拉去做某部會的發言人，然後又被調去新成立的某某辦公室。隨著時間過去，世界還沒如願翻轉，在公務體系裡反覆淘洗的他，似乎也未必是自己願意地，成了會被討厭的大人。

2014年4月的世越號事件，上百名高中生沉入海底，原因至今不明。那年導演18歲，正在蹲重考班的她，苦惱於不便隨心所欲加入遊行，又難以無視身邊同學的哭聲。政府的救災不力與試圖隱瞞，在舉國哀痛之際更點燃民眾怒火——而導演自己的爸爸，此時就任職於海洋水產部，是直接負責事件處理的官方單位。

「不久前，爸爸想守護的青少年，突然消失了。爸爸是處理這韓國現代史上無法抹滅事故的公務員。加油我就不說了，請不斷感到愧疚與自責。」

片中也收錄了幾段導演的爸爸在國政監察上，作為官員被質詢的資料畫面。即使影像並不銳利，鏡頭前官員侷促不安的沈默，卻是清晰可見。換作是別人站在那裡，任誰大概早就開罵了，可是那又是自己的家人。在那之後父親輾轉調任青瓦臺，儘管這無疑是在韓國身為公務員所能去到的最高機關，然而此時去到朴槿惠政府，所有人都知道後來發生了什麼⋯⋯

導演作為在世越號事件後自我期許不再沈默的年輕人，那個冬天自然也曾前往光化門廣場加入抗議。只是好像，為什麼有些口號，就那麼說不出口呢？

「我坐在辦公室裡也聽得到。」

「真的嗎？」

「因為後面就是北岳山，聲音會迴響得很大聲⋯⋯今天總統大概要睡不著覺了。」

那段日子，導演並非不曉得，爸爸要逆著抗議人流下班。

行過坎坷起造新國家，有她們的位置嗎？

然而片中或許讓自己更為刺痛的，是一段日期標示為1996年初的畫面裡，導演母親的眼神。還是新生兒的姐妹倆整整齊齊在被子裡熟睡，戴著眼鏡的母親坐在地上，眼神空洞地看著（也許好不容易終於被擺平的？）孩子，抬頭看到鏡頭正對著自己，她勉強笑了一下，卻又抬手拭淚。

「一直面對不會說話的孩子，看著她們大便尿尿就很開心，我發現自己甚至會自言自語，覺得我自己很可悲，像動物一樣，一心只想著吃飯了沒、忙著餵奶這種事情，但我不能跟任何人說這些⋯⋯不知道爸爸可以理解我在說什麼嗎？」

拍那段畫面的又是誰呢？片中並未明示，但除了導演的父親以外，似乎很難有其他可能。導演說，父親是第一個教她怎麼用攝影機的老師，而自己至今沒有放下攝影機，走上紀錄片這條路，也有一部分是想替父親完成他大學時的記者夢。

當年的他，有看到那些嗎？有看懂嗎？

「如果我說出來，一定會被說我很奇怪吧。」導演的母親接著說。看著大學時一同抗議的夥伴、最好的朋友與後來的伴侶，在民主化的政府與人交流、做出建樹，越走越遠——自己似乎被丟下了。可是明明就還有想做的。90年代中期的韓國才剛制定不因性別歧視工作權的法律，然而面對公司裡多位上司的「勸進」，她硬是壓到婚禮前兩天才遞出辭呈。

那段經歷（與一則招募志工的報紙廣告）促使一位母親走進婦女運動，成為一位女性主義者。往後的日子，她在辦公室裡為接住性暴力受害者與推動性平政策而努力，也走在街頭參與大大小小的平權運動。對政府的抗議像是在正面挑戰身在公務體系的丈夫，然而片中收錄的畫面裡，導演的父母儘管政見或有不同，也會不時開酸對方，但開放討論、在可以承受的範圍裡真誠回應，仍是這個家裡的日常。

因為小孩放在家裡沒人顧，母親參與抗議時得把女孩們帶在身邊，使得導演與妹妹兩人從小就在街頭走跳，在韓國以「我是一位女性主義者」自居還有著一定污名、會引來訕笑的年代（某種程度上今日仍是如此），兩個小女孩在把抗議現場當作大大遊樂場的同時，也眼看自己的媽媽與許多姊姊、阿姨們，如何走在她們前頭，為她們的未來爭取更好的可能。

到了MeToo運動在韓國爆發、甚至就在導演就讀的學校裡爆發，作為運動前輩的母親與上了大學的女兒，還是一起在街頭喊聲，要求實現女性主義政治，要政治領域的性別平等。「看到這麼多年輕人都來到這裡，心臟抖得很厲害，但是腳抖得更厲害，要跟不上大家了呢⋯⋯」母親邊小跑步趕上隊伍邊感嘆，「得要認真想想，就算腳抖到不能一起遊行，我要怎麼以顫抖的心參與其中。」

《家政課》在Giloo亮相的時間點，正好就在韓國光復節前夕（8月15日，二戰終戰紀念日）。

今年因為逢80大年，可以看到韓國社會各個領域用不同方式盛大慶祝，有連鎖超商在便當隨機附贈鍵帽，寫著「大韓」、「民國」、「萬歲」，韓國職棒 KBO 在光復節前後用全韓文做期間限定的社群製圖，有政府部門出了印有尹奉吉加入韓人愛國團時宣誓文內容的水壺（考慮到他後來的行動，出水壺真的是，很有趣呢），今年六月去首爾那次，已經看到歷史博物館以 AI 技術，製作多位獨立運動家身著白淨韓服、抬頭挺胸踏出監獄牢房的影像。時尚雜誌《VOGUE》韓國版，也在8月15日當天釋出一系列在首爾西大門刑務所拍攝的畫報，在這一日本殖民時期關押、處決大量獨立運動參與者的監獄，模特兒身著現代設計的韓服、舉起國旗，頗有奪回空間詮釋權的意象。

而《家政課》的原文片名애국소녀，對應的漢字直譯正好就是「愛國少女」。愛國是什麼意思，要求總是同一群人無限度相忍，就是愛國嗎？什麼樣的國家在值得擁戴的同時也不放棄人，那代表什麼樣的日常實踐？當年那個在生日派對上，大聲唱起國歌的八歲小女孩，長大以後的今日是否已經活在她所能活的，最好的可能？在家也在街上，以鏡頭，她還在走，還在問。

（就在起筆寫下這些的這幾天，再次看到南雅琅導演在社群上宣布，她獲得 Chicken & Egg Films 資助，將會持續發展她的第二部長片《K-Grandmas’ Square》。該機構長期贊助女性與多元性別影人創作與敘事，伊藤詩織《黑箱日記》及王男栿、張嘉玲《獨生之國》等作品，先前亦曾獲該機構不同計劃協助。）